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共产党从它的路线、工作、经验、觉悟程度、同群众的联系来说，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如果拿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标准来说，那还有许多不具备式不完全具备。接着，毛泽东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对斯大林提出的十二条逐条进行分析、讲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对此，我们在前面引用的《毛泽东年谱》一书中的介绍，说得比较清楚了。
毛泽东的这个演讲，通篇闪耀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光辉，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对正确解决陕甘宁边区党的领导问题起了重要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对毛泽东的这个演讲作了详细的阑释，从中总结出四个基本要点。
（一）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作理论基础的。毛泽东详细地论述了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指出从党的建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期都是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的，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理论领导了大革命。大革命后期出现的陈独秀主义离开了马列主义，内战时期出现的立三路线、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都是非马列的、甚至是反马列的。后来的张国焘也是如此。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比较正确，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当然也还有一些残余存在。这就是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反马列主义的斗争。为了提高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提出，党的高级干部每一个人读三四斗本马、恩、列、斯的书，如果读通了，那我们的党就大大地武装起来了，“我们的面貌就有进步，我们的布尔什维免就能化得更好”。
（二）党的决议、政策和理论正确与否，只有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毛泽东讲解斯大林讫布尔什维克化第四条，“必须便得党在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检查这些口号和指示的正确性”时，他说：理论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从客观实际得到证明的，我在这里讲话，我决不能说我的话讲出，就完全正确。要在实行以后，证明它是正确的，才算正确。今后任何领导者，任何同志，都要有这样的态度。客观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尺度。用什么尺来量真理呢？就是用实践这个尺。所以说不在他的决议案和宣言，而在他的行动。
（三）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说，列宁作了一本书，叫《共产党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告诉党员要把革命性、原则性同灵活性、机动性配合起来。我们有的同志不大注意这本书，不懂得这个道理，不是犯右的错误，就是犯“左”的错误。毛泽东还举彭湃
同志搞群众工作，不得不同农民一起拜观音菩萨的事情为例，说明：这里有时要迁就群众的落后，听他们的呼声，但是要领导他们前进，要用革命道理教育他们。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统一战线上就要讲究战略战术、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在抗战时期，这就要一方面“革命不忘妥协”——既坚持共产党的革命奋斗目标，又联合资产阶级甚至地主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妥协不忘革命”——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与一切投降、倒退、分裂行为进行斗争。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群众工作上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既反对冒险主义，又反对投降主义。
（四）对于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和反党以至反革命问题加以区别。毛泽东说，过去我们党缺乏这样的区别，在长时期对这两条是分不清楚的，把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也给以无情的打击，共产党员犯了错误跟反革命没有区别。毛泽东强调，对党员小的错误、个别的错误包括整顿三风的思想斗争，这是以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对大多数同志来说是这样的性质，这要用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但是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同党对立起来组织派别反党，以至于走到反革命，则应当清洗出去，不能当党员，这是革命对反革命的斗争。毛泽东说，这两种斗争是互相联系的，在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了反革命，展开了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但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斗争，不能混同。当然，对于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也允许他们回头，给以活路，不是斗争致死。（《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11页）
14。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读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不能把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民族问题除了包含农民问题以外，还包含民族文化问题、民族国家问题等等，但是民族问题的基础，它的内在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这也是毫无疑义的。这也就说明农民是民族运动的主力军，没有农民这支军队，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声势浩大的民族运动。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正是指这一点说的。
——摘自斯大林《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斯大林说：“所谓民族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说“实质上”，就是说基本上，并非忽视其他部分，这是斯大林自己解释过了的。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
——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
（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页）
＇解析］
《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是斯大林1925年3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演讲，载于1925年4月15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7期，后收入张仲实翻译的《斯大林论民族问题》（1948年东北书店出版）。在这篇演讲中，斯大林提出了“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论断。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强调指出：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没有衣村中的大革命，就不可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也有城市根据地，但必须以农村根据地的发展来巩固它。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农民问题就更为重要了。农民这个名称所包括的内容，主要地是指贫衣和中衣。贫农，连同雇农在内，约占农村人口70％。贫农是没有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中农约占农村人口20％，他们也受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没有政治权利，不但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革命和土地革命，并且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因此，全部中农都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是重要的革命动力的一部分。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又根据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的论断，再一次阐释了“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这一重要论点。
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些教条主义者讥笑毛泽东注重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上山主义”。在此，毛泽东用教条主义者的这句讽刺话，说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作用。他说，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际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农民战争。中国共产党人如果离开了广大的农民的援助，就将一事无成。
而且，中国的农民也不同于俄国的农民，他们更富有活力、创造性和进取精神。由于不同于欧洲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农民即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也不仅仅意味着是所谓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在近代中国的一切重大变革中，没有农民的参予都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的下层社会，农民注定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
15。干部决定一切（读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原文］
如果我们需要顺利地消灭十分缺乏人才的现象，使我国得到足够数量的能够推进技术和运用技术的干部，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毕竟应该了解：人才，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就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
——摘自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
——摘自毛泽东1937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而斗争》（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7页）
［解析］
“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是斯大林在苏联以完成国民经济技术改造为主要任务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来的。当时，由于国民经济各部门都获得了大量的新技术，精通技术的干部人才问题，便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而在此之前，联共（布）曾提出的”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实际上，在这几年间，技术干部增长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技术增长的速度，尤为严重的是，在很大一部分干部中，还错误地认为，只要有了技术，一切就会迎刃而解。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于1935年5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及时地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新口号，他说：“‘技术决定一切’这个旧口号，反映了我们十分缺乏技术的过去的时期的口号，现在应当用新口号，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来代替了。这是现在的主要问题。”
1937年5月，正值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毛泽东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特别引用了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这句名言，强调干部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
中国人似乎对“干部决定一切”的理解更为深切一些，因为中国人有更强的组织性，对领导者的依从心理更强烈，同时对领导者的个人素质的要求也更高，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能力极强同时人格高尚的干部，在那种严酷战争环境中，他们发挥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组织才能，没有这样一批才华出众，富有经验而且道德高尚的干部，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16。新老干部取长补短（读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些人认为在挑选干部时主要应当注重老干部。相反地，另一些人则认为主要应当注重年轻干部。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是错误的。老干部当然是党和国家的巨大财富。他们有年轻干部所没有的东西：丰富的领导经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锻炼，业务知识，明辨方向的能力等，但是第一，老干部总是少数，不能满足需要，而且由于自然界的天然规律，他们已经部分地开始丧失工作能力。第二，一部分老干部有时候喜欢一味地朝后看，迷恋过去、迷恋旧事物而不能自拔，看不见实际生活中的新事物。这就叫丧失对新事物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