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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联盟”的机关报等。它是由路易。
达基埃（又称“德·佩尔普瓦”）创立的，他后来为纳粹党人效劳，替他们迫
害在法国的犹太人，而一个叫保尔·佩多纳的“大西方联盟”会长却被人认为是
“斯图加特的叛徒”。
“法德委员会，，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个组织的成员中尤以乔治·斯卡
皮尼和费尔南·德·布里昂最为突出。
所有这些政党和运动的报纸对法国部分公众的舆论都有一定的影响，使人们对
纳粹暴行逐渐宽容和“谅解”。
就那些对这个政府有好感的法国人而言，他们长期受到两个组织的影响：第一
个是在埃尔富特的“世界服务部”，它用六种语言出版一种半月刊，第二个是在汉
堡的德国菲希特同盟，它发送全德的政治性传单和小册子。
这些宣传完全以反犹主义为基础。它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志同道合者，保安处
和盖世太保可以从他们当中招募最有价值的间谍。与通敌小组保持联系是有利可图
的，所以克诺亨派遣他的一名助手佐默尔独自去同他们打交道。
克诺亨及其人员都要看军政府的脸色行事。驻法军事总督奥托·冯·施图尔纳
格尔上将的办公地点设在克莱贝尔大街上的美琪大饭店。他的组织由施密特博士领
导下的汉斯·斯派达尔将军为首的军事参谋部和军政府所组成。
参谋部主管纯军事问题，而军政府的部门则处理民事问题，如：警察事务（贝
斯特博士），经济事务（米歇尔博士），农业（赖因哈特），法律事务（梅迪库斯
博士）。
卡尔·瓦尔纳。贝斯特博士是由于他的专业知识而当选的。据回忆，他曾经是保
安处的组织者之一，担任过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一局（人事局）和第二局（行政和经
济事务）的局长。军政府主要是解决组织问题，并同法国行政当局保
持联系。贝斯特毫无执行权，执行权完全掌握在秘密战地警察和战地宪兵队的
手里，他们直接听从军事参谋部的指挥。但是由贝斯特领导的那个行政部门则处理
涉及到法国警察的所有问题并对法国警察进行监视。
参谋部有着自己征用来的集中营和监狱，并想方设法监督它们。在每个分区里
都有一个部门负责同地方长官和相当于该职称的秘书长保持联系，向他们转达上级
的指示。
在每个战地司令部里专门有一人研究警察问题。
可以这样认为，占领初期，希姆莱驻法国的局被严格限制在只能获取情报方面，
所起的作用不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二年五月。
安全问题和军事情报处只能有“谍报局”来考虑。该局办事处设在吕泰西亚饭
店，由鲁道夫中校领导。
如同所有间谍组织一样，谍报局也选用使人听来无关紧要的公司名称来掩护他
们的分局。“红十字会女子第十二军团征募处”是德国最重要的谍报分局之一，在
法国南特取名为“南特工程局”，在第戎取名为“工程总部”，在波尔多取名为
“会计处”，在图尔称为“欧洲国际运输公司”。
克诺亨小队与这个庞大的组织一比较就显得相形见绌。尽管如此，克诺亨经过
数月的地下斗争之后，还是守住了阵地，没有长期受他对手的支配。
但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军事总督的职务当时给克诺亨的工作带来莫大的困难。
实际上，施图尔纳格尔是希姆莱人员所面临的一个比较凶恶的对手。尽管克诺亨同
秘密战地警察首脑索瓦博士达成协议，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很紧张，致使施图尔纳
格尔命令克诺亨停止调查，切断克诺亨小队同德国进行情报联络，克诺亨也就不能
同海德里希进行任何的交往。
克诺亨到处碰壁。甚至在德国大使馆他也遭到冷遇。
外交部在一九四零年八月三日的一封信中规定了驻法大使奥托·阿贝茨的作用。
他必须在法国内政、新闻、电台和宣传等各方面来控制军事秘密警察和国家秘密警
察。此外，在没收重要的政治文件方面他可以出谋献策。“元首明确地命令，法国
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所有政治问题由大使阿贝茨一人负责。”但是按照旧惯例，盖
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处对阿贝茨的指示根本不予理睬。
克诺亨的不幸遭遇倒是在无人想过和无人会阻止他的地方得到了报偿。他常去
巴黎的沙龙，甚至最有名望的沙龙也去。他沉湎于时髦的女郎。他的法国朋友领他
去名人家里，使他有机会充分发挥他所具有的那种聪明才智。人们很快看到他成为
那个“世界”圈子里的各社交场合和宴会上的座上客。那些人都希望利用开拓同德
国人积极合作的道路来谋取私利。因此克诺亨不仅知道巴黎人生活的各个侧面（这
对于象他这样一个人来说得益非浅），而且还能知道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的过去和
现在，工业的实际情况，公众舆论的反应，各种倾向和反对党领导人，抵抗运动及
其同英美关系等最感兴趣的事情。他的几个新朋友——可以说不少——就是这样成
了他的间谍。（我不想残忍地说出现在已经被人民遗忘了的姓名，但是，如今把它
视为给克诺亨当时的某些酒肉朋友上一堂爱国主义的课，倒是颇有兴味的。）
克诺亨名义上的领导人托马斯博士曾经选择另一种方式来影响法国内政。法国
被占领以后，德国当局和维希政府采取了反犹措施。同时，《法国反犹报》从德国
宣传部得到大笔经费，开始挑起一场真正的大屠杀，其目的是在法国居民中唤起反
犹的感情。在德方的怂恿下以暴力行动为宗旨的这场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与其说托马斯喜欢柏西的沙龙，倒不如说更喜欢皮加尔广场附近的夜总会。他
的政治顾问是欧仁·德隆克（以前当过极端法西斯主义的蒙面党徒的首领，而现在
是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和助手菲利奥尔杀人犯。为了“引起公众舆论”，他们
两人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建议托马斯袭击巴黎的犹太教堂。托马斯认为这种想法有独
创之见；这使他回忆起一九三八年纳粹党人在德国组织的那次“自发性的”大屠杀。
他委托第六局（保安处外事局）党卫队中队长汉斯·佐默尔同德隆克和菲利奥尔一
起准备这次行动所需要的物资。行动所需炸药由佐默尔派人从柏林取来。另外，佐
默尔的特殊任务是要在军人，尤其是在施图尔纳格尔不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地同法
国“内奸”保持联系。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夜晚，巴黎人在睡梦中被一系列的爆炸声惊醒。凌晨二点
三十分的时候，一只炸药包使得炮塔路上的犹太人教堂遭到严重损坏；三点四十分，
纳萨雷特圣母路上发生炸药爆炸；四点三十分，一颗炸弹在维克多利亚路上的犹太
人大教堂爆炸；五点钟：圣伊索尔路，下午三点十五分：科佩尼克路。除了一颗炸
弹在巴韦路，第二颗在蒙特斯帕路上的一家礼拜堂里爆炸之外，仅仅一个夜里，在
国防军巡逻队的鼻子底下发生了七次爆炸袭击事件。
德隆克为他的老蒙面党徒的英雄行为感到骄傲。事实上，深更半夜地在大门入
口处安放炸弹，然后偷偷地溜掉，这也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陆军统帅部给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首脑海德里希发去
一封信。写信人（可能是贝斯特）
回忆说，在袭击时有两名国防军成员和多名法国人受了伤。
他继续说道：“这些袭击是由德隆克集团内的一些法国人搞的。炸药是由党卫
队中队长佐默尔从柏林设法弄来的，然后交给这些作案者。佐默尔知道袭击的时间
和方式，而且在袭击前直接同作案者呆在一起，奉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巴黎分局局长，
党卫队中校克诺亨博士的命令采取行动。此人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四日给军事总督附
寄的报告中主观上和客观上都错误地把这些袭击看作“纯粹是法国的事情”。
克诺亨首先遭到谴责，虽然他对准备工作早有所知，但他还是在袭击前二十四
小时发表意见说，由军事特别队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一切都很平静。（袭击后采
取了报复手段。）“那些在十月二日和三日进行爆炸的作案者和主谋者不会不知道，
他们的计划会影响不参与的人，而且带来最严重的政治后果。”
由于很快确定了作案者，从而避免了这次危险。但是法国警察迅速发现了事实
真相，这次事件影响了占领军的威望。这封信的结尾泄露了它的天机；“保安警察
和保安处特别队的领导人应对他们的措施和队员的行为负责。即使不去推测这位领
导人间接或直接参与爆炸暗害活动，但是就这次事件的政治作用和对德国当局政治
地位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言，有必要更迭特别队的领导。为此，陆军总司令
请求解除党卫队旅队长托马斯的职务。参加爆炸暗害活动的人员——党卫队中校克
诺亨博士和党卫队中队长佐默尔——不再继续留任在西部占领区使用。最高统帅部
认为可以接受那里分局的协议。”
施图尔纳格尔竭尽全力利用他对手所犯的错误，他相信能把他们干掉。回想起
发信的那一天，在南特有十六个无罪的人质倒在射击队的子弹下，第二天又有二十
七个无罪的人质在夏托布里昂被开枪打死，他对那些无辜被杀害的法国人所表示的
同情看来显然是无稽之谈。
施图尔纳格尔在行政方面（纳粹党人对这唯一的地盘伤透脑筋）做得对。但是
克诺亨太有价值了，简直难以考虑与他分道扬镳。托马斯尽管把“他的女婿”一下
子提拔为“左右手”，但也是不堪一击的。海德里希提出一种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
法：托马斯请求免除他在巴黎的职务，几天以后，他前往基辅担任新占领的东部地
区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首脑。
克诺亨以这个地区的唯一主人重新露面，他作为解除武装的警察头子受到军人
的严密监督。然而，他的聪明智慧和随机应变使他能在这条险要的羊肠小道中取得
胜利。
盖世太保史
第三章 盖世太保巧胜军人
军政府反对海德里希的特别队，不仅是因为存在着对抗，而且也是对一九四零
年六月二十二日在雷东德缔结的停战协定有不同的看法。
协议的第三条可作多种解释：“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占领区行使占领国的一切权
力。法国政府在行使这些权力中有责任竭尽全力支持和依靠法国行政当局执行所颁
布的法令。因此，法国政府必须立即指出被占区的所有法国行政机关和行政部门遵
行德国军事总督的命令，具体地与他们合作共事。”
最高统帅部打算如实地使用这些规定，把占领区的法国行政部门置于绝对控制
之下。其目的是：由法国人自己管理被占领的法国行政机关，监督法国当局是否严
格遵守德国的指示，德国军政府的作用就是控制和监督。
军人们认为，这种解决方式有说不完的优点：法国人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可以
由他们自己去克服，而且管理方便，尤其让法国当局去执行德国指示的这种方法最
为上策，它可以避免居民对由德国人引起的一切事情作出本能的反应。从这些方面
说明了德国当局为什么对那些表示愿意同他们合作的法国人如此般的友好，他们并
不想并吞法国，而是想把它引导到德国政策的路线上来。
因此，从军人的观点看来，德国警察的一次直接行动恐怕是要把水“搅混”。
他们所能容忍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唯一机构是由丹内克尔领导的反犹小组。他是伯
梅尔堡的助手兼艾克曼在法国的直接代表。
特奥·丹内克尔是慕尼黑人，二十七岁，属于盖世太保的人员。他于一九四零
年九月抵达巴黎，经济上和组织上虽然隶属克诺亨，但并不隶属他的指挥。他的“
工作”取决于艾克曼，由艾克曼直接向他下达指示。
“犹太问题的第一任总监”格扎维埃·瓦拉在他的诉讼中供认，丹内克尔是个
“暴跳如雷的纳粹分子”，他只要听到“犹太人”这几个字，就会“失去理智似地”
大发雷霆。当排犹措施生效时，他监督法国当局所作出的决断，并发表了措词激烈
的抗议书，尽管他己对他们稍微施舍了一点仁慈。
丹内克尔把他的两个办公室分别设在福熙大街三十一号和柳林街十一号。他立
即起用法国的反犹者，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帮助他们建立犹太问题研究所，为此，他
没收了豪斯曼大街一家犹太人企业的房间。在那里“研究”“犹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