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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离开自己办公室以前，他让人烧毁了一大批不愿落到达尔南手里的档案。
两天以后达尔南搬进了孤独的办公室，这样就在当年的最后一天完成了维希政权开
始以来最有效果的行动。由于把维持秩序的任务委托给了一个善于敲诈勒索的党员，
一个极端主义小组的头头，所以给滥用职权大开了方便之门，并公开模仿起纳粹体
制来了。按奥伯格的计划，民兵部队应成为法国的党卫队，应该在几个月后作为武
装党卫队参加希姆莱的军队。
住在巴黎的勒内·布斯凯受到了监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即登陆诺曼底的
这一天他在巴黎被捕，他的父亲在蒙托邦被投入监狱。但是后者十四天以后被再次
释放，而这位前警察总监却依然是个俘虏。
伯梅尔堡和他的司机住在纳伊的一幢别墅里。他的一位同事达梅罗也曾住过那
里，直至维希政府召回他去那里接替被抵抗运动小组杀害的盖斯勒。
这幢宽敞舒适的别墅为某些客人，有时也为著名的囚犯提供住宿帮了大忙。布
斯凯也被安置在那里。十天以后他从陆路被带到德国，在特格恩西分配给他一幢别
墅，迫使他住在那里。几天后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儿子也跟着去那儿。
达尔南刚一上任就得到无限的权力。一九四四年一月十日公布一条法令，把指
挥全法国警察的唯一权力交给他。
当他的前任获得警察总监的头衔时，他只被任命为维持秩序的总监。 从此
时起，民兵部队实际上作为国家机构进行活动。他们的宿营地成为与盖世太保合作
的毫不掩饰的附属品。在这两幢房屋里施行着同样的审讯方法。囚犯被直接交给盖
世太保，手续很简便。法国政府的警察越来越多地被民兵部队所排挤。
被捕的人数每星期逐步上升。仅仅三月份就有一万多人被法国当局拘留，这与
一九四三年头四个月所拘捕的人数不相上下，当然还应该把被盖世太保拘捕的人数
计算在内，但是他们的数目是个未知数，而且有时候几星期不向司法当局报告所有
被民兵部队拘留在监牢里的不幸者。
一月二十日公布第二条法令成立军事法庭，这个滑稽的法庭由三名不是司法官
的律师组成。他们的姓名是保密的，他们在监牢里秘密举行会议，他们所作的判决
应立即执行，不得提出上诉。那里既没有起诉人，也没有辩护人。
长期来德国人要求成立特别法庭以此镇压秘密抵抗组织的活动。奥伯格后来承
认，他不想如此迅速地采取措施。
军事法庭于一月底在马赛，随后又在巴黎开展工作，其中在圣旦进行“审理”
的一家法庭判处了十六个抵抗运动战士死刑，立即执行。借用匿名杀害法国人的那
些“法官”极大部分是民兵部队的成员。
如果作者在这里根据个人的回忆报道了法国监狱里的囚犯是如何窃听这些军事
法庭的会议的，那么人们也许会原谅他。只要稍为仔细听听军事法庭开会时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声音，就足以明白这些法庭是依据一种奇怪的法律观念办事的。
军事法庭多半在下午召开会议。总之，我在这段时间里几乎一直听见他们工作
时的响声，我料到是三个秘密的法官先生在参加午宴后前往监狱。
他们来到监狱之前，总是举行同样的仪式。所有被争取过来参加“杂务工”的
囚犯；洗碟者、厨师、端菜者和书写员都被送回到自己的牢房里。接着看守人员把
所有牢房的窥孔和双层门关了起来，好象到了晚上似的。稍待片刻听到监牢的双翼
大门徐徐启开。一辆卡车开了进来，停在环形路上，人们听到一阵低沉的撞击声：
棺材被卸下来，放到石块路上。卡车开得很巧妙，以便停在远一点的地方，它很快
满载着棺材又开走了。 大门再次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支步伐整齐的行军部队
的脚步声在环形路的城墙间发出回响。一个命令下来，便听到枪托碰阶砖时所发出
的响声：行刑队已作好射击准备。
顿时一片静寂，牢房里的囚犯在紧张地偷听着。跑龙套的演员已经准时到达，
大家在等着剧本的主角，在小门上轻轻地敲一下门就马上启开了。这时传来了前院
小石子路上的脚步声，栅栏门接连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法庭”人员已经聚集在
律师的接待室，犯人们可以在小桌子后面作一番自我介绍，他们过去就是倚靠在这
张小桌子旁同对面的自己辩护人讲话的。
此时戏剧发展得很快。从监狱底层传来一阵嘈杂声，接着又是一扇牢门的响声，
时而打开，时而关闭，还有正在走向接待室的脚步声。
整座监狱屏住呼吸、气氛紧张。“政治犯”和“刑事犯”之间不再有什么区别；
每个俘虏都喜爱其他俘虏，也就是喜爱那个落入可怕陷阱的兄弟，要活着离开这个
可怕的陷阱那是不可能的。
几分钟过去了，五分钟，也许是十分钟。如果“被告”较多些，那么会议有时
候需要大约十五分钟。而这十五分钟看来是长得可怕。门声和脚步声终于宣告了会
议的结束。有时突然发出一种声音，那是一种很快就要窒息的绝望声或愤怒声。铁
栅栏又相继启开，圆石子又在脚底下发出沙沙的声音，小门重新在这三位“先生”
的后面关上了，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镇静地走了出去，而被判者却在仓卒地写完他
们最后的一封信。
警卫队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一阵喊叫声，接着“犯人”们满腔怒火、泪水纵横
地引吭高歌，那只曲子的歌声回荡在环形路上，多数人唱马赛曲，有时唱国际歌，
接着又是一阵喊叫声，声音渐渐离去：“永别了，同志们！法国万岁！”紧接着是
一阵枪声，它在高墙间发出可怕的隆隆的回声，经久不息并在监狱的角落和我们的
头脑里起伏不停。一种单调的霹雳声犹似打雷后发出的那种做作的声音：给死者添
补了致命的一枪。
当特遣队的整齐步伐从大门处远远离去的时候，我们听见锤击声，有人正在把
毛坯木料制成的棺材钉牢。最后卡车开走了。达尔南的刑庭也就宣告结束。
到了晚上，监狱神父看望了每间牢房，在那憔悴的脸上和大眼镜后面的那双善
良的近视眼里流露出世人的全部悲哀。“我的朋友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同志……”
他的声音停留在这句话上。“他们死得勇敢。如果你们是虔诚的教徒，那就为他们
祈祷吧！如果你们也勇敢起来，你们就有希望、就有信心。”说完话以后，他就走
了，他从每个牢房里带走十二个或十五个被捕者，他们正在等待法庭的下一次审判，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流露出虔诚的爱和虔诚的信心。
我必须指出，遗憾的是这些军事法庭的大多数“法官”在解放后没有被认出来。
盖世太保史
第一章 陆军反击盖世太保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东方刚刚破晓，一支强大的舰队全力向法国北岸推进。
一小时后，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将军的率领下
登上了卡尔瓦多斯海岸，迅速地取得了立足点。这场经过酝酿、期待已久、异常可
怕的法国之战即将开始。
盖世太保在盟军的围困和夹攻中只有招架之势，毫无反击之力。德国陆军重新
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顽强地进行激战，终于保住了几个月来坚守的每一寸土地。
希特勒禁止任何退却行动。党卫队直接参加作战，驻守在东南地区的“帝国师”以
惯用的暴行来执行他们扫荡游击区的任务。这个师为了抵抗盟国部队，从蒙托邦到
圣洛，横扫了整个法国。在他们所经过的道路上，留下了成百具尸体。蒂尔的九十
九个被绞刑者和格拉尼河畔拉多村的被枪决或被活生生烧死的居民成了国家社会主
义的牺牲品。
残暴的统治必然导致他们走向灭亡。“帝国师”在圣洛战役中失去了五分之三
的兵力。圣洛沦陷之后，德国部队被迫逃离阿弗朗什，一窝蜂似地向布列塔尼撤退。
在巴黎，奥伯格和克诺亨的官员们开始惶惶不安，盟国部队迅速逼近首都的消
息不胫而走，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以防一旦巴黎失守，有些人为丁确保行动自由
而偷偷溜走。等到天快大亮的时候，抵抗力量的作战分队必定会阻击最后一批德国
撤退部队。为此，奥伯格命令预先逮捕一切适宜担任领导工作的人。
早在四、五月份有人就采取了这样一个措施：逮捕了十三个被看作敌视德国的
在职的地方行政长官和其他一批著名人士。
八月十日，又有四十三个人被逮捕和放逐，他们当中有：地方行政长官、高级
财政官员、上将、上校、少校，律师和教授。巴黎人没有觉察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
他们沉浸在一种催眠的状态之中，被解放斗争的胜利成果弄得神魂颠倒。这场解放
斗争扩大到了首都以西二百公里。七月十四日，巴黎好几个区的市民在法国国旗的
指引下穿过大街，准备进行最后的决战。
巴黎人根本没有预料到七月二十日发生的戏剧性事件，这个事件使驻巴黎的德
国当局、尤其是盖世太保大吃一惊。
德国反法西斯人士早就打算重整旗鼓，采取冒险行动，但是由于保安队和盖世
太保四出活动，这一行动遭到了破坏。在军队中也组织了抵抗部队，只有他们似乎
有几分成功的希望。但是一切证明，他们宁愿找一些能说服自己的理由来安慰自己，
而不去过多地考虑接受上司赐给他们的许多恩惠。上司懂得，要用越级提升（注）、
支付高薪的方法来堵塞他们的嘴，更不用说希特勒经常把这些礼物赐予那些大元帅
和将军了。
（注）1940年7 月19日，十二名将军同时被提升为大元帅。
所以最初抵抗纳粹的勇敢行动并非出现在军队。在战争时期，最早的敌对运动
往往产生于高等院校。这些院校的师生们受到良心的责备，因而起来反对继续轻视
一切精神的价值。派纳粹密探混入大学是破坏不了具有独立、自由和正义感的老传
统的，这些老传统对各地大学生来说非常宝贵。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运动小组。这个小组
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大胆说教的小册子，并在一九四二年夏天继续
油印和散发从席勒的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梭伦》中摘录的几个篇章。
一九四三年初，“白玫瑰”的队员开始进行公开对抗。年轻人敢于把“打倒希
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到墙上，这在今天也许是不足为奇的，而在当时却需要相当
大的勇气。二月十八日，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有人油印了公开号召起来反对纳粹
统治的传单，并以投寄方式将其投向讲堂。同时，传单还向国防军官员的良心和自
尊心发出呼吁。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意外事件，他把卡纳里斯和拉豪森叫到
慕尼黑，他们了解传单事件的全过程。二月二十二日那一天，传单的起草者被处以
死刑。青年人更相信军人的荣誉感，他们的呼吁在军队内部引起了反响，也许这个
呼吁有助于谍报局的那些一成不变的老牌密谋集团采取行动。
然而，“白玫瑰”的青年队员并不仅仅满足于散发传单。
二月十九日，他们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世太保的一个密探
小头目一眼认出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于是，他便急匆
匆地跑去报告。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当天就逮捕了三个大学生，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
斯托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这两人都是医科大学学生，还有二
十二岁的莎菲·舒尔，她是哲学系的学生。三个人经受三天的审讯和拷打后，于二
月二十二日被判处死刑，当天晚上就被处决。
搜查活动还在继续进行。七月十三日，哲学教授库特·休伯和医科大学学生亚
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十月十二日，厄运终于降临到医科大学学生维利·格拉夫
的头上，“人民法庭”宣判他们死刑，并且用大斧砍去了他们的头颅……。
绝大多数的法国人是不知道这些酷爱自由的殉难者的名字的，可是他们却付出
了高昂的代价，在此向他们表示适当的敬意是有充分理由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灾难象催化剂那样影响了军队。目光敏锐的人认为，总有那
么一天，希特勒要么不得不放弃战争；要么将战争扩展到俄国寒冷的平原，以全军
覆灭而告终。如果现在将军和军官们对希特勒及其统治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