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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毕竟已有几百个人被从毒气室里救了出来。二月初，第一辆运输车到达瑞
士，犹太人组织支付给米西五百万瑞士法郎。报纸对这件事作了报道，某些外国报
纸宣称，瑞士同意在战争结束后给予纳粹党领导人以政治避难权作为报酬。希特勒
得悉后大动肝火，他禁止继续释放囚犯。
米西仍然继续努力，他不顾年纪大（注），不顾空袭和远途的危险多次到德国
去。四月初，他得到希姆莱的允诺，集中营不予拆除，而是完整无损地让给盟军。
如今，在值得怜悯的小分队中的囚犯被抛在路上，或者拥挤在封闭的车皮内，他们
毫无目的地穿越德国去寻找另一个集中营，这些犯人与其说是被盟军释放，不如说
是去送死。他们在一些集合点听从命令，当不幸者们听到战斗越打离他们越近时，
就会在畏惧和希望中间徘徊。
与米西有着同样思想的犹太人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希勒·施托希，国际红十字
会代表卡尔·布克哈特和瑞典人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都在积极工作。这些谈判使
希姆莱相信，他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拯救德国（和他的生命）。
（注）他当时已七十多岁。
他与伯纳多特伯爵会晤两次。那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和四月初，他给予伯纳多
特的诺言同给予米西的诺言一样：集中营不予拆除。然而他对继续打交道一事犹豫
了很久，由于他一面对元首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一面害怕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
他的双重表演被发现的话，这种惩罚就等待着他，所以他不敢决意冒险。可是，在
这关键性的四月，希姆莱已经失宠，他的党卫队也遭贬黜，此外，希特勒又很少接
见他，这种情况使他有可能脱掉他的主子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
四月十九日。在施伦堡力图说服劳工部长弗朗兹·赛尔特的时候，希姆莱与财
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结果取得一致意见，希特勒必
须下台或者隐退，由希姆莱接班，以便迅速缔结“光荣和约”。密谋者在最后时刻
同他们的先行者一样很少是现实主义者。希姆莱相信是会成功的，因为伯纳多特伯
爵在他们最后一次会晤时，劝他去接替希特勒，并要他公开宣布：元首由于重病在
身不能履行他的义务。因此，他应该解散国家社会主义党。希姆莱准备发动这次迟
延的政变，但事先要弄清楚——因为畏惧仍旧折磨着他——盟国究竟愿不愿意同他
谈判。
四月二十一日，希姆莱离开总理府后与施伦堡会面，施伦堡正等待着他，以便
陪同他一起去霍恩吕兴疗养院。因为那里已经做好了同伯纳多特伯爵进行会谈的准
备工作，希姆莱答应阻止拆除汉堡附近的博伊恩加默集中营，并且请求伯纳多特，
把他的建议转达给艾森豪威尔将军，希望能·同他会晤一次。伯纳多特尽一切努力
打消希姆莱在未来的德国起政治作用的幻想，所以会晤并没有获得成功。
然而，希姆莱仍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不放，而这根救命稻草似乎就在他希望紧
紧抓住的一刹那时间里从他手中滑落下来。在霍恩吕兴约会之后，伯纳多特立刻动
身经过吕贝克前往瑞典，而希姆莱决定在吕贝克会见他，以便向他提出建议。这些
建议是他想在消灭希特勒的同时——他终于接受了这种思想——为了停止敌对行为
而提出来的。施伦堡飞往吕贝克，发现伯纳多特已越过了丹麦边境，正停留在阿彭
拉德。他与伯纳多特通了电话，征得他的同意在弗伦斯堡会晤。施伦堡在那儿凭他
外交家的那根三寸不烂之舌，劝说伯爵与他一起返回吕贝克，因为此时此刻希姆莱
已经到达那里。虽然伯纳多特确信继续会见用处不大，但还要蠢蠢欲试。四月二十
三日晚上十一点钟，希姆莱同伯纳多特在瑞典领事馆地下室的蜡烛光旁举行了最后
一次谈判，当时在不断遭到空袭的吕贝克市已经断电。经过五小时会谈以后，伯纳
多特同意希姆莱向瑞典政府提出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是否应该传达给盟国，那只
有他一个人有权作出决定。
希姆莱立刻写信给瑞典的外交部长克里斯蒂安·京特。他在信中请求京特在盟
国方面斡旋一番。
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德国以任何形式提出的单方面投降的
设想，这使希姆莱的希望化为泡影。
四月二十二日，他获悉希特勒下令处死他旧时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博士，
因为这个人把自己的妻子送到美国人那里，勃兰特是在图林根被捕的。此事证明，
元首还可以从避弹室的底层发号施令。
此时此刻，那个已处在半禁闭的、神经错乱的“法老”（注）
自知没有希望了。四月二十二日，他对周围的人说：“战争失败了……我用枪
自杀。”第二天，有关戈林“背叛”的消息给他施加了一点力量，他怒斥那些叛徒
和胆小鬼，并发布了对他们的处罚令。四月二十四日，柏林处在包围之中，但是希
特勒仍然对前来解围的温克大军抱有希望，温克这支军队是个幽灵，很明显，四月
二十七日那天，军队根本没有到达柏林。
（注）指希特勒——译者。
在四月二十七日前一天，一件意外事变使得元首更加恼怒，连希姆莱派到元首
那儿的联络官、希特勒的连襟菲格莱因也离开了避弹室。当希特勒在四月二十七日
得知这件事时，他派了几个党卫队人员去找他，他们很快找到了他，这一次把他作
为犯人带回了避弹室。当有人在四月二十八日把从英国广播公司窃听到的消息提供
给希特勒时，斯德哥尔摩路透社办事处报道了希姆莱同伯纳多特的会晤，以及他的
投降建议书，这最后的背叛使希特勒勃然大怒，因而作出了一系列最后的决议。俄
国人涌进柏林，接近波茨坦广场，最后的猛烈进攻开始了。希特勒怒气冲天，他命
令手下把赫尔曼·菲格莱因拖到总理府的大院里给枪毙了。然后，他派人叫来一名
文官。四月二十九日早晨，希特勒与他多年的情人爱娃·勃劳恩结婚，在场的有证
婚人鲍曼和戈培尔。过了一会儿，他立即口授他的遗嘱，并叫自己的女秘书写下来。
戈林和希姆莱受到了鄙视。他说：““戈林和希姆莱在不让我知道，并违反我的意
志的情况下与敌人进行秘密谈判，企图非法独揽国家大权。他们除了对我个人完全
不忠以外，已经给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注）他把他们从党
内开除出去，解除其一切权力、职务和头衔，并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他的接班人，
头衔为“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注）希特勒于1945年4 月29日立的政治遗嘱，摘自《德国政治和历史文件》
第528 页。 在第二部分关于他私人的遗嘱中，他委任鲍曼为他一九三八年五月
二日遗嘱的执行者，通过立遗嘱，他把自己的私人财产用来交纳党费；将若干钱款
付给他的家庭、家属和一些朋友。
遗嘱的最后部分写道：“我本人和我妻子不愿受撤职和投降之辱，选择了死的
道路。我在为我的民族服务长达十二年的过程中，绝大部分的日常工作都是在这里
完成的，因此立即在这里火化，这是我们的意愿（注）。”
（注）《新汉诺威信使报》1946年1 月4 日。
四月三十日下午三点三十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希特勒结束了生命。希
特勒用一支手枪对准自己的嘴开枪致死。爱娃服毒自杀。两个人的尸体按照他们的
最后意愿被党卫队员抬到总理府的花园里，浇上汽油，烧成灰烬。
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仿效希特勒，携带着他们的六个孩子去死。戈培尔夫妇请求
一位医生，用注射毒剂的办法使孩子们入睡，他们自己则请求一名党卫队员朝颈项
开枪把他们打死，这个党卫队员表示愿意为他们效劳。戈培尔一家的八具尸体也在
花园里火化，当时是晚上九点整。
最后一批幸存者从避弹室里摸索着走出来，穿过总理府的废墟，企图在黑暗的
掩护下通过俄国人的战线。他们中间有的曼，他已电告邓尼茨，希特勒已经任命他
为继承人，并希望他在新政府里找到职位。
据两个目击者发现，鲍曼是在城市的废墟中死去的，但是他们的证词互有出入。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鲍曼可能是被一颗在逃犯当中爆炸的俄国手榴弹
炸死的。可是据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讲，鲍曼是在枉费心机地企图
通过俄国战线时服毒自杀的。
根据这两个证词还不能确证鲍曼之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要求对鲍曼进行法
律起诉，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判决（注1 ）。从那以来，世界各地不断报
道说，鲍曼活着。
一九四七年他逗留在意大利，在那儿的一个修道院里找到了避难所。一个隐居
在伦巴第两年多的党卫队员确信，鲍曼是在修道院里死去的，而且可以说明他埋葬
在哪儿，当时所作的调查没有绝对确凿的证据，但是假定鲍曼成功地逃往意大利，
并在那儿找到了政治避难所，然后他从那儿出发到达了南美，那么这一切也是可能
的。据说他在阿根廷住了多年以后，患癌症死于智利（注2 ）。
（注1 ）鲍曼是唯一缺席的被告，他被判处死刑。
（注2 ）据1964年？月底的德国报纸报道，黑森州总检察长弗里茨·鲍尔仍旧
确信，鲍曼成功地越过梅拉逃往巴拉圭；鲍尔博士继续努力缉拿鲍曼，他依据宣传
部前国务秘书瑙曼和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阿克斯曼的供词，以及一个天主教神父的保
证，鲍曼逗留在前纳粹党的一个殖民地，巴拉圭首都亚松森。
在这些事件发生时，希姆莱开始走上了他最后的歧途。他离开吕贝克以后，就
象一头落入陷阱的野兽来回地绕圈子。事实上，这块逐渐变得狭窄的土地与陷阱并
无两样，它牵住了任何一头危险的野兽。他首先驾车朝柏林方向驶去（他未预料到
希特勒已知道他背叛），但是要到达目的地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驶向北方菲斯滕贝
格总部。
四月二十六日，他在那儿听到戈林“背叛”以及关于下令逮捕“帝国元帅”的
消息。
希姆莱加快速度再次向丹麦边界驶去，以便重新与施伦堡会面。他委托施伦堡
陪同伯纳多特去弗伦斯堡，并继续寻求“谈判”之路。四月三十日，施伦堡从丹麦
来到弗伦斯堡，他在那儿获悉，自己也被解除了官职。希特勒预感到，施伦堡与希
姆莱的倡议有着密切联系。党卫队保安处政治处处长汪克中校和军事处处长斯科尔
兹内中校替代了他的职务。
施伦堡不是那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恢复官职，驻守在特拉弗明德。五
月一日上午，他在那里得到了关于希特勒自杀和邓尼茨接任的消息。
不久以前，希姆莱在吕贝克附近的普勒恩的邓尼茨司令部里同邓尼茨进行了谈
话，并决定与他“商量”现在应该采取的措施。
施伦堡陪他去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触，晚上飞往丹麦继续进行“谈判”。
他在急匆匆地返回普勒恩以后，马上飞往斯德哥尔摩。在那儿出现的投降使他感到
吃惊。
希姆莱自己则去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追随新政府。五月四日，新政府在那
儿的海军学校里开始办公，一群无头苍蝇在“帝国总统”的身后相互碰撞。凯特尔、
约德尔和其他高级军官都说，战争会在挪威继续下去。邓尼茨把帝国委员特波文和
包姆以及林德曼将军召集到身边，探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起义的途径。一批
党的达官贵人试图对固执己见的休息室里的战略家们加以干涉，他们不知道那些战
略家已经被消灭了，而且当不断的空袭每分每秒都要造成无谓的牺牲时，他们对如
何减少由于一场无情的战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民族的痛苦也很少关心。
希姆莱躲在那些喜欢听信谣言、动摇不定的群众中不露面，直到最后作出无条
件投降的决议时为止。那一天，这个罪责难逃的党卫队首脑从政府中被撵了出去
（注）。现在，希姆莱意识到，他直接受到了威胁，于是便不知去向了。五月八日
深夜，各条战线停止了敌对行动，自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起，大炮首次沉默下来。
（注）邓尼茨“政府”表面上似乎支撑到5 月23日，他们的成员就是在这一天
被捕的，邓尼茨被提交扭伦堡军事法庭，判处十年徒刑。
没有人知道希姆莱在哪儿，也许他同一些忠实的党卫队员一起躲藏在一个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