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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及清世，诋文成之学者，谓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远于孔、颜，其去子路无几也。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自文成三传至何心隐，以劫质略财自枭，藉令子路生于后代，为之师长，焉知其末流之不为盗也？凤之力不与雕鹗殊，以不击杀谓之德，不幸而失德，则变与雕鹗等，要之不肯为鸡鹜，审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倜傥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对哀公，则独取十五儒为主。汉世奇村卓行若卢子干、王彦方、管幼安者，未尝谈道，而岸然与十五儒方，盖子路之风犹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学虽修，降臣贱士亦相属，此与为盗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与倡优为伍亦幸矣。当今之士，所谓捐廉耻负然诺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释之同异，与夫优入圣域以否，于今为不亟，亟者乃使人远于禽兽，必求孔、颜以为之师，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则又多义解，少行证，与清谈无异。且佛法不与儒附，以为百姓居士于野则安，以从政处都市涉患难则志节堕。彼王维之不自振，而杨亿、赵扑之能确然，弃儒法与循儒法异也。徒佛也，易足以起废哉？径行而易入，使人勇改过促为善者，则远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术为上方孔、颜，下拟程伯淳、杨敬仲，又非谓儒术之局于是也。起贱儒为志士，屏唇舌之论以归躬行，斯于今日为当务矣。
虽然，宋儒程、杨诸师，其言行或超过文成，末流卒无以昌狂败者，则宋儒视礼教重，而明儒视礼教轻，是文成之阙也。文成诸弟子，以江西为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极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礼议起，文成未殁也，门下唯邹谦之以抵论下诏狱谪官，而下材如席书、方献夫、霍韬、黄绾争以其术为佞，其是非勿论，要之谗诌面谀，导其君以专，快意刑诛，肆为契薄。且制礼之化，流为斋醮，糜财于营造，决策于鬼神，而国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传习录》称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事者，世儒祗讲伯学，求知阴谋，与圣人作经意相反。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车门降，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正使子路要之，将无盟而自至，何窃议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责人阴谋，文成犹不任是也。夫善学者，当取其至醇，弃其小漓，必若黄太冲之持门户，与东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为一先生卫，惧后人之苛责于文成者，甚乎畴昔之苛责于宋贤矣。中华民国十三年孟秋，余杭章炳麟。
（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上）
阳明先生传及阳明先生弟子录序
梁启超
阳明先生，百世之师，去今未远，而谱传存世者，殊不足以餍吾侪望。集中所附《年谱》，诸本虽有异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编次为蓝本。卓吾之杂驳诞诡，天下共见。故谱中神话盈幅，尊先生而适以诬之。若乃事为之牵牵大者，则泰半以为粗迹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学案》，千古绝作。其书固以发明王学为职志，然详于言论，略于行事，盖体例然也。其王门著籍弟子，搜采虽勤，湮没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鲁廷采，尝作《阳明王子传》、《王门弟子传》，号称《博洽》，未得见，不识视梨洲何如？且不知其书今尚存焉否也？
居恒服膺孟子知人论世之义，以谓欲治一家之学，必先审知其人身世之所经历，盖百家皆然，况于阳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为教，其表见于事为者，正其学术精诣所酵化也。综其出处进退之节，观其临大事所以因应者之条理本末，然后其人格之全部，乃跃如与吾侪相接，此必非徒记载语录之所能尽也。
铁山斯传，网罗至博，而别裁至严。其最难能者，于赣、闽治盗及宸濠、思、田诸役。情节至繁赜纷乱者，一一鉤稽爬梳，而行以极廉锐术飞荡之文，使读者如与先生相对，释然见大儒之精义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传，则掇拾丛残于佚集方志。用力之艰，什伯梨洲，而发潜之效过之。盖二书成，而姚江坠绪复续于今日矣。
抑吾尤有望于铁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谱》，以谓欲治朱学，此其梯航。彼盖于言论及行事两致重焉。铁山斯传，正史中传体也，不得不务谨严，于先生之问学与年俱进者，虽见其概而未之尽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谱，以论学语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岁月有可考者，皆从而次之，得彼与斯传并行，则诵法姚江者，执卷以求，如历阶而升也。铁山倘有意乎？民国十二年三月新会梁启超。
（录自余重耀编《阳明先生传纂》卷首，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三年版）
附考：阳明全书成书经过考
钱 明
王阳明不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名人，更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近年来，国内外的阳明学研究发展较快，日本继一九七四年出版十二卷本的《阳明学大系》后，又于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十卷本的《王阳明全集》译注本，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王阳明的故乡余姚市也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举办了首届国际阳明学讨论会，并且在日本著名阳明学专家冈田武彦博士等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协助绍兴县修复了王阳明墓。以此为契机，我们浙江学者希望能向国内外学者提供一部最新最全的《王阳明全集》。以推动阳明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此，我受命查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余姚的几家图书馆和藏书楼，并利用在日本九州大学访问研究之便，查阅了九州大学图书馆，和名古屋市蓬左文库等，对王阳明著作作了初步调查。现就《阳明全书》的成书经过谈几点看法，以求方家赐教。
现存《阳明全书》（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是由四部分内容组成的，即《语录》、《文录》、《续编》和《附录》，而每个部分又都有各自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
一、《语 录》
《语录》又称《传习录》，分上、中、下三卷。据《阳明年谱》记载，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十二月，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时门人徐爱亦升南京工部员外郎，与阳明同舟归省。途中阳明给徐爱讲授《大学》宗旨，徐将所闻辑为《传习录》一卷。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薛侃得徐爱所遗《传习录》一卷（存十四条）及序二篇（今存一篇），与陆澄各录一卷（其中薛录三十五条，陆录八十条），刻于江西赣州（简称薛本），并用徐爱所用“传习录”命名之。“传习”一词出自《论语学而》篇：“传不习乎？”朱熹《论语集注》曰：“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徐爱使用此词，当采朱子之意。但据陈荣捷先生言，徐爱所录，决不止十四条。可有两证。一则徐爱短跋所举阳明《大学》诸说如道问学与尊德性一题，不在该录之内。二则《续刻传习录》徐爱序后有云：“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录者。不幸曰仁亡矣，录亦散失。今之录，虽全非其笔，然其全不可得云。”可知徐爱所录，已经散失若干（《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八）。由薛侃所刻的《传习录》三卷即今《阳明全书传习录》之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十月，南大吉得阳明门人所录阳明论学书之已刻本（一），遂将薛侃所刻《传习录》三卷作为上册，己所得阳明论学书之另刻本续为下册，命其弟逢吉“校续而重刻之”，成《续刻传习录》二册（二）。《阳明全书》卷二十一《答王门庵中丞》谓：“谨以新刻小书二册奉求教正”，即指此也（参见《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九）。然据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及钱所编《阳明年谱》嘉靖三年载，南大吉实取阳明论学书八篇（现中卷实录九篇，即《答徐成之》二篇、《答人论学书》（三）、《启周道通书》、《答陆原静书》二篇、《答欧阳崇一》、《答罗整庵少宰书》、《答聂文蔚》第一书。故钱序恐有误），“复增五卷续刻于越（今浙江绍兴）”。后该“五卷”本又经钱德洪“增录”（即补入《答聂文蔚》第二书）、“去取”（即把《答徐成之》二书移置《外集》），并将《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附录于后，又易论学书为问答语，辑成今全书本《传习录》之中卷（参见钱德洪《传习录》中卷序）。
钱《续刻传习录序》所谓：“洪在吴时（嘉靖十四年），为先师裒刻《文录》。《传习录》所载下卷（即下册），皆先师书也。既以次入《文录》书类矣。乃摘录中问答语，仍书南大吉所录，以补下卷”。即指此事。
另日本阳明学大师佐藤一斋亦曾藏有南本《传习录》二册，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德安府（今湖北安陆）重刊本。但此本上册分为四卷，除薛本三卷外，又增补《答欧阳崇一》一篇、《答聂文蔚》二篇为卷四。下册亦分为四卷，增补了《答柴墟书》二篇，《答何子元书》、《答罗念庵书》、《示弟立志说》和《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佐藤氏认为：“上册所收讨论之书仍系门弟子旧录，下册四卷则出于元善兄弟，所云续而刻之是也。……则薛刻于虔者四卷，而南刻于越者亦四卷也。其（指《阳明年谱》）曰三卷、曰五卷者谬矣。《年谱》又以《答顾东桥书》系之嘉靖四年乙酉，《答欧阳崇一》书、《答聂文蔚》（第一）书系之五年丙戌，而元善续刻则嘉靖三年甲申矣。续刻之为甲申，正与南序合，乃知三书之在乙酉、丙戌亦并谬矣。”（《传习录栏外书》卷上）
但佐藤氏所据之南本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之原刻本，而是经南本人或他人增补过的改编本。证据有二：
其一，刊于正德十三年的薛本不可能收录《答欧阳崇一》书，因为《答欧阳崇一》书载有“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句，“辛壬之岁”即指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间。又载有与阳明《启周道通书》内容一样的一段话：“《系》言‘何忠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启周道通书》据陈荣捷先生考证，作为嘉靖三年春以后（《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页二二），而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就把此书收入了《续刻传习录》。故知阳明解释《系辞》“何思何虑”的思想，当形成于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间，而记载该思想的《答欧阳崇一书》亦必作于此时间无疑。
其二，《答聂文蔚》二书作于嘉靖五年后乃确凿无疑。其中第一书中如“春间远劳迂途枉顾，问证卷卷”等语，即指嘉靖五年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钱塘江首次拜见阳明之事（四）（参见《阳明年谱》〔嘉靖五年〕条及《阳明全书》卷六《与陈惟浚》）。后聂豹在《启阳明先生书》中也记录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复迄今，两易寒暑矣”（《聂双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怀念之语。因阳明当时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书中又有“咳疾署毒，书劄绝懒”等语。而第二书则录有聂豹作于嘉靖七年的《启阳明先生书》中的一些话，如“文蔚曰：‘欲于事亲从兄之间，而求所谓良知之学’”等，又阳明逝世于该年，故知第二书必作于嘉靖七年。由此可见，《答聂文蔚》二书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正因为佐藤一斋所据并非南大吉嘉靖三年的原刻本，所以在其得出的结论中也就有错断（如《答聂文蔚》第一书，《年谱》之记载并没有错）和论据不足（如《答欧阳崇一》、《答人论学书》（五），《年谱》的记载的确有误，但佐藤氏所据本身却不能成立）之处了。
至于钱德洪所依据的南本以及其所编著的《阳明年谱》之记载，亦有诸多可疑之处。例如：
（一）钱所据南本凡九篇，其中收有成于嘉靖五年后的《答聂文蔚》第一书。可见该南本亦恐非南大吉之原刻本。日本学者今井宇三郎为证明钱所据南本为原刻本，而提出了“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的原型南本并未完成，要到一五二六年才能完成南本”（斯文载一九四五年合并号《全书本传习录考》）的推测。但至今国内外的阳明学者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