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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工业；实行列宁的合作社计划。现在，主要任务是要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新经济的建设，从而在经济上也彻底击败资本主义。我们的全部实际工作，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应服从于实现这个主要任务的要求。工人阶级能做到这点，并且一定会做到这点。实现这个宏伟的任务，应当从国家工业化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展开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建设必须由以开始的基本环节。无论西方革命的推迟，无论非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都不可能阻止我们向社会主义前进。新经济政策只会促进这一事业，因为党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基础的建设。
这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能否在我国胜利这个问题的回答。
但是党知道，这还不是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问题的全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转折。是苏联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但这终究是苏联内部的事情，仅仅是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的另一部分就是它的国际方面。斯大林同志在论证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原理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应当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分开。至于这个问题的国内方面，即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农民完全能够在经济上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国际方面，即外部关系方面，苏维埃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同国际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国际资产阶级仇恨苏维埃制度，总在寻找机会对苏维埃国家进行新的武装干涉，在苏联作恢复资本主义的新尝试。由于苏联暂时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其他国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存在着资本主义对苏联的包围，从而产生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很清楚，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包围，也就存在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苏联人民单靠本身力量，能不能消灭这种外来危险即资本主义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呢？不，不可能。其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要消灭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而要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就至少要有几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才能做到。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消灭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成，还不能算是最后胜利，因为外国进行武装干涉和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危脸仍然没有消灭，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仍然缺少免除这种危险的保障。要消灭外国资本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包围。
当然，苏联人民及其红军在苏维埃政权实行正确政策的条件下，能给外国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以应有的回击，正如他们在1918—1920年给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武装干涉以回击一样。但这还不是说，资本主义的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就此消灭了。第一次武装干涉的失败，并没有消灭新的武装干涉的危险，因为武装干涉的危险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包围，还继续存在。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还存在，即使新的武装干涉失败，也不会消灭武装干涉的危险。
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国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同苏联劳动者休戚相关的事情。
这就是党关于社会主义在我国胜利问题的方针。
中央要求把这个方针提交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去讨论，以便得到代表会议的批准和通过，成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党规党法。
党的这个方针使反对派分子大为震惊。其所以使他们大为震惊，首先是因为党使这个方针带有具体实践的性质，把它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际计划联系起来，并要求把这个方针变成党法，变成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而为全体党员所必须遵守。
托洛茨基派反对党的方针，提出了一个对立的孟什维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一个只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才可以称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一个否认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有胜利可能的“理论”。
布哈林派不敢公开反对党的方针，但他们还是偷偷地用自己的资产阶级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来同党的方针对抗，并用“发财吧”的“新”口号来补充自己的“理论”。照布哈林派的说法，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消灭资产阶级，而是培植资产阶级并使之发财致富。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曾一度跳出来，说社会主义在苏联不可能取得胜利，因为苏联在技术上经济上落后。但是后来他们被迫缩回去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1925年4月）谴责了公开的和暗藏的反对派分子的所有这些投降主义“理论”，批准了党争取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的方针，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无可奈何，只好赞成这个决议。但是党知道，他们只是暂缓同党作斗争，因为他们拿定主意到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来“向党开火”。他们在列宁格勒纠集了自己的同伙，组织了所谓的“新反对派”。
1925年12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是在党内气氛紧张的情况下进行的。整整一个列宁格勒代表团，这个党员最集中地区的代表团，居然准备出来反对自己的中央，这种情况有党以来还没有过。
出席大会的有六百六十五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六百四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六十四万三千名党员和四十四万五千名预备党员，即比上一次代表大会时略微少一些。这是对混杂有反党分子的大学支部和机关支部进行了局部清洗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他对苏联政治和经济实力增长的情景作了清晰的描绘。由于苏维埃经济制度的优越，无论工业或农业都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得到了恢复，并接近了战前水平。虽然有这些成就，斯大林同志还是提议不要以此为满足，因为这些成就并不能消除我国仍然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这一事实。当时农业生产占全部产值的三分之二。而工业仅仅占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问题，就是要把我国变为经济上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国。这一点可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现在成了党的中心任务。
斯大林同志指出：“把我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们总路线的实质和基础。”①
国家的工业化能保证我国的经济独立，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创造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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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94页。——译者注
季诺维也夫派反对党的总路线。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相对抗，季诺维也夫分子索柯里尼柯夫提出了一个流行于帝国主义豺狼中的资产阶级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苏联应当仍然是个农业国，主要生产原料和粮食用以向国外出口，而从国外进口自己所不生产并且也不应生产的机器。在1925年的条件下，这个计划分明是让工业发达的外国在经济上奴役苏联，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豺狼的贪欲而使苏联工业永远处于落后状态。
采纳这个计划，就等于把我国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软弱无力的农业附庸，使我国在资本主义包围面前成为无以自卫的弱国，说到底就是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
大会痛斥了季诺维也夫派的经济“计划”，指出它是奴役苏联的计划。
“新反对派”又使出另外一招，他们硬说什么（无视列宁的意见！）我们的国营工业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又说什么（也是无视列宁的意见！）中农不能成为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同盟者。但这也救不了他们的命。
大会痛斥了“新反对派”的这些胡说，指出它们是反列宁主义的。
斯大林同志揭露了“新反对派”的托洛茨基主义—孟什维主义实质。他指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过是重弹列宁当初无情批驳过的、党的敌人的滥调。
很清楚，季诺维也夫派就是伪装得很不高明的托洛茨基派。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建立工人阶级同中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坚固联盟，是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他指出当时党内在农民问题上存在两种危害这个联盟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低估和小看富农的危险，第二种倾向是在富农面前张皇失措而低估中农的作用。对于哪一种倾向更坏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这两种倾向，无论第一种倾向或第二种倾向都坏。如果这两种倾向发展下去，它们就会瓦解和断送党。幸而我们党内有能够消灭第一种倾向和第二种倾向的力量。”①
党确实把“左”右两种倾向都粉碎和消灭了。
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总结经济建设问题的讨论时，一致否决了反对派分子的投降主义计划，并在自己的着名决议中写道：
“在经济建设方面，代表大会认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拥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列宁）②。代表大会认为，为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是我们党的基本任务。”③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新的党章。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起，我们党开始称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季诺维也夫派在代表大会上被击败后，并没有向党屈服。他们开始了反对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斗争。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一结束，季诺维也夫立刻召集了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会议（团省委的领导人是由季诺维也夫、查鲁茨基、巴卡也夫、叶甫多基莫夫、库克林，萨发罗夫等两面派分子用仇恨我党列宁中央的精神培养出来的）。在这次会议上，共青团列宁格勒省委通过了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决议，即拒绝服从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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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78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2页。——译者注
③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7页。——译者注
但是列宁格勒共青团的季诺维也夫派领导人根本没有反映列宁格勒广大共青团员的情绪。因此，这些领导人很容易地被打垮了，列宁格勒共青团组织很快又站上了它在共青团中应有的位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结束时，一批大会代表，即莫洛托夫、基洛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安得列也夫等同志，被派到列宁格勒去。必须向列宁格勒组织的党员揭露，用欺骗手段取得代表资格的列宁格勒代表团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是犯罪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各单位的党员大会听了关于代表大会情况的介绍，会开得很激烈。重新开了一次列宁格勒党
组织紧急代表会议。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绝大多数党员（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完全赞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并谴责了反党的季诺维也夫“新反对派”。这个“新反对派”当时已经成了光杆司令了。
列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仍然站在列宁—斯大林党的前列。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写道：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彻底揭露了新反对派的错误，斥责了新反对派的不相信的态度和叫苦的行为，明确地指出了进一步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道路，给党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因而用对社会主义建设必获胜利的坚强信念武装了无产阶级。”（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150页）①
简短的结论
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的和平工作的年代，是布尔什维克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党在紧张的形势下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困难转变。党加强了工人和农民在新的基础即经济的基础上的联盟。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苏维埃国家卓有成效地渡过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恢复时期，开始过渡到另一个时期，国家工业化的时期。
从国内战争向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过渡——特别是在最初——伴随着巨大的困难。布尔什维主义的敌人，联共（布）队伍中的反党分子，在这整个时期内一直都在拼命反对列宁的党。领导这些反党分子的是托洛茨基。他在这个斗争中的帮手是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