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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就其总产值来说，不仅达到战前水平，而且超过了这个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达到了战前的相应水平。
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迅速增长，私营成分下降。社会主义成分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八十一增加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八十六，而私营成分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十九降到百分之十四。
这就是说，苏联的工业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工业在沿着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获得胜利的道路发展，工业方面“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提前获得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解决。
私商也被迅速排挤出商业。私商在零售方面所占的比重从1924—1925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到1926—1927年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批发商业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私商所占的比重在同一时期内从百分之九降到了百分之五。
社会主义大工业增长得还要迅速，它的产值在1927年，即恢复时期后的第一年，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八。这是创纪录的增长数，是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所达不到的。
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整个农业已超过战前水平，但它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的总产值只等于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九十一，而粮食产量的商品部分，即出售以供城市需要的部分，才勉强达到战前水平的百分之三十七，并且所有的材料都说明，粮食的商品产量有继续下降的危险。
这就是说，1918年开始的农村中那些大型商品经济单位变小再变小的过程还在继续着。变小和再变小的农民经济成为只能提供最低限度商品粮的半自然经济。1927年这个时期的粮食生产虽然只略低于战前的产量，但能出售以供城市的粮食，则仅仅等于战前的三分之一强。
毫无疑义，在粮食生产的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军队和城市就会陷于经常挨饿的境地。
这是粮食生产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畜牧业的危机。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农业必须过渡到能使用拖拉机和农业机器、能使粮食生产的商品产量提高几倍的大生产。国家面临着两种可能：或者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大生产，这就意味着农民群众破产，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灭亡，富农的力量加强，社会主义在农村失败；或者是另一条道路，即把小农户联合成社会主义的大农庄，联合成为能使用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机器来迅速提高粮食生产及其商品产量的集体农庄。
当然，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只能走发展农业的第二条道路即集体农庄道路。
党在这方面遵循的是列宁的如下一些关于在农业中必须从小农经济过渡到大规模的劳动组合的集体经济的指示：
（一）“靠小农经济是摆脱不了贫困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40页）①
（二）“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小经济来生活，即使我们是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也不免要灭亡的。”《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0卷第417页）②
（三）“农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必须稳固地保证它能进一步过渡，而进一步过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细小的、孤立的农民经济逐渐联合起来，组织成公共的大规模的农业经济。”（《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6卷第299页）③
（四）“掌握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只有在事实上向农民表明了公共的、集体的、协作的、劳动组合的耕种制的优越性，只有用协作的、劳动组合的经济帮助了农民，才能真正向农民证明自己正确，才能真正可靠地把千百万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全集》俄文第3版第24卷第579页）④
这就是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临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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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6页。——译者注
②见《列宁全集》第24卷第463页。——译者注
③见《列宁全集》第32卷第275页。——译者注
④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06页。——译者注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于1927年12月2日开幕。出席这次大会的有八百九十八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代表着八十八万七千一百三十三名党员和三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名预备党员。
斯大林同志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了工业化的成就和社会主义工业的迅速高涨，同时向党提出了如下的任务：
“扩大和巩固我们城乡国民经济一切部门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命脉，采取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方针。”①
斯大林同志拿农业和工业比较，指出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由于分散和不能采用现代化技术而落后了，他着重指出，农业的这种不相称的状况将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威胁。
斯大林同志问道：“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②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尽力开展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大会拟定了扩大和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网的计划，并明确指出了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方法。
同时，大会进发出了如下的指示：
“继续向富农展开进攻，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措施来限制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引导农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60页）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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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56页。——译者注
②同上，第261页。——译者注
③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109页。——译者注
最后，大会从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原则出发．并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全线组织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成分有计划地展开进攻，指示有关机关编制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结束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以后，就来讨论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问题。
大会确认：“反对派在思想上已同列宁主义决裂，蜕化成了孟什维主义的集团，走上了向国际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投降的道路，客观上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第三种势力的工具。”（《联共（布）决议汇编》俄文版第2册第232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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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364页。——译者注
大会认为，党和反对派之问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为纲领上的分歧，托洛茨基反对派已走走上了进行反苏斗争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同留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队伍内不能相容。
大会批准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出党的决定，并通过决定把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所有骨干分子，如拉狄克、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谢烈布利雅柯夫、伊？斯米尔诺夫、加米涅夫、萨尔基斯、萨发罗夫、里弗施茨、穆吉万、斯米尔加和整个“民主集中派”集团（萨普龙诺夫、弗？斯米尔诺夫、鲍古斯拉夫斯基、德罗布尼斯等）开除出党。
思想上被打败和组织上被粉碎的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参加者，丧失了自己在人民中的最后一点影响。
被开除出党的反列宁主义分子，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就递交声明要同托洛茨基主义决裂，并请求让他们回到党里来。当然，那时党还不可能知道托洛茨基、拉柯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廷斯基、索柯里尼柯夫等人早已是人民的敌人和受外国间谍机关雇用的特务，还不可能知道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等人已经同资本主义国家内的苏联敌人建立联系，要同他们一起“合作”来反对苏联人民。但党已有充分的经验教训，知道这些屡次在最紧要的关头反对列宁和列宁党的人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因此，党对被开除者的声明还抱怀疑。为了检验（初步的检验）声明者的诚意，党提出如下几项要求作为恢复党籍的条件：
（一）公开谴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和反苏的思想体系；
（二）公开承认党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三）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的机关的决议；
（四）要经过一个考察期。党在考察期内对声明者进行考察；在考察期满后，根据考察结果，个别地提出每个被开除者的党籍恢复问题。
当时党是这样盘算的：被开除者公开承认这几条，在任何情况下对党都是有利的，因为这会破坏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队伍的统一，引起他们内部的瓦解，再次显示党的正确和强大，并使党有可能在声明者确有诚意的情况下让党的原工作人员回到党内来，而在他们没有诚意的情况下，则在大家面前揭露他们的面目，让大家看到他们已经不是犯错误的人，而是一些毫无原则的野心家、工人阶级的骗子和不可救药的两面派。
大多数被开除者接受了党所提出的入党条件，并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应的声明。
党怜惜他们，给了他们重新回到党和工人阶级队伍的机会，恢复了他们的党员资格。
但是后来发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除少数外）的声明，是虚伪透顶的两面派的声明。
原来，这些老爷还在递交声明以前，就已不再是一个准备在人民面前坚持自己观点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一伙毫无原则的野心家，甘愿在大家面前践踏自己观点的那一点残余，在大家面前颂扬自己所敌视的党的观点，像变色龙一样需要什么颜色就变什么颜色，只求自己能留在党内，留在工人阶级内，好有机会来危害工人阶级及其政党。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都是政治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
政治上的两面派通常总是从欺骗做起，用欺骗人民、欺骗工人阶级、欺骗工人阶级党的手段来干自己的黑暗勾当。但是，绝不可把政治上的两面派仅仅看作一些骗子。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早已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力图用各种方法来重新博得信任——不管是欺骗的方法、变色龙变色的方法、招摇撞骗的方法都可以，只要自己能保留政治活动家的称号就行。政治上的两面派是一伙毫无原则的政治野心家；他们为了在“适当时机”重新爬上政治舞台、骑在人民头上当“统治者”，面对什么人都依靠——哪怕是刑事犯、社会渣滓和人民的死敌。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骨干分子”，原来就是这样一些政治上的两面派。
三对富农的进攻。布哈林—李可夫反党集团。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采取。
社会主义竞赛。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煽动反对党的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反对集体化。布哈林派也进行煽动，说集体农庄事业行不通，说不要触动富农，因为富农会自行“长入”社会主义，说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社会主义没有危险。所有这些煽动，在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中，首先是在富农中得到了强烈的反应。现在富农从报刊上的反应知道，他们并不是孤立的，他们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为他们辩护申诉。这种情况当然不能不煽起富农反对苏维埃政府政策的情绪。果然，富农的反抗愈来愈厉害了。大批大批的富农开始拒绝把他们囤积了不少的余粮卖给苏维埃国家。他们开始对集体农庄庄员和农村中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采取恐怖手段，纵火焚烧集体农庄和国家粮站。
党懂得，只要富农的反抗还没有被打垮，只要农民还没有亲眼看到富农在公开的战斗中被打败，工人阶级和红军就要吃缺粮的苦头，而农民的集体农庄运动也不可能变成群众性的。
党遵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转而对富农实行坚决的进攻。党在进攻中实行这样的口号，牢固地依靠贫农，巩固同中农的联盟，坚决反对富农。为了对付富农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施行了在富农和投机分子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