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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富农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对富农的非常措施，施行了在富农和投机分子拒绝按固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时由法庭判处没收其余粮的刑法典第一百零七条，同时给了贫农一系列优待，如贫农可分到百分之二十五从富农那里没收的粮食。
非常措施发生了效力：贫农和中农加入了坚决反对富农的斗争，富农被孤立了，富农和投机分子的反抗被打垮了。到1928年底，苏维埃国家已拥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而集体农庄运动也以更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了。
就在这年，在顿巴斯的沙赫特区破获了一个庞大的资产阶级专家破坏组织。沙赫特破坏分子同从前的企业老板（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和外国军事间谍机关有紧密勾结。他们的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工业的增长，促使在苏联恢复资本主义。破坏分子不合理地在井下进行开采以减少采煤量。他们毁坏机器和通风设备，设法使矿井崩塌，炸毁和焚烧矿井、工厂和电站。破坏分子故意阻挠工人物质生活状况的改善，违反苏维埃劳动保护法。
破坏分子被交付法庭审判了。他们受到了法庭应有的惩罚。
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各级党组织从沙赫特案件中吸取教训。斯大林同志指示说：布尔什维克经济工作人员自己应该成为生产技术行家，以免今后再受旧资产阶级专家中的破坏分子的欺骗；必须加速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培养新的技术干部。
根据中央的决议，改进了高等技术学校培养青年专家的工作。数以千计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非党员被动员去学习。
在党没有转入对富农的进攻、仍在忙于消灭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时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还比较沉得住气，还处在反党势力的后备地位，还不敢公开支持托洛茨基派，有时甚至还和党一起反对托洛茨基派。随着党转而对富农实行进攻、对富农采取非常措施，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就扔掉了假面具，公开跳出来反对党的政策。布哈林—李可夫集团的富农本性已经按捺不住了，于是这个集团的参加者就公开出来替富农辩护。他们要求取消非常措施，并吓唬头脑简单的人说，否则农业就会开始“退化”（下降、衰落、崩溃），而且硬说退化已经开始。他们看不见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这些高级形式的农业的增长，一看见富农经济在衰落，就把富农经济的退化说成农业的退化。为了使自己能在理论上站住脚，他们炮制了可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胡说什么：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愈多，阶级斗争就愈缓和；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下去，阶级敌人不经反抗就会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因此用不着对富农实行进攻。这样，他们就恢复了他们所谓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陈腐的资产阶级理论，践踏了列宁主义的着名原理，即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加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
不难明白，党面前的这个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个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它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区别仅仅是在形式上，即仅仅在于：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有某种可能用“不断革命”这种左的、空喊革命的词句来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实质，而布哈林—李可夫集团是在党转入对富农的进攻的时候跳出来反党的，因而已没有可能掩盖自己的投降主义面目，不得不去掉假面具而公开地、不加粉饰地替我国的反动势力首先是富农辩护。
党知道，布哈林—李可夫集团迟早会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残余携起手来共同反党。
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在进行政治活动的同时，还进行了组织“工作”来收罗支持者。通过布哈林纠集了斯列普柯夫、马列茨基、爱恒瓦里德和哥登别尔格之流的资产阶级青年，通过托姆斯基纠集了官僚化了的工会领导人（美尔尼昌斯基、多加多夫等），通过李可夫纠集了腐化了的苏维埃领导人（阿？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弗？施米特等）。凡是政治上腐化的、不掩盖自己投降主义情绪的人，都欣然加入了这个集团。
当时布哈林—李可夫集团得到了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乌格拉诺夫、柯托夫、乌哈诺夫、柳亭、雅果达、波朗斯基等）的支持。但一部分右倾分子仍然是隐蔽的，没有公开反对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党报党刊上和党员大会上，当时有人大造舆论，说必须向富农让步，说不宜向富农征税，说工业化对人民负担太重，说建设重工业为时过早。乌格拉诺夫反对修建德涅泊水电站，要求把资金由重工业转到轻工业。乌格拉诺夫和其他右倾投降主义者硬说，莫斯科过去是而且将来仍然是出产印花布的莫斯科，莫斯科用不着修建机器制造厂。
莫斯科党组织揭露了乌格拉诺夫及其同伙，向他们提出了最后警告，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委员会周围。斯大林同志1928年在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全会上指出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认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斯大林同志说，右倾分子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右倾在我们党内获得胜利，就会放纵资本主义势力，破坏无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增多资本主义在我国恢复的机会。”（《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234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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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239页。——译者注
1929年初查明，布哈林代表右倾投降主义者集团通过加米涅夫同托洛茨集团挂上了钩，并同他们订立协定共同反党。中央揭露了右倾投降主义者的这种犯罪活动，并警告说，这种勾当会使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遭到可悲的下场。但右倾投降主义者不肯甘休。他们在中央又提出一个反党纲领（一项声明）。中央谴责了这个纲领。中央再次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忘记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派联盟的下场。但布哈林－李可夫集团仍不理睬，继续进行反党活动。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辞职声明，想借此来恐吓党。中央谴责了这种怠工的辞职政策。最后，1929年中央十一月全会确认，宣传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观点同留在党内不能相容，建议把右倾投降主义者的急先锋和领导者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对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右倾反对派其他参加者则提出了严重警告。
右倾投降主义者的头目们见势不妙。就递交声明，承认自己错误，承认党的政治路线正确。
右倾投降主义者决定暂时实行退却，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免遭粉碎。
党和右倾投降主义者斗争的第一阶段就到此结束。
党内再次出现的意见分歧，不能不引起苏联外部敌人的注意。他们以为党内“再次出现的纷争”是党削弱的表现，又企图把苏联卷入战争，破坏我国还没有巩固的工业化事业。1929年夏，帝国主义者挑起中苏冲突，唆使中国军阀强占中东铁路（中东铁路是属于苏联的），指使中国白军侵犯我国远东边界。但中国军阀的袭击在很短期间就被消灭了，被红军击败的军阀退却了，这次冲突以我国同满洲当局签订和平协定而宣告结束。
苏联的和平政策排除了一切干扰、克服了外敌的阴谋和党内的“纷争”而再次胜利了。
不久，原被英国保守党人中断的苏英外交系和商务关系恢复了。
党在顺利地打退内外敌人的进攻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来开展重工业的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最后，为采取和实现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准备必要的条件。
1929年4月，召开了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会议否决了右倾投降主义者所维护的五年计划的“最低”方案，采取了五年计划的“理想”方案，要求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这样，党采取了有名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按照五年计划规定，1928—1933年国民经济基本投资额为六百四十六亿卢布。其中工业（电气化在内）的投资为一百九十五亿卢布，运输业为一百亿卢布，农业为二百三十二亿卢布。
这是用现代化技术装备苏联工农业的宏伟计划。
斯大林同志指出：“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我国创立一种不仅能把全部工业而且能把运输业和农业都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改造和改组的工业。”（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俄文第10版第485页）①
这个计划虽然非常宏伟，但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并不是什么出乎意料和冲昏头脑的事情。它是由工业化和集体化的全部发展进程准备好了的。它是由在此以前已普及于工农群众、反映在社会主义竞赛中的劳动高潮准备好了的。
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社会主义竞赛的告全体劳动者书。
社会主义竞赛展示了劳动和新的劳动态度的卓越榜样。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在许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提出了响应计划。他们做出了英勇工作的榜样。他们不仅完成而且超额完成了党和政府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人们对劳动的看法改变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是不自由的苦役，而现在它开始变成“光荣的事情，荣耀的事情，英勇豪迈的事情”（斯大林）。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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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446页。——译者注
②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75页。——译者注
全国各地进行着新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德涅泊水电站工程的建设开展起来了。在顿巴斯，开始了克拉马托尔斯克工厂和戈尔洛沃工厂的修建以及鲁干斯克机车制造厂的改建。新的矿井和高炉增多了。在乌拉尔兴建着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伯列兹尼基和索里卡姆斯克两个化学联合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动工了。在莫斯科和高尔基，两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开展起来了。许多地方都在兴建大型的拖拉机制造厂和联合收割机制造厂，如顿河岸罗斯托夫在修建大型的农业机器制造厂。苏联第二个产煤基地库兹巴斯在扩建。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制造厂经过十一个月就在草原地带的斯大林格勒矗立起来。在德涅泊水电站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中，工人们打破了劳动生产率的世界纪录。
历史上还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新工业建设、这样的新建设热潮、这样的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的劳动英雄主义。
这是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竞赛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真正的劳动高潮。
农民这次也不落后。农村中也开始了农民群众建立集体农庄的劳动高潮。农民群众开始确定地转向集体农庄方面。用拖拉机和其他机器装备起来的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农民们一批批地来到国营农场和机器拖拉机站，观看拖拉机和其他农业机器的操作，看得眉飞色舞，马上决定“加入集体农庄”。农民过去分散成了小而又小的个体经济，没有什么像样的农具和牵引力，没有可能开垦大片的荒地，没有改善经济的前途，为贫困所压抑，孤苦零丁而无人过问。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走向美好生活的道路；这条道路就在于把小农户联合为大集体即集体农庄，就在于采用能够开垦任何“硬地”、任何荒地的拖拉机，就在于从国家方面获得机器、资金、人员和意见的帮助，就在于有了可能免除富农的盘剥——因为苏维埃政府不久前刚打败了富农，把他们打翻在地。使千百万农民群众拍手称快。
在这个基础上，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开始了，接着又全面铺开了：它到1929年底时急剧发展起来，那空前的增长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工业也未曾有过。
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1928年是一百三十九万公顷，1929年是四百二十六万二千公顷，到了1930年，集体农庄已经有可能提出耕种一千五百万公顷的计划了。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1929年）中讲到集体农庄的增长速度时说：“应当承认，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连我国社会主义化的大工业也未曾有过，虽然选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般说来已经很快了。”①
过是集体农庄运动发展中的转变。
这是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的开始。
斯大林同志在《大转变的一年》一文中问道：“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的新现象是什么呢？”他回答说：
“目前集体农庄运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