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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想到，我竟然很快就接到了叶至善先生的回信。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们的信件都是邮递员从场部的邮局送到队部，我们再到队部去取。那天黄昏，是小尹从队部拿回来的信。他老远就叫我的名字，说有我的信。到那时我也没想到会是叶先生的回信。接过信封，看见的是陌生的字体，但下面一行却是熟的发信人的地址：东四八条71号。我激动得半天没顾得上拆信。我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只是一个倒霉的插队知青，天远地远的，又在那么荒凉的北大荒，叶先生竟然这么快就给我回信了。许多不可能的事情，往往就这样发生了。
说来也巧，那时，叶至善先生刚刚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暂时赋闲在家，正好看到了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在信中说他和叶圣陶老先生都还记得我，他对我能够坚持写作给了很多鼓励，同时，他说如果我有新写的东西，再寄给他看看。我便立刻马不停蹄地把10篇文章中剩余的篇章陆续寄给了他。他一点不嫌麻烦，看得非常仔细、非常认真，以他多年当编辑的经验和功夫，对我先后寄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从构思、结构，到语言乃至标点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
我修改后再把文章寄给他，他再做修改寄给我。稿件和信件的往返，让那个冬天变得温暖起来，我的写作也来了情绪。收工之后点亮马灯接着写，写好之后给他寄去，然后等待回音，这成了那些日子最大的乐趣和动力。他从来没有怪罪我的得寸进尺，相反每次接到我寄去的东西，都非常高兴，好像他并没有把我对他的麻烦当成麻烦，相反和我一样充满乐趣。
每次他把稿子密密麻麻地修改后寄给我，总会在信中说上这样的一句话：“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这话让我增加了自信，也让我看得出他和我一样的高兴。
…
那些珍贵的信
…
让我最难忘的一次，是接到他一封厚厚的信。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接到他这样厚的信。我拆开来一看，原来是他将我的一篇文章从头到尾大卸八块地修改了一遍，还怕我看不清楚，亲自替我重新抄写了一遍寄给我。望着他那整齐的蓝墨水笔迹，我确实非常感动。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可以说我接受了叶圣陶和叶至善父子两代人如此细致入微的帮助，他们都是做了这样大量的工作，给予我如此看得见摸得着的指点。可以说是他们手把手地引领我步入了文学的领地。他们让我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难得的无私和真诚，那种对文学和年轻人由衷的期待和鼓励。他们那一辈人宽厚的心地和高尚与高洁的品质，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以企及的。
当初叶至善先生写给我的那些珍贵的信，其中一封是这样写的——
复兴同志：
寄来的四篇稿子，都看过了。
《歌》改得不差，用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上可以‘定稿’。我又改了一遍，还按照我做编辑的习惯，抄了一遍。因为抄一遍，可以发现一些改的时候疏忽的地方。现在把你的原稿和我的抄稿一同寄给你。
重要的改动是第二页，把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改成：‘寻找作者，了解创作思想。’文章结尾并没有找到作者，可是这支歌的创作思想似乎已经说清楚了。这样改动勉强可以补上原来的漏洞。
有些地方改得简单了一些，如第一页，既说‘到处可以听到’，似乎不必再列举地点。谁唱的这支歌，后文已经讲到，所以也删掉了。有些地方添了几句，是为了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些。
关于老团长在南泥湾的事迹，我加了一句。用意在于表现一个普通战士，经过革命的长期锻炼，现在成了个老练的领导干部。
有些句子，你写的时候很用心思，可是被我改动或删去了，如‘歌声串在雨丝上……’，‘穿梭织成图画……’两句，不是句子不好，而是与全篇的气氛不大协调。
要注意，用的词和造的句式，在一般情况下要避免重复。只有在必需加强语气的时候，才特地用重复的词，用同样的句式。
《歌声》改得不理想，也许我提的意见不对头，也许是对要写的主角，理解还不够深。是不是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和我提的意见一同寄给我，让我再仔细想想，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有没有再做修改的办法。
《树和路》也不好，写这种文章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没有什么情节，又不能说空话，即使是华丽的空话。是否暂时不向这个方向努力，还是要多写《歌》那样的散文，或者写短篇小说，作为练习。
《球场》那篇，小沫（叶至善先生的女儿——肖注）说还可以，我觉得有些问题，让我再看看，给你回信。
这三篇暂时留在我这里吧。
想起《照相》，我以为构思和布局都是不差的。不知你动手改了没有。主角给‘我’看照片的一段要着力改好，不要虚写（就是用作者交代）的办法，要实写，也就是写主角介绍一张张照片的神态和感情，这种神态和感情，主要应该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我希望这篇文章能改好。如果再寄给我看，就把原稿和我提的意见一起寄来。
你的朋友之中，有没有愿意像你一样下功夫的，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寄些文章给我看看。我一向把跟年轻作者打交道作为一种乐趣。
祝好。
叶至善
在那个多雪的冬天，盼望着叶先生的信来，是那个冬天最美好的事情了。
…
作品发表了
…
在叶至善先生具体的帮助指点下，我在那个冬天一共完成了两组文章：“北大荒散记”和“抚远短简”。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2年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在搞纪念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的活动，征文成为了最普遍的一种形式，我先拿出了那10篇文章的第一篇《照相》装进信封里，并在右上角剪一个三角口，不用贴邮票，先寄给了我们当地的《合江日报》。真的像叶先生说得那样：“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很快就发表了。花开了，春天真的来了。新复刊的《黑龙江文艺》（即《北方文学》），很快在复刊号上也选用这篇《照相》（当时《北方文学》的编辑后来的副主编鲁秀珍同志亲自跑到我喂猪的猪号找我，拿走了这篇文章，我应该记住她）。以后，我写的那两组文章中不少文章也发表了，尽管极其幼稚，现在看起来让我脸红。但是，令我永远难忘的是，在我最卑微最艰难的日子里，叶先生给予我的信心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文学的价值和力量，以及超越文学之上的友情与真诚、关怀与期待的意义和慰藉。
记得是那样的清楚，《照相》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我的厄运终于走到头了。那是1972年的夏天，我已经不在猪号了，调到武装营组建宣传队。那天黄昏，武装营部旁边的小学校里跑出一个女教师，手里扬着刚刚到的一张报纸，推开营部的窗户告诉我：你看见了吗？你的文章发表了！
那个女教师，后来成为了我的妻子。
现在，她就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走进祝英建的家。家里没有人，我问他的儿子呢？他现在已经有两个儿子了。提起他的儿子，他挺自豪的，指着墙上挂着的镜框里的照片告诉我：前年征兵，两个儿子报名后检查都合格，两个儿子都想去当兵。不能都走了呀，就剩下我们两口子，得有人帮我们干活呀。我就到富锦找到那里的征兵处，这不最后留下一个儿子，和他妈到地里干活去了。
从祝英建家走出来，沿着他家的围栏往西走，就是2队的边缘了。当初也是，现在还是。不同的是，当初我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原，现在已经开出荒来，绿油油一片。不过，眼前的开阔，还是和以前一样，一眼能够望到天边，平铺到地平线的大豆，浓绿色豆叶，取代了原来的凄凄荒草，在风中摇滚着层层的绿浪，一样芳草碧连天的劲头，是惟一像原来猪号的感觉了。
走上了一漫不高的小土坡，往下看，突然是一片姹紫嫣红，除了玉米高高的正在秀穗，屏风一样站在最外面，其余种的都是矮了一截子的菜和瓜。架子上的茄子黄瓜西红柿和倭瓜，满地爬的西瓜香瓜萝卜洋葱和卷心菜，红的红，黄的黄，紫的紫，白的白，随意而恣肆地疯长着，周围也没有一点围栏和遮挡，真是开阔而自由自在。让我忍不住想起萧红写过的她家的后园里，那些想爬上架就爬上架、想爬上房就爬上房的倭瓜，愿意开一朵谎花就开一朵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的黄瓜，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愿意长到天上去也没有人管的玉米……
这符合祝英建的天性，也是当初我们的天性。可惜，那时，我们把这样的天性扼杀了，我们便没有像祝英建这样在猪号旁边开出一片菜园子。
远处大豆地里像海一样翻滚的豆叶，绿浪从天边涌来，涌到菜园，涌到我的脚下，喃喃自语似的，诉说着今天对昨天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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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时我不敢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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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是让一个北京知青悄悄地藏在水井里面了，上哪儿找去？以后，2队每次再杀猪，事先，队长都要指指还活着东摇西晃的猪头，给我们知青敲敲警钟，别再动它的歪脑筋，想自己多吃多占！猪头，成了我们2队的一个典故。
…
不敢回头
…
从原来的猪号出来，我让祝英建带我去老王家。老王原来是猪号的班长，他先后领导老朱和我在猪号养过猪。想想，也真是有意思，我从建三江宣传队回到2队，李龙云去了建三江宣传队；我回到2队的猪号，老朱从猪号调走到了场部的宣传队——我们三人像是让人给玩了一把跳棋的游戏。
老王是好人，不爱说话，不管外面“棋盘”上的风云变化，只管养他的猪，我和老朱谁去了他那里，他待我们都很好。在他的眼里，我们还都是孩子，而且也应该说是有正义感和有才华的好孩子。这是他心里牢靠的定海神针。
想起老王，我就想起猪号的那口井。冬天，我最怵头那口井，井沿结起厚厚的冰如同火山口，又滑又高，我打水时常常把水桶掉进井里，都是老王帮我再捞上来。我的尴尬面对的常常是他抖动结满冰霜胡碴儿上宽厚的笑。
我也想起那年的冬天，呼啸而至的暴风雪在半夜里吹开了猪栏，猪崽子跑了出来，老王带着我和小尹追猪，一起掉进荒原的雪窝子里，冻成了雪疙瘩，老王的老婆抱着在自己家热炕头上早就烫好的大衣裹着我焐热我。
那是我人生的冰封季节，有着老王一家给予我的暖流，抵御着外界的寒冷。
通往老王家的路，我已经不认识了。2队的两条南北大道，连接着人们的住房，格局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拉禾辫的旧房子之间，盖起了新的红砖房，新旧杂陈，将历史和现实交错在一起，显得错位一般。似乎主人忘记了，应该在客人来之前把旧的东西收藏一些才好，还是让它们那样大大方方地亮在那里。路上没有一个人，清静得像是走在冥冥的梦里一样。有小孩子抱着篮球，趴在自家的院墙上好奇地看着我走来，两眼乌黑，一声不响。正是正午时分，各家的烟囱冒出了袅袅的炊烟，柔和地飘浮在湛蓝的空中，然后再不动窝，一动不动地定格在那里。
老王已经搬了家，在我的印象中，他家应该是2队的西头，现在却搬到东边。祝英建对我说：没错。就领我迈过一条水沟，跨进了老王的院子，径直走进老王的家。他的家很奇怪，厨房在前，住房在后，穿过厨房，刚进家门，老王的老婆迎了上来，直问我是谁啊？我走到她的身边，告诉她：是我，我是肖复兴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连连说：是你呀，我眼睛不行了，看不清了。然后，她告诉我：老朱刚才也来了，老王和他们到队部去了，那边催他们快去呢！
我知道，那里已经备好了杀猪菜，2队为了迎接我们，特意杀了一头猪，二胖主厨，现在2队上的红白喜事，都是他亮手艺。中午大家要在那里好好聚聚。家里只剩下了老王的老婆一个人。她用眼睛凑近我，仔细瞅了瞅，对我说：你模样没怎么变。我问她：您现在身体怎么样啊？她摆摆手，说：我的心脏不好，眼睛也不好，你看，我的这只眼睛是假的了，我不敢和老王去队部看你们。
我说不出一句话，因为我看见她昏花而浑浊的眼睛里含着泪花。我看见她家还是老样子，简陋的陈设，还顽强地站立在以往的岁月里，掉了墙皮的灰白的墙上，挂着的还是那个老镜框，里面还摆着我和同学们当年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