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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一个能够网罗全球各阶层的人才的大学，当然比仅靠波士顿四周地方贤达子弟中人才资源的大学更能创造精英教育了。第二，美国的经济发展，使大量人口成为中产阶级，有了上学的机会。高中毕业率，即拿到高中文凭的人占适龄人口的比率，在1900年仅为6％，到了“二战”开始时达到50％，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则攀上70％的台阶。智商在115的年轻人，在一个世纪前大部分甚至还没有机会读高中，现在则基本全进了大学。一句话，大学生人数增加得固然很快，高中毕业生的增长速度更快，上大学越来越有竞争性。第三，“二战”后美国给贫困学生的奖学金越来越多。各大学也都不惜工本，甚至雇佣中介公司招募弱势阶层的孩子，进一步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富家子弟不可能再躲避和多种社会阶层的直接竞争了。第四，一流大学在所有这些潮流之上，还另有一个优势。上个世纪，美国的人口不停地翻番，高中毕业率也不停翻番，申请上大学的人数增长了几十倍，大学数量也跟着增长。但是，一流大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则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哈佛选材在50年间从三里挑二到了十里挑一。
不过，这些发展并非没有曲折。战后的基本趋势，是高等教育的费用提高。以199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哈佛一年的教育费用，1950年仅为8800美元，1960年则涨到12200美元，如今的四万六如果换算成1990年的美元价值，则也达到3万美元左右，是1950年的3倍多。在50年代，一个境况不错美国家庭如果按标价送孩子进哈佛，节衣缩食地拿出20％左右的收入还是有可能的，如今按这个比例则需要家庭收入达到23万美元左右，这让95％ 以上的家庭感到鞭长莫及。奖学金的增加，固然使大量贫困学生得以接受一流的高等教育，但是家庭年收入在10万美元出头的中产阶级，上好大学的机会不是扩大而是缩小。这一阶层虽然只占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人才储备量却非常大。比如，一个家庭的父母如果是两位大学教授、两位中学教师、两位公务员，或者两位工人，家庭收入都可能超过10万美元。如果父母都有大学文凭，而且都工作，这样的家庭收入大多也超过10万。这些家庭的经济成功，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父母智商高、教育好所决定的。他们的遗传基因、家庭教育环境，决定了他们的子弟成才率比弱势阶层要高得多。但是，这些家庭面对常青藤的标价，有许多甚至不会去费心申请。比如我前面提到的我那位年轻时代被耶鲁录取却因为经济原因读了州立学校的同事，她父亲就是位颇为成功的大学教授。
应该说，在哈佛掀起的这些奖学金改革巨浪之前，美国大学近几十年的精力大部分还花在照顾弱势阶层上面。这一努力，到2001年普林斯顿宣布用奖学金代替贷款的改革而登峰造极，使那些需要借贷上学的学生能够直接得到奖学金，毕业后不必负债。随后，一流大学之间展开的奖学金大战，针对的主要还是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而年收入12万到18万的家庭，基本得不到奖学金，一年拿出将近一半的税后收入供孩子上学又有相当的困难，这在客观上排斥了智商最高、人才最富的一个阶层。不过，因为美国的人口不停增加，家庭年收入超过20万的富裕阶层人数也不停地上涨，一流大学还是奇货可居，竞争性越来越强。但是，如今中高产阶级对高等教育的费用怨声载道，而未来美国因为人口的变动，高中毕业生数目将开始下降、申请大学的人数可能停滞甚至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良好的声誉和竞争力，就必须抢占中高产阶层的人才资源了。
哈佛的改革以及这一改革刚刚引起的一流大学的奖学金竞争，扭转了战后牺牲中高产阶层的教育政策，清除了中高产子弟接受一流高等教育的最后的经济障碍。这将带来两大后果：第一，优秀学生将全部挤入一流大学，不必因为经济的考虑“不得已而求其次”，大学之间的层级将按学生的素质分得更加清楚。第二，年收入12～18万的家庭出身的中高产子弟，将和百万富翁阶层以及弱势阶层更激烈地竞争进入一流大学，逼着后两个阶层为自己腾出更多的位置。而社会舆论则更可能给百万富翁阶层施加更大的压力。结果可能导致各名校缩小甚至取消所谓“遗产学生”的名额。“遗产学生”主要是指父母或者祖先是某校的校友，进而在申请时自动受到照顾。这一措施，主要在于各校依靠校友捐款，不得不降低其子弟的入学门槛。如今，哈佛、耶鲁等学校的捐助资金达二三百亿，每年在股市有两位数的增值，校友捐款的作用相对减少，学校也变得冒犯得起这些校友了。最后的可能还是逼着他们的子弟和大家在一个起跑线上竞争。
这两大后果，指向的还是一个方向：美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一流的高等教育，将把上个世纪发展出来的趋势演化到极致、构筑一个彻底的英才主义的社会。富人阶层、中高产和劳动阶层，在竞争高等教育的机会时，将更严格地遵循英才路线。高智能的学生不仅会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而且还会接受免费或近乎免费的高等教育。这样，高智能的学生和低智能的学生在教育机会和费用上将进一步两极分化。
这种发展，当然会给经济带来巨大的效率。比如，你的智能水平属于人口中十里挑一的精英，还是属于90％的人都能达到的大多数，对于在工厂流水线上的那种机械、重复性的工作来说并无关紧要。在传统的工业社会，这种简单工作占大多数，对智能的要求并不高。在50年代的美国，许多工人的收入超过教授，许多智商很高的人懒得读大学。所反映的就是社会智能的供给超过了需求的现实。但是，对于设计这种流水线的工程师来说，智能在人口顶尖的10％的水平还是在90％的水平，则有天壤之别。前者可以拥有多种专利，创造巨大的财富；后者则基本不能胜任高级工作。如今美国经济日益白领化、高技术化，流水线工厂被外包出国，社会的智能需求超出了供给。一个智商140的农村姑娘，在一百年前对社会并不会显示出多少价值，最大的可能是在自己的农场里度过平淡、穷困的一生；如今则如同市场中烫手的期货，价位被越炒越高。美国高等教育最近的发展，也是最大限度地优化智能生产的机制。你如果是个SAT考满分的孩子，即使在经济上如同无家可归者一样赤贫，在美国你其实还是个富人：有人会花钱把你请到常青藤去读书，毕业后可以轻松地到华尔街找个高薪的工作。你所要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如同别人期待得那样有所表现，而不是兜里有几个钱吃饭。
但是，在未来由智能主导的知识经济中，这种教育的两极分化，将扩大社会的贫富分化，使智能阶层成为从一起步就享受教育特权的贵族。另外，许多弱势阶层的优异子弟，在上大学前因为没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在这场竞争中将会输给中高产阶层。这不仅埋没了人才，也把贫富分化固定化，引起社会危机。应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属于技术性的，在长时段内有可能好转。比如，美国的许多“贵族”私立学校，如今都拿出大笔奖学金来资助弱势阶层的孩子，这个过程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比如《一岁就上常青藤》中所述，我们在穷得丁当响时，就送女儿进了当地最好的一家幼儿园，第二年就拿到奖学金，支付的学费从一千二降到三百多。而不这样做的学校，则越来越不入流。这就给穷人在早期提供了相对平等的起跑线。
头一个问题，则涉及到哲学层面的矛盾，一时很难解决。在一流大学免费、二流大学便宜、三流大学昂贵的格局中，智商越高的人，得到的教育资源越多；智商越低的人，本来需要更多的帮助，但却得到了最少的资源。这背后有着强硬的教育经济的逻辑：智商越高的人潜力越大，你对在这种人身上追加教育投资，回报一般都会很高。而一个智商在平均线水平以下的人，不管你送他进多好的大学、投资多少钱，他还是学不会、也没有兴趣学。对这种人的教育投资，在中小学阶段还是有回报的，但到了大学以上就基本没有回报了。社会当然不情愿做这种无效的投资。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我看到两种提案。一是劫富济贫，对哈佛这种富校巨额的捐助基金的投资回报征税，把得到的钱交给缺乏捐助基金的穷学校。还有人提出，那些招不到一流人才，但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二三流人才的知识水平（比如毕业生和新生之间的成绩差别最大）的学校，应该优先获得这笔资金。这样，教育资源就可以相对平均地分配，使三流大学也能从一流大学那里获益。另一个方案，则是鼓励发展两年制的社区学院。《钟曲线》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上四年制大学的智商。那些智商不够的人，在便宜的两年制社区学院中学习具体的木工技术，比在四年制大学里硬着头皮读柏拉图要有效益得多。这样也使教育投资达到最大的效益。在一个有高效益的社会，技术过硬的木工，可以有很好的收入；一个二流的柏拉图专家，则可能一钱不值。不过，究竟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怎么扭转这种资源向智能精英倾斜的趋势，现在还看不清楚。更大的可能是，在人们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以前，这种英才独断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根深蒂固了。
其实，高等教育的彻底英才化所带来的大学分化，也未必那么可怕。毕竟这是从资本主义到“智本主义”的一个进步：人比钱更重要。市场运行本身，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比如，当一流大学捐助基金过于庞大、在股市上的回报丰厚到花不完的地步时，就会加大经营基金的投资家的权力、削弱捐款人的重要性。一些捐款人觉得自己对常青藤无足轻重，可能就会向小一些的学校捐款。特别是一些富家子弟的孩子进不了常青藤而读了二流学校，他们家长的利益自然是资助自己孩子的学校，借扩大学校的声誉来抬高孩子的身价。这样，就可能刺激一些次级常青藤的崛起，并使这些学校逐渐积攒下丰厚的捐助基金，最终也具有向英才提供免费教育的能力。总之，在“智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素质是一分钱一分货。智力的买家会越来越多。你孩子的素质，很快就会在英才主义的大学竞争中获得适当的市场价值。
上大学要多高的智商
如今发达国家迅速白领化，上大学的人在适龄青年中快成了大多数，甚至有大学义务教育化的趋势。比如，在马萨诸塞州，就正在讨论是否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主要是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问题。
大学的普及意味着文化的提高。不过，这种提高，可能降低大学本身的层次：从知识精英的殿堂，变成了大众教育机构。这样的大学还叫大学吗？大学在大众化中能够维持过去那种精英教育的质量吗？更重要的问题是，真是有那么多人都适合或者需要上大学吗？
2007年《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钟曲线》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论题非常清晰：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过去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如今则是由你自己的智力决定。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必须认真面对。该书还进一步根据心理学上的研究，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惊世骇俗，被自由派斥为种族主义。乃至作者不论走到哪里讲演，都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
此书的两个作者，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书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声誉甚高的职业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书提出的学术性挑战，他都无法回应。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最多不过是心理学“票友”，不具备和职业心理学家论战的资格，也只能根据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论，在智商研究的社会意义上和公众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