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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复杂，简单的符号已不够用，人们便在原有的符号上，加些标记，使之
成为新的符号，如在表示“头”的人头形符号上加上一个代表颏部的特殊的
线纹，则变成了口的符号，但字符的增加往往给人们的记忆和书写带来一定
的困难，加上有些抽象概念仍不能用图形表达，这种象形文字便开始产生变
化，首先是向简化方面发展，以局部图形代表整体意思，如用星星的符号
代表“天”，用牛头的符号 代表“公牛”等，再就是一种符号代表多重意
思，即除表示图画的事物本身外，还表示与这事物有关联的一些意思，如犁
①
的符号除了表示犁外，还有“耕田”“耕者”等多种意思。有些象现代汉语
中，每一字代表了若干相关连的话或观念，如代表“口”的符号，即可用作
动词的说，也可用作名词的口，而“足”的符号即可代表“立”，也可代表
行。这类符号都是从图形中引伸过来，且已由原来的象形文字发展为表意文
字。
由于这类符号所表示同一事物的符号趋于固定，某一种符号就渐渐代表
了某一种事物的名称的音读，如“一束葱”的符号为■，此符号除了表示葱
外，还可以表示葱的音读cym，因此同声的词往往还可用同一个字符，这样
便产生了谐声文字，即用符号代表声音，例如苏美尔语中把箭字读为提音，
同时这个音也代表了生命之意，因为一支箭的象形符号分别代表了箭和生命
两重意思。表意文字和谐音文字的出现，使符号的数目减少，而所要表达的
意思却大大增加了，这是楔形文字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乌鲁克时期，苏美尔文的字符曾达到2000个，而300—400年后，字
符减少到800个，再经过300—400年，大约在公元前2900年时，字符只剩
下600个左右、谐音文字还可以表达图形符号无法表达的介词、副词、小品
词及词格、词首、词尾等语法结构，这样可更确切地表达语句，由于一个字
符包含了多种意义，为了避免字符意义的混淆，在确定某一字符在句子中的
意义时，他们采用了两种办法：一是使用指意符号，如犁的符号意义很多，
如果用来指犁的本义，则需在这个符号上加“木”为词首，如果用来指耕者，
则需加上指意符号人为词音。有些类似我国汉字中，从水，从人等偏旁。另
① 参见涂厚善《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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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方法是使用音节符号作词尾补音，如足的字符分别附以“—WA”或—BA，
它们就分别代表了“去”或“立”的意思。标音符号的运用，使书写文字比
以前更加灵活，后来古巴比伦、亚述人都采用这种楔形文字，并稍加调整，
①
把他们自己那些互不相同的语言，全部用文字表达出来 。
随着楔形文的发展，它不再只是作为记录具体事物的工具，还发展为可
供宗教、技术、历史文件之用的完整文体，这些文件先后被制成数百万件牌
版，其中包含了农产帐、天文表、法典、文学、文典或编年史等多方面的内
容，它们无疑地成为研究古代西亚史的重要历史资料。除此之外文字还被披
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并具有礼仪性的意义，如在建筑神庙或宫殿时，人们
通常在屋基之中放块牌版，向神祈祷，人们喜欢佩带刻字的护身符，以辟除
②
妖魔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对于文字极为敬畏，认为他们的命运是受文字的约
束，他们甚至认为当一个具有宗教职位的书记，把一个人的姓名刻在一本神
秘的生死簿时，此人的死亡之日就即将来到。当时掌握文字的人是少数奴隶
主贵族和一些神职人员。
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楔形文字已成为当时国际外交上的通用文体，后
来叙利亚地区的乌加里特人和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由于商业的发展，对楔形
文字做了进一步的改进，使之逐渐变成了字母文字，到公元前后，字母文字
最终代替了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慢慢被人们所遗忘，直到19世纪初，德国人
G·F·葛罗第凡开始释读楔形文字，这种古文字才逐渐被现代人所知，到19
①
世纪中期，英国人H·C·库鲁特非度，成功地释读了150个楔形文字 。从
此以后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进展迅速，使得美索不达米亚的许多记录文件可
被现代人所读懂。
（2）书写工具与书写技术
古代两河流域盛产粘土，这里的人们很早就发现它十分适于制成泥版，
可趁湿在其上面刻划文字，于是粘土成为当时最普遍的书写材料，后来人们
也用一些新的材料，如石头、蜡版、陶瓷等。削尖的小木棒和芦苇是当时用
于书写的主要工具，相当于笔。书写时将棒尖按压，按压处可留下较深的笔
划印痕，收笔时因为用力较轻，则可留下较细的笔划印痕，使整个笔工形成
了木楔形，因此可以说楔形文字的特点完全是由于其特殊的书写工具所致。
最初的楔形文字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直行书写，公元前3000年时，人
们开始改变这种书写方法改为从左到右，横行书写，字体的位置也转了 90
°，例如 变成 ， （山）变成 等，改进后的书写方式更接近于现
代人的书写方式。
① 参见同上书。
② 参见塞缪尔·诺亚·克莱默等《文明的摇篮》，纽约时代公司1979 年版。
① 参见《图说世界的历史》，光复书局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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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农业与水利
两河流域的文明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这个地区是世界农业起
源的中心地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居民们就已积累了相当多的农业
生产经验。进入文明时期后，国家对于农田管理、家畜饲养、土地租赁、灌
溉设施和水的分配等，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使这地区农业的进一步发
展，有了更好的保障。
（1）农业与家畜饲养
公元前3000年前，两河流域的居民已懂得按照全年节令的农业时序表去
按季而作，藉求丰收。有一部传世的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农民历书泥版，共
109行，为苏美尔语楔形文，它是以农民教子的口吻，叙述了从灌溉到耕耘、
收获，乃至收割后的谷物处理等方法，堪称为人类史上最早的一部农历，其
中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农业技术资料，如：五、六月间灌溉田地，以准备耕作，
对全部沟渠、堤埂及放水的穴口，悉心观察，使灌田的水不致过多，使农套
掌践田，以除苇草，并使田平整，再用重约三分之二磅的小斧亲力平治之。
对种植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也有详尽的记录，如应注视大麦播种，每一颗种
子皆应入土达两指之深，如下种深度不够，即应另换犁刃，还提醒人们勿使
大麦倚垂，并在作物最茁壮之时，即行收割，教人们如何去簸谷扬糠，及剔
①
除杂物 。可见当时的农业已非完全的实践，而开始注重总结经验，使之成为
理论以指导实践。
两河流域以种植大麦为主，因为这一带的土地都含有盐分，较适于大麦
的生长，同时也种植一粒小麦和二粒小麦，但数量较少。大麦的颗粒可以捣
成粗片，煮成麦粥，也可以磨成面粉烤制扁饼，还可用来酿造啤酒等。两河
流域的居民还注重发展林木，其中大部为枣林，其次为葡萄、无花果、石榴
和苹果园。
早在公元前4000年时，此地区的人们就已发明了犁，并利用牛和驴来拖
犁，也正是由于这种犁耕的发明，使其农业较早地由新石器时代的小块田耕
作，过渡到大规模的田地耕作。其他的农具有锄和镢等，在古巴比伦时期这
些工具的头部，大部分是采用青铜制成的，最为重要的是这时期巴比伦人发
明了一种新式农具——即带有播种器的耧，它由两头犍牛曳引，一人扶犁，
一人牵牛，一人在旁向谷斗放种子，一边耕地，一边播种，是一种较先进的
①
农具 。
除农业外，这地区的畜牧业也很发达，人们利用两河流域下游宽广的河
滨草地和沼泽草原，畜养牛、羊、猪、驴、马等，并发明配种和人工受胎法，
成功地改良了许多家畜品种。苏美尔人喜食各类鱼，见于古文献记载的鱼多
②
达50余种。乌尔庙墙上的一块镶嵌装饰板上，保留了一些畜牧业的内容 ，
其上层是一排牡牛和乳牛的图案，下层为奴隶们挤奶和制酪的图案，表现出
畜牧业在苏美尔人神庙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水利灌溉
两河流域的土地肥沃，但必须修筑人工的灌溉系统，才可能使农作物的
① 参见塞缪尔·诺亚·克莱默等《文明的摇篮》，纽约时代公司1979 年版。
① 参见朱龙华《千古名城巴比伦》，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② 参见朱龙华《千古名城巴比伦》，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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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得到保证，苏美尔人十分注重修河渠，并对水利工程加以管理，国王和
政府都把开渠和分配水的使用权作为国家的重大事务，由于对水利工程的重
视，人们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根据约前3000年前文献的记载，
③
当时苏美尔人种大麦能够得到比种子多86倍的收获 。
为了灌溉干旱平原的田地，古两河流域人使用了一种前后纵列的机械从
河中汲水，长杆一端缚有重物以提起汲水桶而将水倾入较高处的蓄水池，这
①
类蓄水池可供给比较繁复的运河系统 。
古巴比伦时期，随着两河流域的统一，人工灌溉网得到扩大，特别是在
汉谟拉比王时期，据年名表，汉谟拉比第8、9、24、33年的年名都是开凿运
②
河、兴修水利之年 。运河的开凿和水利的兴修进一步改善了农业和生活用
水，并将两河流域中、下游更加连接起来，扩大了农业灌溉的面积和效益，
正因为如此，汉谟拉比王时的农业产量有了较大的提高，巴比伦地区的麦子
③
已可以得到比种子多300倍的收获 。
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时（公元前604—562）尤其重视水利
工程的修筑，著名的利俾尔——海加拉大运河就是在这时期修成的，这一时
期还在幼发拉底河上筑坝建成一个可蓄水40英尺 （1英尺=0。3048米）深的
④
大水库 ，使两河流域平原地区的灌溉系统得到进一步的治理和改善。
纵观古两河流域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农业的发展与水利的兴修密不
可分，这里的沟渠、运河和堤坝需要不断的维护和修缮，水利设施的好坏直
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丰歉。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水利兴修关系密切，凡是盛世
都注重修水利，开运河，可以说水利设施是古两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发
展的生命线。
③ 参见朱龙华《千古名城巴比伦》，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① 参见塞缪尔·诺亚·克莱默等《文明的摇篮》，纽约时代公司1979 年版。
② 参见《世界上古史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