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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省制度的历史来源确如此。所以直沿袭到近代，依然有其痕迹可寻。我们现代的
省区分划，和唐宋时代的道和路都不同。如江苏：徐州是一个军事重镇，它一面是山
东，一母是河南与安徽。徐州属江苏省，但它的外围，江苏管不着，如是则江苏的总
督或巡抚就无法控制了。南京也是一军事重镇，但如广德不守，或者芜湖放弃了，南
京也不能保，而广德、芜湖也都不在江苏的管辖内。任何一省都如此。给你这一半，
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
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
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它用意。明代人明知这一制度在名义上就说不通
。而且明代也废去了中书省，更何来行中书省？所以把行省长官改成为承宣布政使。
全国正式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使是指的官，司是指的衙门。我们若正名讲，该
说明代的地方行政分成为十三个布政使司，不该说它分成了多少行省，或说多少省。
到清代，在承宣布政使之上，又常设有巡抚和总督。巡抚总督在明代是非常设的官，
故地方行政首长之最高一级是布政使。但称布政使司为行政区域，已经是名不正，言
不顺。就官制言，地方区域，也不该称为司。而清代则更无适当称呼，于是仍沿袭称
了省。譬如有江苏布政使，有江苏巡抚，而江苏地区则称为江苏行省或江苏省。清代
一统志是这样称呼的。其实省的称呼，更是名不正言不顺。又清一统志把省区再综合
划分，如称关东三省（山海关以东），或岭南三省（广东、广西、福建）之类。这更
是无意义。这是把政治地理和自然地理混淆了。后来中国人果然为此误事。别的不管
，只叫广东省、广西省，不说岭南三省，或南三省，而独关东三省因为清代限制中国
人出关，常把来混合称为关东三省，不分开，而后来又把关字省了，只叫东三省。习
俗相沿，好像东三省和其他省区有不同，全国只知道有一个东三省，却不看大清一统
志，岭南也有南三省。其他省区全都如此并合称呼，东三省并不和其他地区有两样，
而我们却误认它是两样了。后来又有人把东三省误叫为满洲，这更大错特错。满洲只
是吉林省松花江外长白山附近一小区域，在明代属建州卫，唐称府，明称卫，这是军
事区域的名称，并不是东北的行政区域。关东三省，才是东北行政区域，而尚不全是
行政区域。而一般人不注意这些事，或者满洲人要故意把满洲两字的地域观念放大，
所以他把省区也勉强分为关东几省，岭南几省等不合理的称呼，来牵强混淆。而后来
日本人又推波助澜，故意把东三省说成是另外一区域，而且东三省就是满洲。这实在
是一个极大的混淆。后来弄出溥仪的伪组织，自称满洲国，认为是满洲人统治着满洲
，实际上东三省哪可与满洲相提并论？孔子说，名不正，言不顺，清代学者中，就有
人主张不用行省或省字，而正名称为布政使司的。然而总督巡抚又如何称呼呢？所以
当时也没有人附和。然而行省之称到底是不妥，又加说本部十八省，那更荒谬。中国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本部非本部之别。秦代万里长城早已东达大同江，辽河流域永
远在中国历史圈之内，如何说它不是中国之本部？这原是外族有意混淆是非造出来做
侵略的口实。此刻又有所谓华南、华中、华北等称呼，试问中国政治区域上，有没有
这些分法呢？中国人不注意，大家跟着这样叫，现在还没有事，不要紧，十年二十年
以后，说不定政治上，外交上又发生问题。连我们的脑筋里，观念上，也会发生问题
的。如想我们是华南，你们是华北，这些观念，都会发生很大作用。这因讲元代的行
省，而牵连涉及。这都该值得我们警惕的。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
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
戊、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
再说明代地方长官，与承宣布政使并列的，还有一个提刑按察使。布政使管行政
，按察使管司法。又有一个都指挥使，管军事。三个司合称为三司。承宣布政使司又
叫藩司，提刑按察使司叫臬司。清时俗称藩台、臬台。照理，臬使尚可称台，如御史
行台之例。按察使本该流动考察，不常川驻定一地方。但明清两代都已固定有驻地，
称台已不合理。至于承宣布政使司，全省行政都归他管，更不该称台。布政使下面有
参政、参议等官，提刑按察使下面有副使佥事等官，这种官派出去，叫分司。分司到
了清朝，俗称道台，普通称为监司官，犹如省政府派几个参议到地方上协助办事。这
样一来，地方政府的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
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
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元代是把中央政府分置到地方，就变成行中书省。明、清
两代是把地方高级政府再派到低级去，这便是监司官。这也难怪。因为省区大，事情
多。不得已，才有分司分道之制。分司分道有分为两种。由布政使派出的叫分守道，
由按察使派出的叫分巡道。明末大儒王船山，在其所著《黄书》里，曾有一统计，说
：山东省有六个府，但有十六个分司。山西省有五个府，有十三个分司。陕西省八府
，有二十四个分司。四川省九府，有十七个分司。这样一来，县上面有府，府上面有
司（分司），司上面才是省（司），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
，府、州之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所以中国地方政治，
宋代已经不理想。宋制分路，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个监司官。明代更不行，一
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
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县官压得太低太可怜了
。他服侍奉承在他上面的长官还来不及，哪有功夫去亲民。汉代县上面是郡，郡上面
没有了。汉代的郡太守，是二千石官，阶位俸禄，和九卿相似。一个县政府，也往往
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但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今天中国的一省，有比欧洲一国更大
，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
治上一个大问题。
以上还只讲的明代的布政使，按察使与都指挥使。而这几个长官上面还有官，还
有更高一级的官，那就是总督与巡抚。总督巡抚在明代制度下还尚好，因其必有事才
派出此等官，并且都带一个都御史的衔。这就是说，由中央政府都察院的都御史临时
派到地方去办事，所办是巡抚、总督等事。譬如倭寇来了，沿海地方没有总其成的人
，就派一个总督或巡抚去，这是临时的。过几年，事情平定了，这官仍旧回中央，机
关也撤销了。但一到清代，总督巡抚又变成为永久的，在布政使（藩台）按察使（臬
台）上面再加巡抚总督，地方行政就愈来愈坏了。我们现在再从历史演变源头上说来
，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
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
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
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
治史上一大失败。
己、明清两代之胥吏
上面所说，是地方政府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来的高压。而从下面讲，又出了毛病
。最要是骊胥之制。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最先吏是指的管理一般业务的，略
等于今天之所谓事务官。在两汉时代，每一机关的长官独称官，属官皆称吏。官吏的
出身，并无大区别。宰相由吏属出身，是件寻常事。所以汉代政治风气极敦厚，极笃
实。唐代的吏和官，已分得远了，然而两者间还是没有判然的划分。判然划分的时期
要从明代起。若再溯而上，弊病仍是先出在元代。因元代政府长官，都用的蒙古人。
蒙古人不懂政事，而且不识中国字，于是便得仰赖于书记与文案。中国读书人没有了
出路，便混进各衙门当书记与文案去。那便是官与吏流品泾渭之所分。但明太祖时，
因人才不够用，推行荐举，任何长官都可荐举人才。所荐举的，不分进士、监生、吏
员，朝廷尚是一律任用。进士等于如高等文官考试的及格人，监生等于是大学生，吏
员则等于是公务员。这时尚不分高下，同样有出身。但那是一时济急。迨到明成祖时
，便规定吏胥不能当御史，这就是规定曾任公务员的不能做监察官。又吏胥不准考进
士，这样一来，便限制了吏胥的出身。官和吏就显然分开两途。于是在中国政治上的
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这事在中国政
治史上，实有甚大的影响。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
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直到今天，流品观念在中国人脑里还很深。譬如教书人，
是一种行业，衙门里办公文作师爷的也是一种行业，但行业与行业之间，却显分清浊
高下，这便是流品观念在作祟。又譬如文官武官，一样是个官，官阶品位尽相等，但
在流品观念下，则文官武官又显然有分别。这是中国社会独特的传统，西方人不易理
解此分别的。若要把流品二字翻成西方名词也无法翻，只有中国人脑筋里才懂得。譬
如唱戏也是一职业，然而在中国人脑筋里，唱戏的自成一流。这一流，那一流，各自
有品，等级不同。种田的、读书的，也同样是职业，而在我们脑筋里，除开职业之外
，却夹有另一观念，这就是所谓的流品。在明代政府的观念里，胥吏另成一流品，胥
吏是没有出身的。先是不准做御史，后又不准考进士，结果只叫考生或秀才之中无出
路的来当胥吏。胥吏流品虽低，但他们对当时政治影响却很大。近代政治界中最有名
的所谓绍兴师爷，也不是清代才有，早在元明时代已有了。他们的势力，早已布满在
全国。明代有一位理学先生陈几停，他有一位朋友到绍兴去当知县，他写一篇文章送
行，大意说：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的胥吏完全是绍兴人，这些绍兴人虽在中央政
府办文案，但他们的父兄都还在绍兴。希望你到绍兴后，多能注意教化他们的家庭来
。把胥吏的父兄教化好，将来他们就可以教化胥吏。胥吏变好了，天下就治。所以绍
兴是天下治乱的根本。陈几亭这番话，实在不能说没有他道理。历史上的事情，有些
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事，譬如宰
相怎样，六部怎样，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直到晚清光绪
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
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
可减。大抵中国政治界里胥吏所经管的，不外此七项，即铨选、处分、财赋、典礼、
人命、狱讼与工程。其实政事之大者，在当时也只此七项。吏胥则是此七项的专业人
，传统的专门家。他们是职业政治家而擅有专门知识的。但当时官场又看不起这些人
，这些人也自认流品卑污，因此不知自好，遂尽量地舞弊作恶。我们都知道，旧官场
查复公事，有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也有说查无实据，事出有因的。照前面报就
轻，照后面报就重。这些都由吏胥上下其手。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
，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吏胥去办。这种师爷，各衙门都有，上下相混，四
面八方相勾结。而管官的官却从科举出身，哪里懂得这些事？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
到衙门，至少需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吏胥就不
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
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
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入浊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
此种官场流品，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