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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但若说英国对香港是一种帝国主义，这是百辩难逃的。因他把全国家分成了两
部分，一部是本国，一部是征服地。这才始得叫帝国。清代有所谓本部十八省，外边
又有藩属，故说它像西方的帝国，但细辩又不同。因请人待蒙古，比待中国本部的人
还要好，蒙古人得封亲王，中国人是没有的。英国人断不能代香港人比待他本国的人
好，可见就算清代也是帝国，还是东西巧妙不同的。我们现在的毛病，就在喜欢随便
使用别人家的现成名词，而这些名词的确实解释，我们又多不了解。西方人称中国为
大清帝国，又称康熙为大帝，西方有帝国，有所谓大帝，中国则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制
度，和这样的思想。而我们却喜欢称大汉帝国乃及秦始皇大帝了。在正名观念下，这
些都该谨慎辨别的。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又再拉拢怀柔蒙
藏来挟制汉人。这都在上面讲过了。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他们到中国来，
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
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
里最高的官。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
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灯。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
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
。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这
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
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文字狱。种种压迫，
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
，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
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
，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
得是仁政。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
，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
，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
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
要差役。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
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况地丁
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而且
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直到现在，
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
算是好制度。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
长久？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
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
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
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
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于是民变四起， 仆屡兴。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
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所以此后满清政府
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嘉庆年间，一次次变乱不停，以后有激出太平天国。由今看来，大家同情太平天
国，认为它是民族革命，这话自不错，但实际也不尽然。至少他们太不懂政治，他们
占了南京十多年，几乎丝毫没有在制度上建树。他们比较象样的是军制，但始终未觉
悟到水师之重要。他们对下层民众，想推行均田制度，粗浅一些的社会主义，大抵他
们是有此想法的，但说到政治就太低了。第一论国名，便是不祥之兆，哪里有正式建
立一个国家而号称天国的呢？这是他们对西方耶教一种浅陋的知识之暴露。再加上太
平二字，东汉黄巾之乱，信奉的是太平道。他们的下意识，似乎受此影响，国号太平
天国，早可预示他们之失败。这样一个国名，便太违背了历史传统。正因为这一集团
里，太没有读书人，这是满清政权存心分开中国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之成功。辛亥革
命，国号中华民国，这因革命党里有了读书人，所以不同了。而且洪杨一出来就称天
王、东王、南王、西王、北王、翼王，那些名号，只能在通俗演义里有，哪能成为一
种正式的制度？他们自南京内哄以后，杨秀清杀了，还是有许多人继续称王，而名号
更荒唐了。萧朝贵的儿子成为幼西王，洪仁发、洪仁达又称王长兄、王次兄。就是满
洲人初进中国，也没有这样表现得粗陋与幼稚。正因满洲人初兴，便能用中国知识分
子，而洪杨集团则不能。他们又到处焚毁孔庙，孔子的书被称为妖书，他们想把民族
传统文化完全推翻，即使当时没有曾国藩、左宗棠，洪杨还是要失败。诸王以下，又
有天官丞相，这些官名，真太可笑了。哪里有全不读书，把自己国家以往历史传统全
部推翻，只抄袭一些外洋宗教粗迹，天父天兄，一派胡言，便能成了事？我们不必纵
论其他之一切，但看他们那些国名官名，就知其必然会失败。若太平天国成功了，便
是全部中国历史失败了。当时的洪杨，并不是推不翻满清，但他们同时又要推翻中国
全部历史，所以他们只可有失败。近代的中国人，正也在想把中国全部历史推翻了，
所以更多对太平天国抱同情。但话要说回来，太平天国史失败了，而满清政权，也就
从此逐渐转移到中国人手里。中国人出任封疆大吏的也多了，军队变成湘军与淮军，
便逼出满清政府以后之变法。
七、变法与革命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
变法的是康有为。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
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
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但康有为只知
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决
不容有所谓立宪的。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一定要推翻皇帝，康有为的变法就变成了
保皇，似乎又像非要皇帝不可了。康有为实在没有看清楚，他以为只要光绪皇帝听他
话，变法就变得成，这是他的大错误。这个错误也就是错误在他没有像西洋人般懂得
政治上的所谓主权的观念。他不懂得当时的中国政治，是满洲部族主权的政治。掌握
主权的是满洲人，哪里是像他所谓的皇帝专制呢？他误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只是皇帝专
制，故而以为只要皇帝听我话，便可由皇帝专制一变而为皇帝立宪。后来康梁失败了
，梁启超曾慨然说：两千年中国历史只是没有正式的革命。他这句话也不错。但他不
知道在中国传统政治下，实不需要革命。而在他们当时，则真非革命不可啊。不革命
，便无法推翻满清的部族政权。梁启超也如康有为，误把中国秦汉以来的传统政治看
成为帝王专制，帝王专制只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只要变法，改革此制度即够。他不
晓得在他当时，这一制度之后面，还有一个力量在拥护，在咫尺。不是皇帝一人就可
以专制，皇帝背后有他们的部族——满洲人在拥护这皇帝，才始能专制。现在光绪皇
帝既跳不出满洲人的这一圈，如何能改革这制度？若要把满洲部族这集团打破了，就
非革命不可。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
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
，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
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
。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而实无一个阻碍
我们拨乱返治的真力量。现在则有此一个力量在阻碍我们非把此力量打倒不可。这个
非打倒不可的情势，就逼成了革命。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
，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
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
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我们不能说汉代的一切主权在刘家，唐代的一切主权在李家
。中国传统政治，自汉以来，很少这种特权之存在。这我在上面讲述汉唐政治制度时
，已详细分析证明过。现在则政权落到一个特殊集团的手里，这便是满洲部族。若我
们把政治主权和政治制度分开说，就形成了两派主张，一派是康有为，他主张要变法
，不要革命，他是看了制度没有看主权。另一派是章太炎，他主张只需革命，不需变
法，他是看了主权没有看制度。在这两派中间，孙中山先生认为是非革命不可的，而
革命之后还得要变法。变法的最要点，则是把皇位传袭彻底废除了，根本不要一皇帝
。他参照中西古今的制度，想来创建一个新制度。当然康有为、章太炎不脱是单纯的
书生之见，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大政治家，他有书生的修养，对政治和社会也有深刻的
观察，他认识中国，也认识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论也不同。
以后满清是推翻了，不过连我们中国的全部历史文化也同样推翻了。这因当时人
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
言蔽之曰帝王的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全部历史传统文化不
满意。但若全部传统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对其国家以往传统之一种共尊共信之心也没
有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全。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
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
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所以孙中山先生主张革命之后先要有一个心理建设，
这是看来很正确的。譬如我们讲考试制度，这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传统极悠久
的制度，而且此制度之背后，有其最大的一种精神在支撑。但孙中山先生重新提出这
一制度来，就不免要遇到许多困难和挫折。因为清代以后，考试制度在中国人精神上
的共尊共信的信念也早已打破了。我们今天要重建考试制度，已经不是单讲制度的问
题，而还得要从心理上先从头建设起。换言之，要施行此制度，即先要对此制度有信
心。即如在清代两百几十年，哪一天乡试，哪一天会试，从来也没有变更过一天。这
就因全国人对此制度，有一个共尊共信心，所以几百年来连一天的日期也都不摇动。
这不是制度本身的力量，也不是政治上其他力量所压迫，而是社会上有一种共尊共信
的心理力量在支持。当知一切政治，一切制度都如此。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
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
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
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
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地
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
打倒。其实这问题已转了身，已不是某种政治与制度该打倒，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