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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出现了对奴隶主的保护神即“天”的批判。
《国语》中反映出唯物主义思想一定程度的发展，表现为用“阴阳”和
“五行”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周语》中记载西周末年“伯阳父论地震”
一事，这一事本身虽然是近于预卜吉凶，但是伯阳父对“周将亡”与“地震”
的关系的解释，却有些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天地间存在着阴阳两种气，这
两种物质力量“不失其序”，自然界和社会就安定。他还认为地震不是天的
命令，而是由“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引起的。由于阴阳二气的失
调，才发生了地震，引起了“川源”阻塞。“周之亡”的原因在于“天命将
终”，也不是因为上帝不保佑了，而是由于地震引起了川源阻塞，人民没有
用于灌溉的水源，因此“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把周将亡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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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归之于自然的灾害，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是他力图从自然界寻找原因去
说明地震现象，这里包含着唯物主义的因素。
《国语·郑语》还记载史伯认为：“百物”都是“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
杂”而成的，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都是由于不同的“他”物和合变化而
来的，所以“和”是自然与社会事物发展的法则，“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他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意思是说，声调单
一就不好听，一样的颜色就没有文彩，一种味道就没有滋味，只有一种东西
就无从比较好坏。他认为周王的统治违反了相反相成的“和同”原则，才会
失败。周王朝必然要衰落了。这些无神论唯物主义的思想，是对为奴隶制服
务的“天”（上帝）决定一切的宗教迷信的破坏。
西周时期在萌芽中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是春秋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
先驱。这一时期的无神论思想的特点是对上帝 （天）越来越不满了，有的抱
怨，有的诅咒，有的怀疑，但是还没有彻底否定上帝的存在，也没有从理论
上论证上帝不存在的学说。有许多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是在宗教神学内部
暗中滋长起来的。比如天命论者认为神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完全成了消极
的无所作为的因素。因此无神论思潮的兴起，也必然表现为对人事的重视。
季梁认为：“民，神之主也”，“今民各有心，而鬼魂乏主，君虽独丰，其
何福之有？”史嚚则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主张要“依
人而行”。至于人间的吉凶祸福也同天命无关，认为“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吉凶由人”，“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福行），妖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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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公制礼与后代儒学
周公是西周初年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姬姓，名旦，亦称叔旦，是周文
王之子，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曾助武王灭
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人不服，
联合武庚和东方夷族反叛。他出师东征平定反叛，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
洛邑 （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史说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
德慎罚”。其言论见于 《尚书》当中。周公自幼笃行仁孝，多才多艺堪称儒
家的理想人格。文王在时，他以孝仁而异于群子；武王即位，辅翼武王，又
特以忠诚而见称于史。当时武王有病，群臣忧惧，卜求先王救助。“周公于
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
愿以自身代替武王之身，且称曰：“旦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史
记》。当时人们以“死”为去“事鬼神”。）武王死后，成王在襁褓之中，
周公当仁不让，毅然挑起了“摄行政当国”的重担。这就是荀卿所极力赞许
的“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
下之倍 （背）周也。履天子之藉，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
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
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天于文、
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乡（向）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
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
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枝主之义，抑亦变化矣，天
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荀子》）
当然，周公在辅佐成王时仍然运用了“天帝”和“祖宗”的思想武器，
比如为讨伐叛乱，他决定出兵东征，遭到贵族诸侯的反对，为此他发布《大
诰》说：“我当然要为我们年幼的国王，慎重地考虑到出征的困难。既然上
帝把这严重的灾难加到我们身上，我们便不能只为自身的安危忧虑。我想你
们诸位也会这样劝告我： ‘不要过份地考虑自己的安危，不可不去努力完成
文王未竟的大业。’唉！我决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尚书》）在这里，
周公特别强调平安叛乱是继承祖宗文王的大业和执行皇天上帝的命令，即使
有再大的困难也应当去克服。接着，他又指出：“你们乃是先王的旧臣，应
当很好地回顾一下过去。你们知道文王是何等的勤劳？上帝已经把成功之路
告诫我们了，我不敢不尽一切努力来完成文王所力图成就的事业。譬如父亲
想盖房子，已经定好了规模，可是他的儿子连堆土作堂基的事都不肯干，哪
里还肯去构筑屋顶呢？他的父亲已经翻好了地，可是做儿子的连播种尚且不
肯，哪里还肯去收获？这样，难道他的父亲会说： ‘我有好儿子，他不会抛
弃我的基业’吗？所以我哪里敢不趁我的有生之日去完成文王从上帝那里接
受的大命呢？”在这里，周公以祖宗文王的事业作为号召，指出我们既是文
王的旧臣和子孙，就必须继承前辈的遗愿，完成先王的未竟事业。也就是说，
不管叛乱分子是王室的什么人，只要他们背叛了先王的遗愿，破环了先王的
事业，就应当受到惩罚。
成周建成以后，周公以“天命”之意把殷顽民召来训话，说：“告诉你
们这些殷国的遗民！现在我不忍杀掉你们，我还要向你们申述命令。现在我
在这洛水附近修建一座大城，是因为四方诸侯无处朝贡，也是为了你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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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事，奔走效劳的方便。你们要顺从地臣服我们。你们仍有你们的土地，也
可以安定地从事劳作和休息。如果你们不敬事我周国，你们不但会失去你们
的土地，我也要把上天的惩罚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如能老老实实地居住在
这个城邑，继续从事你们的工作，你们的后代子孙就会兴旺起来。” （《尚
书》）消弭殷商的反抗势力，是西周王朝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周公在对他
们实施武力镇压之后，又把他们集中看管，并且运用“上帝”、“天命”的
权威，实行分化拉拢，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
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公摄政期间，对他的流言蜚语时有发生，连成王也曾对他有过怀疑。
但周公对于周王室的忠贞，终于得到了举国一致的敬佩。据说成王年少时，
曾害过一场大病，周公以自己的生命作质，向上天祷告说：“我们的君主还
是一个年幼的孩子，不是他触怒天神，而是我周公旦触犯了神命。如果上天
要降下惩罚，就让我代王去死吧！”史官把周公的祷词写在典册上，藏在“金
縢” （绳索捆束的金质匣子）里。后来由于流言蜚语的挑拨，周公被迫离开
国都。有一年秋天，庄稼长得特别好，还没有收获，忽然雷电交加，疾风大
作，庄稼倒伏，大树拆断，国人大惊，以为上天发怒。成王和大夫们穿上礼
服，打开金縢看到了周公旦的祷词，成王召来史官询问是怎么回事，史官说：
“是周公命令我们保守秘密，我们不敢把这件事讲出来啊！”成王这才知道
周公旦是如此忠于周室，捧着周公旦的藏册，感动得声泪俱下。于是，成王
亲自到城郊迎回周公，周公摄政前后共七年，后来成王长大成人能够听政了，
周公便返政于成王，自己仍然北面就臣位，恭谨地服事成王。
周公之所以能挤入儒家“圣人”的行列，最主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一生辅
国安邦的实践活动，在于他对周朝功勋卓著的政绩。孔子说：“修己以敬”，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而“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又说，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则“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
舜其犹病诸！”（《论语》）周公所做到的也正是如此，而孔子一生辛苦奔
波、孜孜以求的，正是周公式的事业。由于向往周公，他梦寐之中也时时思
念。以自身的品格、能力与政绩，为儒家思想学说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典范，
这正是周公对儒家学派的第一大贡献。其次便是周公制礼。周公在完成东征
的胜利和营建成周之后，即开始着手为周王朝制定新的政治制度。“五年营
成周，六年制礼作乐。”（《南书大传》）这套新的政治制度，就是《左传》
记载的“先君周公制周礼”的所谓“周礼”。文献记载的周礼内容相当广泛，
从道德标准到统治原则，从家庭关系到政权形式，几乎无所不包。然而就其
主要内容来说，首先还应该是关于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规定。为了保持王
室的团结和稳固，周公采取了当时最可靠的办法，以扩大家族统治、加强血
缘约束来维持社会安定。同时对这个大家族的各个层次的权力、义务和等级
进行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因此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法——宗
法，便逐渐健全起来。
宗法制度是宗族权力和土地占有的严格等级制度。在嫡长子继承制的约
束下，一方面，它通过分级立宗解决权力分配上的矛盾，扩大和巩固家族统
治的领导力量，“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
处其子孙” （《礼记》）；另一方面，它又借此规定来限制各级宗族的权力
和等级，使上下不可逾越，保障天子的正胤地位和对各级宗族的支配权力，
“立天子，不使诸侯疑（拟）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拟）焉；立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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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庶孽疑 （拟）焉”（《吕览》）。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各级贵族就在宗
法和封建的双重约束之下构成一个多层次的宗法等级和封建等级相吻合的统
治集团网。这个集团网中，周王是天下大宗，又是海内的共主。各级封建诸
侯做为小宗对周王必须“君之宗之”。诸侯在国内也是大宗，他们也以政治
和宗法的责任约束支配大夫。如此，层层约束，层层支配，就使周王能够保
证在宗族分权的情况下，通过“收族”来加强他对全国的宗族统治，同时又
通过对各级贵族的约束来突出王权、保障王权。宗法对于封建的依赖和附着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长子继承权的所有者，即长子，是属于土地的”（马
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没有发达的封建等级制，没有“授民
授疆土”的层层占有，就不可能有严密健全的宗法制。“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非礼不定”（《礼记》），周公制礼以封建和宗法为基础，其要义就在
这里。本来礼起源于祭祀，它本身首先是一个血缘的概念。 《诗》：“为酒
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它推广为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和统治意识，
又体现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和统治形式，所谓“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左
传》），“礼乐政行，其极一也”（《礼记》）。因此，周礼的核心，主要
是实现宗族统治和政权统治的一体化。具体地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