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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 为
“公案”一语略近当初禅宗论疑的本义，而非后世侦破推理之“公案”。应该说，这桩事件本来早应淹没在那一时代无数禅宗和推理的公案之中的，如果不是当事一方的名人“动手”又“动口”的话。如今所以腾于众口，不仅是杨绛先生亲自为文解说，更因另一方四处申告，还从报章移师网站，连博库“沙龙”的格子中，都有人帮着像游医广告似地贴满了“澄清”、“读后”的小帖子，给生怕“天下本无事”的媒体提供着话题。
当事的碰巧我都认识，也有向知情者了解情况的便利，于是引发了写作此文的兴致。鉴于案件发生的现场已经永久性消失，且从当事人两种说法中，先辨析这件“公案”的“逻辑事理”，再看看似乎夹缠不清的“来龙去脉”中，究竟隐伏有什么样的“义理”，可供人更多的思索。
钱濮公案的逻辑事理
“掺沙子”是借用搅拌水泥的术语。文革初期本指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政治地带实行组织渗透，包括工、军宣队派驻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后期术语泛化，凡改变原来单一构成的做法，都叫“掺沙子”。比照动辄“专政”或者“军事管制”来，这还是一种相当温和的方式。但濮氏夫妇的进住，无论如何是以牺牲了钱家利益为代价，来改善自己居住环境的。尽管当“沙子”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是逼得原住户举家出逃，流离失所的，毕竟“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濮氏承认曾有妥协方案，“几天之后，就有一位与他们关系很好的同事找我商量，说是已经和几位头头谈妥，将他在建国门外的两间房子让给我们居住，自己则搬到一间很大的办公室里去安身，而让对方搬回原处来”。但“我就更坚决地拒绝了这样的方案”。（《说明》）今犹在干面胡同十五号三楼一室的住户，就是钱家流亡后由单位安排搬进来。回忆与濮赵八九年的邻居生涯，尚以“吃尽苦头”概括之。盖因濮赵不断挑起磨擦，文武兼用，濮善诬告，赵则间或施以拐肘。八十年代濮氏另分得紫竹院新房，还赖了一个多月不肯走，直到这家另立电表，以示抗争到底的决心。这在当年“沙子”中更是绝无仅有。可一可再，濮赵当年津津于邻居间“与人奋斗”的真实动机，当能由此悬想。从后果推测动机本为断案常识。那个年代没有民法，但生活在现在的人们不难循此理清思路。此其一。
再如赵在《回眸》一文中说，两家“龃龉”的起因是杨绛先生“不尊重”她儿子的“人格”，理由是“把我的孩子当成逗笑解闷的玩艺儿”，“常常会让我联想到目前拐卖儿童的人贩子”。这种思维不像“教授”的理路。“人贩子”以盈利为目的，伴有虐待情节发生，而“逗笑解闷的玩艺儿”恰为祖母心肠之常态。这或许会引起做母亲一时的嫉妒，但天下哪有做母亲的因他人溺爱自己的孩子，而反生“龃龉”呢？逻辑上无法令人信服。此其二。
于是就发生了“打架”。关键理应是导火索。杨文说得明明白白，而赵、濮两位写家却是用“忽然”，“一天早晨，他竟——”这样突兀其来而又似是而非的句式，勉强开始叙述的。赵在《真相》一文中虽然承认冲突由洗衣开始，但却避而不谈“保姆究竟是谁请来帮忙的”这一起因。网友滴水分析“打架”情节说：
如从实际效果来看，咬人一般都是身体受控以后的防卫行为，以杨老太太当时六十多岁的高龄，当不会冲动到先出手打一个三十多的壮年人……
钱钟书从屋内冲出，肯定是因为现场已在扭打，如现场不在扭打，他用大木板狠狠打击对方的可能也就几乎没有。
穆文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在与濮良沛赵凤翔夫妇的争打中并没有吃亏这一事实，这一点杨文并没有隐晦，但打架是一种暴力行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在于确定是谁先动手，而不是是谁赢了，后出手的反击行为可以看作是正当防卫。
且看濮赵文章如何描述事件中钱先生的出场：
——有一天早晨，他竟抡起棍棒，直往我妻子的头顶挥去，我连忙抬起左臂抵挡。《小灾》
——朝着我丈夫扶着我的手臂上就抡了下来。《回眸》
——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如果不是林非赶紧伸手挡住木棒，打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真相》
这也怪了，既然钱氏踩着“急急风”锣鼓点出场，蓄意要演全武行，为何出手如此没有准头？到底是打谁？砸哪儿？瞎话难免穿帮，濮氏夫妇在掩门“反思”时，何不先把这三招两式拆解演练熟了，再来编排稍微像样一点的场面？此其三。
钱氏夫妇在自己家里与奉派入驻者“以牙还牙，以打对打”，本身就够文革“另类新闻”了。所以有这种勇气，赵文认定是钱家“攀附这个过去看不起的平民子弟做女婿，当然是为了分享那种炙手可热的气焰”，濮则以钱“仗着大学时代的一位伙伴，在当时炙手可热的权势，声称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亲密”，所以工宣队才没有表扬濮赵敢于“武斗”反动权威，却“狠狠地训斥我，威胁着要遣送我去北大荒劳动改造”。
但这也大有疑问：如依赵说，则打架时王含冤已死，所“仗”还有何“势”？如依濮说，则钱氏正应“宜将剩勇追穷寇”，彻底赶走濮家，何以竟会举家自我流亡呢？文革中钱氏在拒赴“国宴”的逸事很多人回忆过，当时文学所的负责人朱寨证实说：钱的“宿舍又被人鸠占鹊巢，夫妻二人只好避难到所里，在一间没有任何生活设备的办公室里栖身越冬”。“鉴于他当时居无室的生活困境，只要是向上面有所请求或暗示，不难有所改善，显然他没有。”今天亦不难找到知晓当年情况的人士。只是濮氏深知这些证明对他不利，所以借口工宣队和所领导都有倾向性，预先予以排除。
钱先生当时拥有的抗击后盾，并非来自权势而是来自朋友。“保钱派的年轻朋友”之一对我说，当时他是拿着一根擀面杖进屋的，如果真的要打，濮氏该不只是“红肿”或者“紫黑”了。黄永玉也说：“我提起这件事，他（按指钱先生）浅浅地笑了一笑：‘过去了！过去了！人人身上都长过痘子。’‘那比痘子毒多了！’我说，‘其实，现在我可以去打他一顿！’这么一说，他睁大眼睛从眼眶上看着我。看起来，这方面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他那个世界没有打架这个辞，他不懂现实生活中拳头的作用。”钱、杨两先生没有依仗人多势众，选择以武力抗衡或者驱逐对方，而是采取了自我流亡的和平方式，结束了这场冲突。濮良沛要支持自己论点，还得另寻稍微像样一点的逻辑起点。此其四。
濮氏文章里还谈了一个“细节”，说自女婿死后，“他（按指钱锺书）的态度却大大地改变了，当我们经过他的门口时，他竟一丝不挂地坐着，还念念有词，骂骂咧咧”。意在指实钱形同疯癫。倘然如此，“打”濮白打，无论依照中西成法，都不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请注意——任何翻阅过《管锥编》第一册的人，都会发现首序写于一九七二年八月，这一时刻正横亘在一九七○年六月王得一逝世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打架”事件之间。换句话说，钱氏的整部《管锥编》，都是在这次“打架”前的阴云密布，和“打架”后的流亡生涯中完成的。果如濮氏所述，还有正在著述《管锥编》的钱锺书，和钱锺书正在著述的《管锥编》吗？其后钱先生在北师大居住时因感冒引致哮喘复发，危象环生，以致病附终身，不得不闭门谢客。海外所以喧传他一九七四年病逝，正为此也。
钱锺书因“恶邻”欺侮而逃亡致病，究竟给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恐怕永远难以估量。夏志清教授注意到《管锥编》首序中，曾提到“又于西方典籍，楮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故在纪念钱氏文章中郑重其事的提议：
把这部《管锥编外篇》先找到，再影印几份，以免遗失，这是急切之务。然后再出一个试印本，供国内专家先加以审阅，务求把所有讹文都剔掉。这个改正本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负责出个高水准的国际版，以求博得国际学术界之广大注意……尤其那四册《管锥编》乃其扛鼎之作，任何一部中国现代学人、作家所撰著之文学评论、文化评论、古籍研究同它相比起来都显得寒伧。不是那些作品没有价值，而是《管锥编》所代表的个人成就光芒万丈，实在太伟大了。
任何评价，至此而极，学界的期盼殷望之切亦跃然纸上。但是夏先生决不会想到遭遇“恶邻”欺负以致被迫流亡的痛楚，会对《管锥编》“亦思写定”的部分发生多么大的影响。钱在一九七八年一月所作《管锥编》序二里已说：“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语，存而未削，聊为异日之卷。”明言连《管锥编》的“中文部分”亦非全璧，且原因正在于流亡期间的“多病意倦”。有文章透露说，《管锥编》“现已出版的几卷远非钱锺书计划的全部（最初设计为八卷，而只完成四卷，后出的第五卷是前四卷的‘补遗’）”。面对如此巨大的文化损失，濮氏“小灾小难”的一纸“伤单”，是否显得太过滑稽了？此其五。
钱、濮公案还有一个决非小可的前因。读过《干校六记》的人，当能记忆《误传记妄》中的这么一件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几人联名贴大字报，声讨默存轻蔑领导同志的著作。略知默存的人看了都说：钱某要说这话，一定要说得俏皮些；这语气就不像。有人向我通风报信；我去看了大字报不禁大怒。我说捕风捉影也该有个风、有个影，不能这样无由无因地栽人。我们俩各从牛棚回家后，我立即去把这事儿告诉默存。我们同拟了一份小字报，提供了一切线索请实地调查；两人忙忙地吃完晚饭，就带了一瓶浆糊和手电到学部去，把这份小字报贴在大字报下面。
据我所知，这张几陷钱先生于死地的“告发”大字报，“几人联名”中就有濮良沛。濮氏也证实了此事，并津津有味地覆述：“钱锺书喜爱骂人，骂完了还经常否认。他在五十年代初，曾用粗俗的市井语言嘲骂毛泽东，”接着轻描淡写地说，“‘文革’初期曾有几位同事对此贴出过大字报”，惟独含糊了自己。然后装傻充楞：“当军宣队要求钱锺书写出书面检讨时，他竟‘婉转其辞、不着边际地检讨了一番’。如果自己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不着边际’地检讨，却不去‘婉转其辞’地澄清？这是光明磊落的态度吗？”似乎直至今天，还浑不知道他的损招当年意味着什么。朱寨忆及此事犹存余悸：“有一张大字报骇人听闻地诬陷他（按指钱先生）污蔑‘毛选’。如果诬陷得逞，当时可治以死罪。”有网友一针见血地评论道：“这个林非果然不是好东西，竟要钱先生承认骂毛。他偏不承认，姓林的小子恐怕失望透了”。此其六。
有此六端，已能包纳这桩“非常公案”从最初动机到最终结果的人情事理及法理逻辑。濮氏夫妇如不能提出新的有力的事实和证据，他们面临的只有一种前景，即作为文革迫害者的“另类”形象留名青史。
钱濮公案的背景
钱、濮公案也确有他的“非常”性质，即濮氏确非臂戴红臂章、手持军皮带的“红卫兵”，而钱、杨也已熬过了“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专政时代”。如果还停留在那种时代，钱先生不会想到著作《管锥编》，杨也不会去翻译《吉诃德》。
坦率声称“就‘事’论事，笔者比较倾向于林家”的穆正平曾惊诧说，“从两家的文章看，领导在打架的问题上，既没有偏袒‘为革命立功的人’或曰‘造反派’，也没有惩治‘资产阶级权威’或曰‘黑帮’，而钱锺书打架时似乎全然都没有顾忌对方的‘革命’身份”。请读者注意“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这个发案日期。从大局势讲，这时林彪已然自毁，毛氏已然生病，邓氏正欲复出，江青正欲闹腾。老干部相继归位，主持国之大政者为周恩来。在“文革过程”中，这个当口被叫做“回潮时期”。聚焦于这个特殊的阶段，推测钱氏一门选择自我流亡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不愿再与“恶邻”朝夕与共，打“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