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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皇帝都要上先农坛行耕耤礼，一般皇帝都是前一日到中和殿阅视农具，然后再去行礼，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记载：“丑初赴先农坛，皇上寅正诣坛行礼，卯初二刻行耕耤礼，桐偕同部七人在犁亭序立，卯正后礼成。”
这套日记可以说是提供了满族贵族生活的场景。那桐是内务府人，所以日记里记录的就不是一般的民俗，而是内务府特定人群的地位、习俗和活动规则。对于研究这部分特定人群的生活，这套日记可谓是丰富、丰满而又集中的记录。
日记为流水账，只是记事，少有议论，甚至有些琐碎。言简意赅，少则十几字，多则百余字。可能正是因为“琐碎”，才让今天的读者从日记中能够读出趣味，看到清朝高官日常起居的诸多生活细节。
比如，那桐作为朝廷要人，既要忙于“进署办公”，又要周全亲朋故友和同僚之间的应酬。每年新年的拜年都是重头戏，那桐一天要拜四五十家。娶亲、拜寿、吊唁、还愿是当时主要的社交活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廿四日的日记就记录了拜寿送礼的规格：“午刻到端邸为其福晋拜四十寿辰，送刻丝麻姑一轴、江绸一套、九件荷包一匣、玉如意一柄、宴席一桌、绍酒一坛，均受之，未刻归。”
日记中有些篇章颇具文采，如民国五年（1916年）十月初三日，“旧疾较前稍愈”后，远游泰山观日出的记载：“卯初起，到浴日养云室观日出。是时天气清朗，约卯正东望，霞光四流，云现五色，一轮皎日缓缓而出，三起三伏，殆所谓三浴者耶。俄间晓日渐高，万山毕露，观日之景大备矣。辰初在山门外冲寒瞻眺，见四面云山奔来，脚下寺内露泰山极顶巨石数方，登此远眺，众山罗列，若拜若伏。巳初饭毕，乘筍舆游后石邬，道路崎岖，较前尤险。至天空寺，沿路怪石奇松为前山所无。寺中小坐，仰观后山壁立千仞，使人望之悚然。仍由南天门下山，路过五大夫松至云步桥、酌泉亭、对红桥观瀑布。当此佳景，欢畅举杯，虽神仙无此乐也。”
日记九十万字，可谓洋洋大观，但读起来并不让人感到乏味，从字里行间可略见当时一些大事和社会风土人情面貌之一斑。称其为研究晚清历史的“活态文化”、“百科全书”，丝毫不为过。
《那桐日记》的留存和捐赠
那桐生前的起居场所主要集中在京津两地，位于北京金鱼胡同内的“那家花园”一直是京城有名的宅邸，解放后改为和平宾馆。民国之初，那桐患病，又在天津英租界内购地建宅，率眷迁入，但春夏期间仍回北京居住。1925年他病逝于北京金鱼胡同的寓所，所以那家后代也主要集中在京津两市。
《那桐日记》传到第三代时，手稿存于天津的长孙张寿崑的宅邸。“文革”期间，张寿崑住宅被抄，日记自然也随同其他东西被没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这套日记才又重新回到主人手中。但主人发现，归还的日记少了其中的第二十册，而这一册记录的年代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4月23日至宣统元年（1909年）5月13日，正是慈禧、光绪去世，辛亥革命前夕的重要历史鼎革阶段，让人扼腕叹息。
那桐的第三个孙子叫张寿崇，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国文系，他对先祖这套日记格外钟爱，于是从天津的兄长家里将日记带回北京，开始逐日抄录那桐亲自记录的前二十三年的日记，并进行适当点校、注释，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出版。
虽然是那桐后代，注释工作却并不容易，由于张氏兄弟都出生于民国十年前后，对日记中涉及的长亲前辈，大多只闻其名未见其面，有的甚至是读过日记以后才知道的。所以点校过程中，除了参考《光绪朝东华录》、《宣统政纪》等有关资料外，张寿崇还特意走访了亲属中熟娴掌故的前辈长者。
2000年底，日记抄录完毕，隶属于北京市档案馆的《北京档案史料》编辑部与张寿崇先生进行了接触。老人很高兴也很爽快，答应授权《北京档案史料》编辑部点校整理，待日记出版后，原稿全部捐赠北京市档案馆保存。这虽然只是口头协议，却给了编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对于当时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一岁的编辑们来说，点校这样一本晚清留下来的草书繁体又没有标点的日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桐是清廷高官，日记里涉及了不少当时的高官名人，他们不仅有名，还有字有号有别称，加上清代官职复杂，单是要分清这些人物都不容易。而那桐又是内务府人，有自己独特的一套书写方式和习惯，比如“鹤”字，他书写时只写左半部分。还有一些满族贵族特殊的礼仪习俗，特别是他出使日本那段时期的日记又涉及了一些日本的人名、地名和职官、礼俗，这都给点校工作带来了困难。
从2001年第一期开始，《北京档案史料》连续两年八期连载了日记。编辑们有一次在与张先生的闲聊中意外得知，这套日记还有下半部口述部分，因张先生觉得史料价值较前一部分小得多，故没打算出版。这些史料既然历经沧桑留存下来了，何不出版一套完整的《那桐日记》呢？于是编辑们又开始着手日记第二部分的整理。
点校工作基本上纳入正轨，意外的事情发生了。2002年4月，张先生突然病逝。编辑们随又与张先生的女儿张瑗女士联系，张女士当时已经开始对日记的后半部分进行抄录了。
全部日记终于在2006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张家后代不仅将日记捐赠给了档案馆，而且将家族珍藏的《那桐亲书履历本》、《那桐奏折存稿》、《呈进物件、召见日期、御赐物件、具奏折件》和《那桐挽联》等资料也一并捐赠。美中不足的是，日记的第二十册至今仍没有下落。
（《那桐日记》上下册，北京市档案馆编，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180．00元）
前尘旧梦燕自知
——重读《燕知草》
？ 金文兵
二序一跋《燕知草》
俞平伯与西湖的最早关系，自然是缘起于他的曾祖俞樾以及那幢联结着两个世纪荣悴的俞楼。在“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的《燕知草》中，俞楼固然不可不提，但说及更多更见情愫的还是同游的人。这层机关，写序的朱自清早就说破——“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Ｈ君为中心的。”这话出自挚友之口，自然是不会错的。然而检读全书，有一点还是值得旧话重提的。那就是于“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之外，文字里其实更多怅惘与幻灭的气象。朱先生也说过，“‘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那么，这种弥漫在文字里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的怅惘心情，到底又从何而起呢？芽怕不是仅仅来自同在同游的Ｈ君一家吧。
冒昧想来，在这“同在的人”里，应当还有萦绕在作者心里挥之不去的先曾祖在。朱先生当然清楚俞家的文脉，只是以朱先生为人之谨严端方，是不肯妄作推断的。即便是老辣的周作人，在跋文里也是言辞闪烁，点到即止，只是把作者“写平伯多杭州少”的文字，与陶庵公的《琅缳文集》相比，认为“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有此一比，再将它与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联系起来看，说俞平伯写杭州西湖别寄幽怀，而不单单是局限于现世的生活做优游的文字，也算不得无稽之谈。正如周作人在《陶庵梦忆》重刊序言里所云：“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余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张宗子的遗民文字如此，那么作为世家子弟的俞平伯流连于杭州湖山之间，想必也是感同身受的。
从《燕知草》序跋和《陶庵梦忆》重刊序言来看，认为俞平伯学张宗子，借杭州西湖委曲述怀抒发身世荣衰之感，便可以说得通了，所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而已。对于俞平伯而言？熏往事“繁华靡丽”是言重了，但“过眼皆空”则足以解怀。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在当时，相继重刊了《浮生六记》、《陶庵梦忆》，并且作成《红楼梦辨》。这恐怕不是以事出偶然就可以塞责的。顺理成章的倒是，他也由此写下了《燕知草》。但朱先生还是从“H君一家”着眼，解读出一种现世的“温暖浓郁的氛围气”；即便是对《燕知草》里显露出来的名士趣味，也是颇花了一番笔墨做辩解的。揣摩当时风气，朱先生是有意要将身为“新文学家”的老友与“明朝人”划清界线。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倒是显得很通脱，他说“张宗子是大家子弟，《明遗民传》称其‘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不是要讨人家喜欢的山人，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其实也是可以看作为议论俞平伯的。
俞平伯先生擅长解词，其成就当在现代词学批评大家之列。他解词不作迂阔之言，胜在感同身受，然意境自是别出，一往而情深。酣畅所在，箭箭鹄的，堪称一个射雕好手。由解词而撰文，其实最不难看出俞氏行文家法。“文章之道，射道也。”“若矢之所向唯在于鹄，一发如破，三发以至百发如之，于是射者掷弓，观者叫绝，皆大欢喜。何则？眼目清凉也。知有此清凉世界而后可与言文矣。”（《清真词释》）用移花接木之术，也可以说，知有此射道而后可言《燕知草》矣。《燕知草》何尝又不是俞平伯清凉目下之世界？借杭州西湖障人眼目，委曲述怀，一箭三雕，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是也，以致才有此怅惘幻灭之气象。
前尘旧梦燕自知
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本不可以分开讲。逝者，时也；世者，亦有身世、时世之义，三者当互有申义。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聊备此一说而已。
作《燕知草》的俞平伯也就二十出头，但感兴所在直比耆宿。“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这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写的《中年》里就说过。大凡清凉法眼之下，“人生也不过如此”——“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倚老卖老，自当别论。然倚未老而卖老，在“叹老嗟卑”
之癖外，又自当作别论了。
俞平伯早年与杭州西湖真正结缘的文字，始自《湖楼小撷》。
住杭州近五年了，与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像哑子。即在那时，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曾被号为“销金锅”，又是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岂稀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
在住杭近五年（1920～1924）的时间里，俞平伯出版了他的论著《红楼梦辨》和诗集《冬夜》，唯独于杭州西湖“惜墨如金”。如果说是出于谦抑或者矜持，那么又何来《燕知草》里一味的依恋呢？引发他感兴的，就在于离杭的最后一年（1924年）移居俞楼，并由此而撰得《湖楼小撷》。《湖楼小撷》共计五篇，记录了近半个月湖楼生活的所看所想。而所记无非桃红柳绿，以及“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中西湖殊异的色相，却已然让时年二十有五的年轻人感物伤怀，叹春光易逝，兀兀生出“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之心。可以想见，在独上高楼难遣轻愁之外，别有的幽情其实也正寄予在这眼前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中的。因为“这种委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清河坊》）。而这无数的前尘旧梦，又自然是蕴涵了他曾祖在西湖诂经的岁月，蕴涵有俞楼的几世沧桑在其中的。
《曲园自述诗》有云：“高居西湖第一楼，居然三十一春秋。明年勇撤谈经席，坐看滔滔逝水流。”俞曲园笔下的西湖情缘，除诗词而外，多见于《春在堂随笔》。“同治七年，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精舍有楼三楹，余每日凭栏俯瞰，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