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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帝王时代的中国，国家权力不能延伸到社会一切方面还有时代条件的限制，由于古代交通、信息、物力的不发达，使得帝王权力要加予庞大的中华帝国之社会的所有层面实在鞭长莫及。
无论是由于儒释道三家对帝王之治世思想的综合作用，还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使其统治力量薄弱，或者民间力量有意或无意的疏离，在人口相对分散，荒凉之地众多的中国古代，在帝国内部，丰富的民间社会在诸多层面游离于帝王威权之外。讨论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的自由主义，可以不在乎西方自由主义的诠释学意义，而从自由的本质意义理解，中国存在自然的自由主义是历史中的现实。在和平时期，中国人的道德约束力足以使社会秩序稳定。古代“中国”概念其地理意义、使用共同语言文字的文明群落意义要大于“国家行政区”这样的现代意义，或者说“国家”概念只有在抵抗外部入侵时才被自然地理文明群落中生存的中国人意识到。希腊、罗马的公民意识的长入在人口密集的现代中国社会显得十分迫切；但在古代中国，缺乏公民意识正是自然的自由主义的特点，它所达到的“自由”更接近天然。
以自然的自由主义的温良平静挫败征服者的铁蹄和钢刀，使异族屠城者的子孙在惊恐后的反思中领悟儒家哀婉又雄强的汉字文本的古朴安详，当新生婴儿以汉语呼唤他们的母亲，便彻底皈依了华夏文明——这就是中华民族万古常新的奥秘。只有大河平原的农业文明足够悠久绵长才能达到这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而宽宏的自由境界，而巴比伦、印度、埃及的大河文明则没能使自由精神得到充分发展，或因没有广阔地域的纵深也没有险峻高山屏障而易于被游牧民族征服（如巴比伦），或因气候恶劣生存困难而使人陷于狂迷宗教的厌世主义（如印度），或因文明缺乏必要的封闭性而易于被海洋文明入侵同化（如埃及）。而中国人的地理环境没有这些缺点，“天赐神州”养育了历史最为悠久的华夏文明，其自然的自由比之希腊罗马人所理解的“自由”更为浑厚和淳朴，比如以陶渊明的诗歌《采菊》比较希腊人的雕塑《拉奥孔》可见出自由理想的两种境界：顺其自然的静穆高远与挣脱束缚的竭尽全力。当然希腊人的自由也有静穆庄严，中国人的自由也有张扬飞动，但总起来看中国人淳朴的自然的自由主义更为从容不迫、平和悠远、淡泊天真。如果把希腊罗马人的自由比作大海边独立于巍峨山峰上张扬威猛的雄狮，那么中国人的自由则是奔腾的大河边广阔原野中威而不猛、对任何动物都没有伤害的性情温和的悠闲散步的大象。
自然的自由主义，使传统中国社会如同一座植被丰富的山脉，即使在偏僻的角落也产生过奇花异卉。中国延续五千年的伟大文明传统都是这种自由生长的结果。不仅商业历来属于民间，而且宗教、学问、艺术都属于民间。从先秦诸子到明清儒者、从《诗经》到民间说唱文学、从孔壁《尚书》到历代匹夫匹妇“珍惜字纸”，中国文化朴厚丰茂、渊深博大、葳蕤蓬勃，“郁郁乎文哉”实非虚誉。而历代帝王中不乏沉湎于宗教、学问、艺术者，如桓玄崇佛、李世民好书、赵佶善画、乾隆喜诗文，都与民间风尚相辅相成，推波助澜，盛极一时。
这个江湖之远的自然的自由主义社会的构成可以大致划分为这样几个层次：1．僧道阶层；2．隐士阶层；3．非官宦的文人阶层；4．商人阶层；5．手工业者阶层；6．农民阶层；7．游民阶层。
1．僧道阶层。道教乃中国本土宗教，以神仙方术附会道家思想为其教旨；道家深邃的自然主义哲学堪与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相媲美，但正因它的哲学的自然主义，使以它为宗旨的道教不能与世俗生活划清界限，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禁欲主义特点，这样道教人士就难于树立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道德典范，道家作为哲学派别的影响力显然大于它派生的宗教的影响力。道教的衍生与佛教的传入基本属于同一时期（公元１～２世纪），佛教传入后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逐渐兴盛，而道教逐渐处于从属地位。佛教传入中土经历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僧人们选择名山修建自己的庙宇，尽管历史上经历多次毁佛运动，但运动之后，佛教又逐渐恢复，社会就形成了僧人阶层，在某些时期，甚至对庙堂之高的皇权发生影响。虽然佛教逐渐超过道教，但由于这两种教派的教义互相启发，而且他们都处于江湖之远的地位，加上道教与佛教的教义的非侵犯性，故佛道之间没有激烈的冲突——如欧洲社会教派之间的流血冲突乃至宗教战争。有些人亦僧亦道，由于生活方式差不多，也没有改换门庭的心理障碍。僧道阶层在民间有自己的松散信众（但从未达到欧洲基督教信众某些时期的狂热），使得历代帝王统治者不能小视僧道阶层，他们的存在客观上造成对皇权的制约，尽管中国僧道阶层的势力从来没有达到欧洲天主教的教皇势力。
2．隐士阶层。隐士阶层与僧道阶层不同，虽隐士也可能修佛或炼丹（属道术），但他们一般都是从庙堂之高辞职或退休回家的文人，文化修养高，不喜欢僧道生活的约束，所以不会到道观佛寺生活，但他们可能有自己僧道界的朋友，这使他们与僧道人士发生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思想主要是儒家，又可能兼收道家佛家的思想。他们能诗文或善绘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崇尚文化的国家，他们曾经的高官地位和他们诗画的名声足以使他们在索求字画的官员、富户或商人那里获得报酬，所以不特别为生计操心，故比僧道的生活更自由些。他们一般选择山水名胜的地方隐居。他们的名声使民众尊重他们，使江湖豪客愿意和他们结交，所以皇权也不敢藐视隐者；尽管隐士表面上与世无争，但他们的诗歌如果略带嘲讽就能给庙堂之高的统治者带来威胁，由于隐士在民众中有崇高的地位，某些统治者为笼络一方民众，会拉拢隐士出山。
3．非官方的文人阶层。中国科举制度造就了士大夫官僚阶层，他们属于统治阶层，但还造就了更多落选的文人，读书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但又没有官职，他们的职业也就不固定。如果他们确有天才，他们会著书立说，或者成为有名望的诗人画家，这样他们也可以过隐士的生活，因为中国人认为不仅在山林可以做隐士，在市井也可以做隐士。如果他们没有足够的天才或者不善于使自己获得名声，他们为了生活可能选择做师爷或启蒙孩子的教员。师爷的“师”有教师的意义，还有军师的意义，某些官僚喜欢有自己的秘书班子，他们不仅起草文书还有军师的参谋作用，如徐渭在胡宗宪幕府中的角色。蒙童的老师也可能代理不识字的人写书信、状子、契约，但这些工作收入很少，所以他们的生活比较落魄。最落魄的就是那些科举不中、又看不起低级职业的人，“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他们没有干体力活的体力，又自恃清高，如果再有酒的嗜好，往往很难养活自己，所以非官方的文人阶层应该能划分出更多的层次，一般越到底层人数越多（但最落魄的阶层人数并不是最多）。这些文人尽管在社会中没有统一的势力，但庙堂之上的皇权同样不能藐视他们；由于身处底层他们随时可能发泄不满，在灾荒年月，往往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拉入军中出谋划策，在改朝换代的时代，落魄文人也可能成就大事业。
4．商人阶层。商人阶层在中国没有高的政治地位，盖国人有某种偏见，以为商人的富裕都是巧取豪夺而来，看不到商人在疏通物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商人阶层的富裕使他们可以建立起与高的社会地位的人士的关系，以结交官员或隐士、僧道、文人来提高自己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尤其通过结交官宦——尽管官商勾结产生腐败——使得皇帝某些压制商人集团的政令在贯彻中大打折扣，客观上起到保护商人阶层的作用，成为皇帝极端政策的润滑剂，缓冲社会由于皇帝弄权带来的危害。
5．手工业者阶层。中国帝王时代，自给自足使社会的商业活动的发展规模受到限制，技术进步也很缓慢，但某些生活资料是无法自给的，如盐、铁，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如空气一样丰富的盐矿、铁矿，因此手工业者的劳动就必不可少，他们制盐、冶铁、纺织、制造。这个阶层尽管不如文人阶层那样对国家政治有重大的影响，但他们不属于官方控制，尤其在中国帝王时代晚期，他们自发建立的行会也是不可轻视的势力。
6．农民阶层。这是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阶层，在帝王时代，皇帝似乎没有要对他们实行绝对统治的想法，在官职的设置中，县官以下再没有吃国家俸禄的官员了。中国的乡村，德高望重的乡绅的道德地位可能对村里的秩序有很大影响，但基本是自由放任的“自治”状态，统治乡村的不是官员，而是风俗或曰儒家伦理道德。只有发生刑事案件，村里的事物才有可能上达到县官那里解决。
7．游民阶层。说中国是一个数目字统治不发达的国家（黄仁宇语）——是就近代东西方比较而言，在古代，西方的数目字统治也不发达。数目字统治不发达，比如国家统治者不清楚自己臣民的准确数量，其实和他统治的质量好坏并没有多少关系，一个好的牧羊人不必把羊只数量精确到小数位。中国帝王时代的游民很可能就在户口统计的数字之外，他们是游侠、流浪艺人、乞丐，许多危害社会安全的行为可能出于这个阶层，但由于他们在社会各地区流浪，具有广博的见识，对于封闭的地区就具有传播世俗文化的作用；尤其流浪艺人，他们口头说唱文学的底本来自文人，不仅具有醇化风俗的作用，也还可能影射现实政治。
上面的七个民间阶层只是大致的划分，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从来不是静态的，各阶层人员因各种原因沉浮变换，变换身份也是这个丰富的民间社会的特征之一。
二
什么力量使中国丰富的民间社会在近代迅速地瓦解了呢？回答是——科学主义。中国自然科学不如欧洲发达，正因为不发达，科学意识的长入就可能导致科学主义。所谓科学主义就是认为科学不仅限于自然领域的运用，而是可以运用于宗教、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只可能存在一种正确的思想，不可能有两种或多种正确思想并存；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意味着正确，正确意味着正确的思想有绝对的理由消灭非正确的思想。科学主义对欧洲近代文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并没有达到如中国这样改变社会结构的程度，这是由于欧洲的科学与形而上学同样发达，他们的形而上学在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他们知道科学与形而上学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对“上帝”观念的反复求证，尤其康德哲学对纯粹理性的批判，使他们意识到在感性、知性、理性的上升中，理性并没有裁决关于理性概念（即理念）的诸理念论的正确或错误的权威，或者说理念论本来就存在二律背反，不能使其中一律压倒另一律。因此，科学主义没有给近代欧洲造成如中国这样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比如尽管欧洲产生了激进的无神论者（尼采等人），但他们的教会没有发生全方位的破坏——把教堂改作他用、把教士遣散。中国历史上有数次毁佛事件，北京郊区云居寺的石经就是缘于当初僧人们为预防未来社会可能的毁佛运动而刻制的（石经不容易遭水火的劫难），但历史上的毁佛运动基本来自于意识之外，即统治者毁佛运动的理由中没有足够的道理说明——佛教是错误的；而近代的毁佛运动是意识之内和意识之外并举。所谓意识之内是，科学主义认为，在各种领域只有一种思想是正确的，这种正确的思想就是科学思想，那么宗教中什么思想正确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再是韩愈的观念的重复——儒家（儒家是准宗教，或非宗教但有宗教之作用）正统，其他错谬（当然韩愈的论述是不充分的），而是：一切宗教有神论（乃至准宗教的儒家纲常伦理道德）都是错误的，当年蔡元培、陈独秀等都旗帜鲜明地排斥宗教，便是突出的表现。由于科学在自然领域的神奇，尤其西方科技理性使他们在中国面前显示的强大威力，中国人大多对科学的神秘感远多于对科学具体内容的理解，因此，对于“宗教有神论是愚昧、科学无神论是科学”在一般民众心中就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可以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