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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而是鼓励所有人通过个人奋斗取得成功，那些通过创造性劳动获得成功、拥有物质财富、有着悲悯的情怀和高尚的精神的人们理应受到社会价值观的鼓励，而非相反。这样说绝不是漠视民众，没有人比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更有切身体会了——在一个鼓励个人奋斗的社会的穷人也可能比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中的富人更富裕。不过相对的贫困总是存在的，但我以为如果能让寺庙、国学私塾进入偏远的农村，让教士、儒者醇化乡村，贫穷不仅比化工厂黑烟引发的疾病更容易忍受，而且可能成为造就伟大的哲学家与美术家的土壤，使某个农家小院里长出震惊世界的天才成为现实；财富的量度并不仅于换算为货币的数量，青山绿水和寒山寺钟声的诗意“财富”并不比黄金更少珍贵，如何让乡村恢复那从远古即已开显的诗意和神性，也并不比修建马路更少迫切。
“山人兮归来”并非徒唤奈何，名胜的山林也许不再允许山人—隐士随意建茅屋居住，但“山人”、“贫僧”、“老衲”在古人代表的那种独立不迁的精神却应该被招魂回来，八大、石涛、渐江、石溪之能在世界艺术史中傲然独立在乎其为“山人”。“山人兮归来”不是指扮演山人的演员归来，而是或西装笔挺或邋遢随便的具有探索精神的思想家、诗人、美术家归来；他们不必巢居深山，而是住在某个胡同或高层楼房里的书屋里的“斋主”，除了这个“斋主”身份他们不应有任何身份。
民间博物馆、民间美术馆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社会走向丰富的迹象，但据我所知，还没有民间举办的哲学或科学的会议，民间思想家、民间科学家在近几年有所发展，但依然处于边缘化。雄厚民间资本限于社会意识的沉滞似乎还没有余暇考虑对企业技术研究之外的无功利目的的纯粹哲学、纯艺术或纯科学研究的赞助，也就是说，要使他们成为贵族，需要使民间社会各阶层间实现方便的交流，并使社会意识的创新信息及时传递到他们的大脑中。
在中国传统社会，许多富裕的乡绅与“三教九流”人士频繁交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家庭客厅也具有法国上流社会“沙龙”的性质。富裕乡绅接纳文人、画家、书法家、僧道人士，互相赠答、唱和，这都因乡绅文化品位虽可能不及文人，但他们的鉴赏力使他们心向往之，所以他们不是出于责任而结交名士，而是他们心灵的兴趣所在使他们愿意主动地亲近文化人士。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位始终不高，但他们在某些时期依然起到了自觉或不自觉地赞助艺术发展的作用，如盐商之于扬州画派、徽商之于徽州民居等。中国的科学理性不发达，这个缺失的补偿是传统中国人那种近乎天成的审美能力，无论乡绅、商人，还是私塾先生、粗通文墨者，识字者仿佛人人天生赋有诗人艺术家的灵性，这很大程度原于中国文字的精美和毛笔的书写方式，一个抄经手或者一个账房先生之有敏锐的审美鉴赏力，在乎那支灵巧的毛笔的运动时刻在修炼他审美的心灵。但是这种儒雅古风的审美能力随着近代一系列旨在消灭传统文明的蒙昧主义运动而大为弱化了。仿制的古董可以以商业形式批量地制作出来去装饰现代人的家居，但那种明敏的人文气质是无论如何不能批量制作出来的；儒、释、道所蕴涵的宇宙论和生存论如何不仅是研究家的对象文本，而是重新回归于现代生存着的中国人的心灵生活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定程度地恢复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书写方式、思维方式。
高等教育的审美缺失尤其令人深思，审美与创造力的密切关联使我们必须正视古人手笔的优美与今人手笔的俗庸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反差直观地显示了民族想像力的衰微，而此种状况又与文字的简化互为因果。我们知道，中国文明之能以自己的文化征服那些外部入侵者的武力征服，而使得中华文明连续不断，其中一个重要力量就是中国人数千年来引为骄傲的优美文字；但是这种集审美与实用为一体的世界文明史中最为悠久的伟大文字在近四十年却被实用主义的“文字改革”篡改得面目全非，不顾中国文字特有的审美功能，而对与自然万物有机相连的美妙汉字进行粗暴删割，使学生们的审美能力大为退化，表现在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手笔稚弱疲靡、缺乏美感；文字的障碍使古书在他们许多人眼里如同天书。“文字改革”不仅损害了文明的传承，而且把本来一统文明的大陆与港澳、台湾地区文化（日文也使用中国汉字）人为地屏障开来。或曰，中国文字从篆到隶到楷不都是简化吗？非也，书体的自然演化与人为地改变汉字结构是大不相同的。篆—隶—楷的书体演化是因书写工具变更而自然地进行的，而非如现代“文字改革”这般以行政指令方式生硬地改造汉字结构；把文字这种蕴涵历史文明复杂信息的伟大遗产当作工业品而批量加工改造后颁布，好比把活的生命体当死的机械物处理，是军事主义的斯巴达式思维方式：把关乎人类灵魂的人文物化，是与理性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对立的。破坏汉字的历史构成、不顾审美功能而专注于所谓简便实用，如此命令主义产物的简化字果能促进文明的发展乎？且不论古代伟大思想家、美术家的层出不穷，就是中国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那些有充沛创造力的思想家、学者，在近四十年来使用简化字的一代中国人中可曾产生了一个！人类理性是综合运用的，一个缺乏审美能力、又缺乏对上天神秘悠远的形而上学之领悟的人，其思辨理性和理性想像力是不可能发达的。爱因斯坦并没有因为对音乐的爱好占用大量时间而妨碍他思考相对论；一个匆忙到来不及欣赏汉字之美的中国人可能同样来不及使深邃的宇宙论问题进入他的大脑，过于“简便实用”的追求成就不了伟大科学家。因此尽管可能冒犯很多人的思维定势，而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意见偏激：简化字这种“文化革命成果”最好尽快被“恢复繁体”消除掉。
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不可能一下子重建起来，但社会中的人都应有意识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而最为基础的工作莫过于中国儿童的启蒙教育，如何培植孩子们丰富而非单一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永远进行中的亟待思考的问题；道德正义需要信仰，知识需要一定意义的灌输，而思想创新需要的则是怀疑和超越。
随着一个丰富的民间社会逐渐得到恢复和重建，尧舜时代中国淳朴的自然的自由主义、汉唐时代中华文明的博大宽宏优美阳刚的恢弘气象、尤其中国人于哲学与美术的充沛的想像力和创造力，或可能重现华夏。
注释：
〔1〕《沙门不敬王者论》并没有在政治层面明确提出佛家之于王权的独立性，而主要说明佛家在礼数上的独立性，当然以认同王权为前提；不过慧远法师在行为上所表达的僧人人格的独立性更直接地阐释了“沙门不敬王者”的意义，为后来僧人们树立了典范。
〔2〕（俄）奥马罗夫：《社会管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
？ 刘铁芳
每次回乡，都会有心灵的触动。一到家，总会听到若干村里的消息：和我同年的邻居媳妇因为肾病没及时医治转变成尿毒症更没钱治疗而去世，对门四十多岁的后生得了鼻咽癌，隔壁堂兄去福建开小餐馆赔了本，哪个人家买码赚了几十万，哪家人买码穷得一塌糊涂，村里的几个快九十岁的老人日子过得都不好，尽管子孙不少。还有哪个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哪家有人挖矿井断臂伤腿。站在那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我静静环顾，突然感觉，我的乡村依然在时间与历史的长河中静静地躺着，生老病死，似乎跟外在的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我的乡村，这就是我们的乡村，这就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乡村的真实面目。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得美国德克萨斯刮起一场龙卷风。面对乡村社会，蝴蝶效应其实许多时候不过只是知识人的浪漫想像与理论虚构。
乡村社会的边缘化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他们获得了什么？他们获得的只是生存与温饱之间的挣扎。在与城市现代化被动接轨的过程中，乡村的被动与劣势实际上是在一步步扩大。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这种局面的直接表现当然是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即农村社会的经济形式继续充当城市的补充，以供应廉价劳动力与农产品为主导。乡村社会以向城市靠拢的方式，走向发展与富裕，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必然路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一个经济发展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在今天实际上已越来越成了一个隐在的、却可以说是危机重重的、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整体文化与文明发展的话。
当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乡村社会由玛格丽特·米德所言的以年长者为主导的前喻文化迅速向以年轻人为主导的后喻文化过渡，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见识和经济上的优势使得他们之中的成功者一跃而成为乡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恰恰是乡村社会的成功典范们由于更多地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不足以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秩序的积极建设之中，而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那些年长者则完全沦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处于迅速瓦解之中。更为关键的是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利益的驱动几乎淹没一切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价值，而成为乡村社会的最高主宰。乡村实际上在今天已不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地域（相对于城市）、经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概念，乡村逐步沦为文化的荒漠。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赌博、买码、暴力犯罪，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
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完全是属于被动的位置，乡村社会的文化内涵在以发展为中心的现代化框架中被隐匿。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曲艺逐渐从乡村消失，乃至绝迹，代际之间的乡村文化交流已经完全让位于对以金钱为中心的拜物教文化的崇拜，年夜饭也基本成了春节联欢晚会的点缀。乡村社会的独特性已经或者正在全然丧失，完全沦为城市文明的附庸。乡村其实越来越多地成了一个地域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涵、或者说缺少文化内涵的空洞符号，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终结，乡村社会成为文化的看客，不再具有自我文化生长与更新的能力与机制。
乡村文化的解体与乡村少年精神的荒漠化
回想自己，我生长在湘中地区一个边缘的小山村，构成童年生命的重要内涵的，一是乡村伙伴与山野小溪、鸡犬牛羊之间自然活泼的嬉戏交流；一是老人与年长者在田间劳动之余讲述的民间故事，包括村里稍微多读了一点书的成人所讲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还有逢年过节时灯笼、舞狮各种民间文艺活动，以及一场场跑几个地方反复看的露天电影等。不难看出，构成乡村文化整体的，一是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一是建立在这种生态之上的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一是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之间的不断孕育、传递的民间故事、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正是在这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旨趣的文化生态之中，乡村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乡村少年身心沉浸其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却能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感受自然的美好，在参与村民自然劳作、与长者的故事交流以及多样的乡村民俗文化中感受乡村温暖的情怀，在田间地头乡村知识人的文化传播中获得心智的启蒙。正是乡村独到的文化寄予乡村少年生命以真实的乡村蕴涵。我这样描述童年的乡村并无意于给贫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