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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于这种宣言者的唯一的答案是：“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
近三年过去，胡陈看法都没有变化，但当年胡适认为这种分歧只是步骤先后，到了此时陈独秀这里，却严峻为“愚弄”。
胡适是“愚弄”民众吗？其实，留美的胡适比没出过西洋但却崇拜法国大革命的某些人更懂什么是民治，而且更懂得在一个没有民治基础的国家如何逐步推行民治。此刻，胡适预留地步地把不识字置于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之外，本不是剥夺国民资格，而是他试图把他所习得的美国经验本土化。美国作为民治样板，并非一开始就是无限制的普选。不仅当时没有财产的人没有选举权，就是妇女选举权也不过是二十世纪初的事。正如当初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没有财产很可能就不负责任；那么，一个不识字的人，如果被选进国民会议，你说他在议事时又如何能够负责任？至于选举权，如果地方选举尚可，直接的全国选举，他们其实也是无从负责的。让其滞后，至少是一种可以讨论的主张。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提出有关民治的幼稚园理论，即民治必须从“最低限度”的幼稚园水平开始，一步步提高。然而，高调的民治口号尽管做不到，但却比稳健的民治主张更吸引人，尤其是年轻人。设若把胡适上述的办法和陈独秀、瞿秋白的振振有辞放在容易激动的学生面前，则不难想像他们的好恶去从。从这一方面看，我们也可以明白，二十年代以后的胡适为什么会一步步地失去年轻人。
“善后会议”的首要并不是国民会议组织法之类，而是军事善后。胡适所以参加，不过是要贯彻和平主张从而止息战祸。但就此点而言，胡适无所作为。入会之前，他就向章士钊等人表示：敌国交战尚且先要停战，然后议和；今政府不能制止各省战争，则不配谈善后。然而，善后期间，江浙战争一触即发，河南战事则日益加剧。2月24日，胡适连同马君武致信善后会议主席赵尔巽：“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这是典型的胡适方式，态度非常明朗，语气却平和如此。停止开会不由胡适意志为转移，胡适所能做的，便是自己不出席。3月4日，胡适直接致信段祺瑞，公开声明退出会议。
侯门一入深如海，厕身善后便失身。尽管胡适中途退出，但在名节上为时已晚。面对各种不利于自己的言论，胡适将会如何评估自己呢？对此，胡适并没有说过什么，但我们也未必就不能知道胡适的态度。这不妨是一个参照。1922年，胡适提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其中标榜“好政府”，结果签名中的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三人组阁，组成所谓的好人政府。其中新任教育次长的汤尔和因争取教育经费未果而辞职，只做了个“五日次长”。有些人怪其性急，但胡适却在《努力》上给予这样的赞同：“为了一个主张而来，为了主张的失败而去：这是很正当的行为。我们对他表示同情的敬意。”放在这里，胡适未必不会用它来自指。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参加善后的胡适，虽然未克事功，但毕竟“质本洁来还洁去”。
孙多慈鲜为人知的尘影往事
？ 王炳毅
2005年10月，为纪念画坛一代巨匠徐悲鸿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江苏省美术馆隆重地举办了《大师与大家》画展，广受关注。徐悲鸿是江苏宜兴人，生前艺贯中西，才情惊世。他曾在六朝古都生活、工作过近十年，这儿的山水城池留下过大师的足迹，他的创作实践与情感经历也丰富了南京积淀深厚的人文历史。画展上还展出了著名女画家孙多慈的自画像，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孙多慈毕生挚爱着业师徐悲鸿，谱写出永久的留下太多遗憾的悲情恋歌，然而，由于孙多慈长期远离祖国，她的经历与事迹一直较少为人所知……
一、“台城夜月”画作凝聚了一段师生恋故事
1927年初，徐悲鸿、蒋碧薇夫妇迢迢万里，从法国回到“风雨如磐”的祖国，家住上海霞飞坊，并应友人田汉之邀，去其创办的南国社教授绘画。1928年2月，南京中央大学聘徐悲鸿为艺术系主任，自此后，半个月住上海，半个月住南京，月月奔波于沪宁铁路上，虽然挺累，但徐悲鸿兴致很高。一年后，徐悲鸿夫妇与中大文学院院长谢寿康一同迁居中大后门石婆婆巷一旧式大宅院里。但才住两三个月又迁居中大丹凤街宿舍区一幢两层洋楼。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性格不合，龃龉日增，这令他很郁闷。1933年，他与中大艺术系女学生孙多慈产生了恋情。
孙多慈，又名韵君，1913年生，长大后端庄秀美，颇具艺术气质。她出身于皖东寿县的书香名门，祖父孙家鼐曾任清廷大臣，声名显赫。父亲孙传瑗饱读诗书，曾长住南京，在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麾下任过秘书，官儿虽小却因曾与这位大帅叙过族谱而留下麻烦。1927年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传瑗遭通缉，曾被当局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服刑，家中变故令孙多慈痛苦而忧郁，师长徐悲鸿的关切却令她感受到温暖。师生间恋情纯洁而热烈，超脱了世俗观念，虽受到周围人们不少非议，但他俩并未后退。徐悲鸿在中大艺术楼画室里为恋人画了幅肖像，笔墨浓淡有致，画中人俏美传神。徐悲鸿还画了一幅油画《台城夜月》，画面上是他与恋人双双呆在一高岗上，徐悲鸿悠然席地而坐，孙多慈侍立一侧，素面朝天，她脖颈间一条白纱围巾随风飘动，天际一轮皓月，山岗下古台城若隐若现。蒋碧薇对丈夫的婚外情早有所闻，自是很气恼，与丈夫的隔阂加深，常常争吵；但为了维持这个家庭，也为了脸面，她还不愿选择离异。一日，蒋碧薇趁丈夫去龙门大酒店为即将出国担任驻比利时大使的老友谢寿康送行，她赶到了中大画室取下那两幅画，交给一位学生，请他代送回傅厚岗家里，藏在女佣人同娣的一只旧木箱里，待丈夫回家后，蒋碧薇郑重声明：“那两张画放在中大画室里未免太显眼，你应顾惜自己名望和家庭，凡是你的作品我都不会毁掉，可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天，这两幅画最好不必公开。”徐悲鸿自知理屈，报之以沉默。以后，只要妻子不在家，他都在家内外东翻西找，一直未找到。1937年抗战爆发，徐悲鸿一家也随中大西撤重庆，女佣人自然不会将画带走。南京城里东西都已搬空了。孙多慈肖像画已不知落入何人之手。至于画在三夹板上的《台城夜月》却也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保存于世，实乃一憾事……
二、王映霞为孙多慈与许绍棣做媒
1937年底，郁达夫的美貌妻子王映霞携几个孩子逃难到浙江丽水，租下县城里燧昌火柴公司的两间房子安顿下来。当时，从杭州迁来的省政府，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四厅以及各厅的附属机关都驻在很宽敞的燧昌公司里办公。王映霞因丈夫郁达夫的关系而认识了省主席黄绍竑、财政厅长程远帆、教育厅长许绍棣等人。许绍棣特别友好，常对王映霞多方关照，登门看望，送些水果等礼物，这给王映霞带来了麻烦，引来人们的风言风语，绯闻不少。但她自认为人正不怕影子斜，未多理睬，我行我素。她对许绍棣的印象尚好，否则也就不会给许和孙多慈做媒人了。
许绍棣，1900年生，浙江临海县人，自幼父母双亡，靠伯母抚养成人。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在富绅方家当家庭教师。方家大人很看重他，遂将女儿方志培嫁给他。1936年，方志培患结核病去世，留下三个女儿。许绍棣在1928年后担任过数年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一方政要。他曾因行文通缉鲁迅而被世人视为与进步文化人士为敌的反动分子，而且对他的负面评价似已成为定论，而在抗战初的浙江丽水，王映霞似乎更注意到许的儒雅谦和、热心助人与很有家庭责任心这一面，交往较多，以致这段情谊成了几年后她与郁达夫离异的导火索。1938年元旦，郁达夫从陈仪主政的福州来丽水，欲接妻儿们去武汉，因他已在郭沫若任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三厅谋得职位。西行途次，王映霞与浙江省政府秘书李立民的五个女儿同行，李家大女儿李家应毕业于南京中大艺术系，这次是打算到汉口找个工作。她告诉王映霞，她有个同学好友名叫孙多慈，她父亲孙传瑗就在浙江省教育厅当书记员，孙多慈为陪伴父亲，这次就暂没有与李家应同行。接着，李家应谈了她所知道的孙多慈与师长徐悲鸿的恋情，断言绝不可能结合为夫妇，因为徐是有妇之夫。蒋碧薇曾留法，亦是经历过大世面的知识女性，她断不会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成全孙多慈。李家应几次托王映霞为孙多慈找个对象。王映霞这才想起她住丽水时曾多次见到的风姿优雅、气质不俗的“相门闺秀”，首先就想到为她与许绍棣做媒，遂不顾丈夫郁达夫（他是鲁迅的战友，一向厌恶许绍棣）的反对，张罗起来。必须要说的是孙多慈对父亲的这位上司也有些好感，欲寻找到乱世飘零中的依靠，否则她完全可以婉拒王映霞的做媒。她同意与许绍棣先通通信，增进了解，也认可了许有三个女儿的事实。尽管在她心灵深处仍思念着徐悲鸿，但她显然是务实的，又很想摆脱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师生恋”的无形压力。再说孙多慈已二十五岁了，当时应已算上待字闺中的老姑娘了。她不能不做现实的考虑。
三、战乱年代的爱恨情怨
1938年3月里，孙多慈与父母逃难到湖南长沙，住在市区黄兴路附近小巷深处的小旅馆里，虽说还略有积蓄，但战乱年头，物价腾飞，胜于武汉三镇。一家三人心生烦忧。孙传瑗并不怎么清楚比他夫妇俩先期抵达长沙的爱女已与那时尚在浙南流亡政府任教育厅长的许绍棣建立了通信关系，在处朋友。只是他在丽水时已隐隐感觉到勤于公务整天忙得团团转的许厅长似乎对他这个小小书记员特别客气，处处关照，还安排孙传瑗夫妇住到建有防空洞的丽水中学校舍，以防日军飞机的日益增多的空袭。孙传瑗思女儿心切提出欲辞去公职去长沙。许绍棣立即批准，除命财政处支付三个月薪水外，又大笔一挥特批一笔补助金，是大洋八十元，令省教育厅官吏们无不咂嘴称奇，因为许绍棣平日自奉廉俭，并不怎么搞特殊化。他对办公经费控制甚紧，挺抠门儿，能省则省，政声尚可。当然，人们若是知道其间隐藏的秘密，恐怕是会生出些腹诽的。许绍棣还安排总务处两名精干的干部护送孙传瑗夫妇乘长途汽车去赣州，再转道水路去南昌，送至湘南的株洲才分手，令孙传瑗感激万分……而孙多慈的心仍牵挂着分离已大半年的徐悲鸿，她几经思想斗争，背着父亲给已在重庆中央大学艺术系继续执教的徐悲鸿写了封长信，表达了问候之意，诉说了思念之情，信中她称何去何从，尚在举棋不定，很苦恼。而徐悲鸿那时与妻子蒋碧薇的感情已接近于破裂，虽同住磁器口一宅院却分床睡觉。夫妇俩由常争吵而进入冷战，同乡前辈吴敬恒的朋友张目寒（美术家，安徽人，时任中央立法委员）等人都已懒得介入调解了。蒋碧薇先在复旦大学代课教授法文，后又去国立编译馆工作。她喜交际，在陪都上层官太太中有些人缘。她们都同情蒋碧薇的处境，指责徐悲鸿移情别恋，对家庭缺乏责任心。其实蒋碧薇与旧日相好张道藩的关系已日益密切，常私下约会，一同喝咖啡、跳舞，而徐悲鸿却因自己被抓住“移情”把柄在先而一直忍受了妻子感情的出轨与背离。他私下曾对留法好友郭有守（四川教育厅长）表示他早受够了，想离婚却又有些不敢，因为蒋碧薇很会造舆论，太不好对付了。他接到孙多慈的信后，偷偷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真是百感交集，恨不能立即去长沙与心上人相聚。但学校新学期已开学，他是艺术系主任兼中大校务委员，总不能抬腿就走呀。
于是徐悲鸿提笔以自制的水墨插画信笺给孙多慈写了封信，好言安慰，表示过些日子，他一定设法去长沙见面，当时国民政府各部委、中央军委会各厅处尚在武汉领导全国军民从事救亡图存的抗战事业，而一些与作战无关的机关已陆续西迁重庆了。徐悲鸿说是应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及负责人田汉之邀要到三厅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