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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不料这一困惑在“文革”中竟成为梁思成“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的一条罪状。
当北京壮观的旧城墙和门楼遭拆毁时，林徽因也痛心疾首道：“你们今天拆的是真古董，有一天，你们后悔了，想再盖，也只能盖个假古董了。”林徽因病逝于1955年，享年五十一岁。
此后，曾不时有一些女性向梁思成求婚，均遭拒绝。直至林徽因去世七年后的1962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知音林洙女士才终于走进梁思成的生活。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人）在《中国建筑之魂》一书中曾写到：“那阵子，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里，未拆的信件和杂志叠积成堆。他需要人帮忙，因此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一九四八年自上海来北京，一直和思成夫妇很亲近。后来在徽因的安排下，林洙嫁给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一九五七年这桩婚姻以离异收场，留下两名稚龄儿女归她抚养……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每隔一天来他家一趟。”林洙后来写道：“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后来林洙就为我们记录了发生在“文革”岁月中梁思成与档案的一则凄惨故事：“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为了这些档案，梁思成可以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现在时代已容不得这些档案了，他只能将它们付之一炬。男子汉的泪水到了这时，终于再也控制不住了。”尽管这样，作为梁思成的妻子，林洙还是做了一件了不起且功德无量的事，那就是她想到，“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交给家中的佣人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痛心遭毁的除了档案资料外还有书籍，“包括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学全集》，一套《饮冰室文集》只好全部送往废纸收购站”。“为了处理那些封、资、修的书籍，雇三轮车拉了一整天，共运四十五车次计售人民币三十五元。”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这套《饮冰室文集》已是可以进入拍卖市场竞拍的珍本书了。
抗战结束后，梁思成收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前者请他担任客座教授，到康州纽海因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后者希望他担任1947年4月“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的主席。1946年11月，梁思成甫抵纽海因，即请耶鲁大学把他带来的照片和建筑图制成幻灯片。这些珍贵的幻灯片，后来成为耶鲁大学艺术图书馆的档案珍藏。此行梁思成还带着他在李庄写的即将完成的英文书稿《图像中国建筑史》，他希望在美国完成此书，然后在美国出版。此后他还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远东文化与社会”研究会，邀请梁思成担任主席。梁在会上作了“唐宋雕塑”及“建筑发现”两个学术演讲，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参加此次学术活动的国内学者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等。其间梁思成还举办了一次图片和照片展。就在他想在美最后完成《图像中国建筑史》书稿时，因林徽因结核病急遽恶化，他归心似箭，回国前，他将书里要用的图片和照片交给费慰梅保管，他只带走手稿，想趁乘船的两个星期内改定，然后邮寄给她。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手稿连同其他一些档案，后来竟又经历一番大波折，直至四十多年以后，费慰梅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系之地写道：“他（梁思成）和我都没有想到，应该留一份（《图像中国建筑史》文稿的）复本。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毕竟那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不管怎么说，那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把厚厚的一叠图稿存放在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但那份文字稿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我这里过。”
那么，究竟出现了什么纰漏呢？
1957年3月，已与梁思成失去八年联系的费慰梅，意外地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得到梁思成捎来的口信，请她将他1947年托付给她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到英国纽卡索给一位刘小姐，说那位刘小姐会设法送转给他。由于那时中美之间没有通邮，费慰梅无法确证梁思成的口信的真实性，但她知道他一定非常惦记这批档案资料，她不敢耽搁，只好将它们按要求寄给那位刘小姐，并致信言及这批档案资料对梁思成来说有多么重要。
六星期后，费慰梅终于等来了刘小姐回信，说包裹“完整无损”到达她手上，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寄给梁思成教授，并说已将此事先写信告诉了梁教授。同时解释复信迟了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整整二十一年过去，1978年，费慰梅偶然从一位访问清华大学的欧洲友人那里听到有清华教授询问，费正清夫人为什么不把早先请托保管的那些图稿和照片还给梁思成教授？费慰梅写道：“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的来信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底片毁于战火后，唯一留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一生的心血。他生命的最后十四年，不能参考这些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么看待我呢！”
费慰梅再也坐不住了，好在她也很有档案意识，赶紧找出1957年3月7日寄给那位刘小姐的信函复本，和刘小姐的回信，一起做了个复本寄给清华大学，并附上解释。尽管这样，费慰梅心里仍很不安，现在她迫切想找到那个刘小姐，向她问个明白：
“假如你已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可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现在，那包裹在哪儿？弄丢了？毁损了？还是放在一个书架上，积满灰尘？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那包裹？”
她（指刘小姐——笔者注）的回函姗姗来迟，对我的疑问只字未提。“二十年实在太长了，过去的事很难回想起来。收到你的信后，我四处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写过几封信给梁教授，但都没有回音，所以包裹就一直放着。”
好一个“一直放着”，放了二十年！没有知会我或思成，而我们俩竟放心托付给她？它怎么会绕了半个世界，这么多年了，却又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找到包裹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拖延着，不肯把它寄给我或寄回北京。正如她信上写的，她不认为她有责任（二十年后，她竟说她没有责任！）“把这件包裹交还给梁家”。
尽管我越想越气，但我还是尽量保持风度，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一九八零年五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寄包裹给思成家人这件事将从春天延到秋天。这真是太过分了！我寄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不管你用什么借口推卸一九五七年的责任，现在，你没有理由再扣着那个包裹不放。”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出，寄给梁夫人（林洙），又告诉她，我要把这封信的复本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而几个月前，她已经有了他们在北京的地址。她写信向他们诉苦叫屈，但他们都支持我。终于，差不多两个月后，思成宝贵的遗物从新加坡以快捷邮件寄出，在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七日回到林洙的手上，整整晚了二十三年。
物是人非，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近四十年的岁月，变旧泛黄的图稿照片和文字依然清晰、完整无损。为此，费慰梅觉得也应该感谢那位昔日的刘小姐而今的刘女士，保证了梁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一书的终于问世。此书先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1992年由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中英文对照本，推出后即销售一空。就这一结果而言，梁思成的“档案情结”，应该说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沉重的失态
——成仿吾与日本
？ 李兆忠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冒出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批评家，人称“黑旋风”，鸳鸯蝴蝶派，胡适、徐志摩，乃至新文学旗手鲁迅，都吃过他的板斧，——此公就是留日海归、“创造社”巨头成仿吾。
按当然的想像，成仿吾的利斧定会抡向过忘恩负义的小日本。事情有点出人意料，查阅成仿吾的全部著述译文，日本在他笔下几乎是缺席的。成仿吾十三岁就到日本，二十四岁回国，在东瀛整整住了十一年，然而，漫长的东瀛生涯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从他身上也感觉不到多少日本文化的气息；同样，对日本这个第二故乡，成仿吾也冷淡到了极点。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东京》是成仿吾唯一的一篇写日本的散文，或许可供我们解明悬念。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八点二”级大地震，导致十四万生灵涂炭。这场天灾终于触动了成仿吾的灵感，封存多年的记忆奔涌而出，给他带来不可名状的快感。作者使出了浑身解数，描绘大地震给他的“醉人的荡摇”，还有东京火灾“极壮丽的光景”与“诗意”。文笔并非一流的成仿吾此时超常发挥，写出了真正的美文——“地震时的光景如像在我眼前。我们的不忠实的船儿，忽然作怪起来了。摇荡，倾斜，覆灭，惊愕的叫喊，这是何等醉人心魄的活动影戏！狂奔，脱险，呆立，号哭，这又是何等催人沉醉的情景！我如适逢其盛，我定蹒跚而奔，教男人用白布缠头，提起木鞋飞跑，教女人卷起长袍，露着腿儿乱窜。于是我将自造一种解释，当他们在酣醉而轻歌妙舞；看花时节的猖狂……”读到这里，一股寒气不由从人背脊嗖嗖升起，天性淳朴、不失赤子之心的成仿吾，竟写出了如此幸灾乐祸的文字，不能不使人对人性产生深深的困惑。
作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假如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与火灾”，对日本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在这一点上，成仿吾与他的创造社伙伴拉开了距离，如果说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对日本是既恨又爱，爱恨交加的话，那么成仿吾对日本就只有恨了；唯其如此，他才会以如此的生花妙笔，纵情赞美日本人最恐惧的地震与火灾。
除了赞美地震火灾，日本女人也是《东京》幸灾乐祸的对象（注意：篇幅不长的《东京》三次写到了日本女人），对中国留学生迷恋“易于到手”、肉体丰满的东瀛女人，作者竭尽嘲讽之能事，其中这样写道：“有人听了东京的天灾，便想起了他在东京时爱过的妇女。我不曾爱过什么女人，然而这回女人死的一定不少，却也不免使人觉得可惜。而且混乱之中，多少美丽的‘弱者’为鸡一般淫的男人所毁坏了，尤足使人愤恨。不过她们至少可以与那些穷无所归的女人去以皮肉维持生活，或者组成娘子军，远去他乡，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这倒是对于我们的东邻极可欣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