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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版面于4月1日见报，头题发表边区参议会减轻群众公粮公草负担的决议，社论《致读者》是博古执笔的，说：“最近中央号召全党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进行思想革命与改造全党工作的时候，党报没有能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并说“要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从此，报纸开始了反映人民大众的新时代新天地。报纸对农业劳动模范吴满有、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田及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都做了充分的报道。这种版面安排为中国解放区甚至为建国后的报纸版面的安排树立了榜样。
《解放日报》前后共有三位总编辑，我在他们领导下都工作过，关于他们来去的时间，有关书刊与资料的记载，有的有错，有的含糊。近年更有《解放日报》改版，“陆定一和报社同志一起做了大量工作”等不实的论述，因此我有必要说说三位总编辑来去的时间。《解放日报》创办时总编辑为杨松，副总编辑是余光生。1942年元月中旬杨松肺结核病复发，离职休养，11月23日去世。1942年8月8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陆定一任总编辑，列席政治局会议，在博古处看文件。陆定一原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４月份提升的）、中央总学委《学习》专刊（在《解放日报》第4版刊登）编委，具体负责发稿、编辑与看清样，以上工作均未免职，到报社以后，他的副官、警卫员与夫人，仍称他陆主任。他仍编辑《学习》专刊，8月21日才第一次参加编委会，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指出《解放日报》改版后有很大进步，但仍未成为真正的中央机关报的意见。1945年陆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约７月末或８月初调中央宣传部任部长。1945年8月下旬余光生任总编辑，1946年2月余光生任总编辑、代理社长。《解放日报》改版只有余光生协助博古工作，陆定一是在改版四个多月以后才到报社来的。
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给中宣部代部长何凯丰的信说：“今天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1942年9月，报纸把整风报告的消息发错位置，但报纸从1941年开始就发表整风学习的专论、社论，整风文件都刊登在最显要位置，报纸是抓住“整风与生产”这两个环节进行宣传的。
1942年10月10日博古在新华社拿到被围在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突破德国法西斯一百五十万侵略军的包围的消息，立即送毛泽东参阅，毛泽东11日撰写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的评论送给博古：“请看看可否作社论用？”这是10月12日《解放日报》的社论，也是全世界最早指出二次大战转折点的评论。西方报刊，在三个月以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外歼灭德国法西斯精锐部队鲍里斯兵团三十万大军，方说为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1942年9月，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局机关报以后，博古撰写社论《党与党报》，首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
1943年夏，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动二十万大军拟进攻延安，在准备军事反击的同时，中央决定先进行宣传反击战，7月8日头版用四号字全版发表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胡宗南等电，揭露国民党军调动情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报纸接连十多天报道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反对内战，报道各根据地反对内战、准备反击的活动。毛泽东接连写了《中央“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质问国民党》、《中国政治黑暗、抗战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满意》的评论、社论与消息。博古写了专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与延安三万余军民集会的头题新闻。报纸迅速、猛烈、密集的宣传弹，打得国民党不知所措，匆忙宣称“误会”、“别误会”，下令撤退进攻部队。报纸起这么大的作用，在新闻史上是罕见的。党的领导人中，博古是第一个提“毛泽东旗帜”的。
1944年2月16日，博古执笔的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并说：“办报是全党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从此，《解放日报》被认为是一份完全的党报了。
1944年10月11日博古又写了《党报记者要注意些什么问题》的社论，提出“党报的记者是党的耳目喉舌”，为此“要用党的立场党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不仅反映现实，还要指导现实”，“还要有记者的品质”等等，这些话在延安是黄莺第一声，现在重读也极耐人寻味。1945年12月23日，博古又写了社论《从五个W说起》，这是讲解新闻写作的五个要素的经典著作，讲述了新闻写作的基本知识。
博古重视副刊，他说副刊是党报的一部分，它和其他栏目一样要有党性，不同的是副刊的内容、形式和发表的位置。博古要求：“报纸上的评论、报道与一切文章，都要与中央息息相关呼吸相通，要做到思想上、政治上与中央一致。”“报纸不能闹独立性，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自由主义不能在报纸存在，我们的副刊不能像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副刊，内容与新闻版的态度不一致。”博古要求文艺稿件在反映抗日战争、反法西斯战争与延安生活方面，发挥宣传与鼓动作用，不能办成可有可无的“报屁股”、“甜点心”或“消遣品”。《解放日报》无论是《文艺》栏或以文艺为主的综合副刊，文艺稿件一个月发十五万字，都是全国最大的文艺阵地，发表的著名文艺家稿件最多，培养的新作家最多。丁玲主编《文艺》十个月，发表了韦君宜、孔厥、叶克、邢立斌、朱寨、洪流、陈涌、黄钢、贺敬之等三十几位全国闻名的新人的作品，以及林默涵、王匡、许立群、田家英、曾彦修等人写的杂文。
《解放日报》还发表许多外国作家的译文，如爱伦堡、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苏联作家与英、美作家反法西斯的报告文学，还介绍高尔基的作品与国外评论高尔基与托尔斯泰的作品。该报对外国现代与古典文艺作品也有许多译文发表。此外，对延安每年公演的几个或几十个外国戏剧，《解放日报》都作评论或报道。
博古善于爱护、培养与提拔干部，吴文焘调《解放日报》第一版约作两个月编辑，于11月调去新华社，不久让他做副社长。吴文焘大学毕业，工作能力强，他是在抗战以后才参加工作，他愿做工作不愿担任领导职务，博古告诉他这是工作需要，要勇于负责。吴文焘说：我们收到各分社的报道要及时提出要求与改进意见，整理出来以后，下款署“总社博古”，这是正常的，因为一般发文都是一把手正式签署。可是博古提出“要改为‘博吴’二字。博古尊重吴文焘，他告诉吴文焘说：“那里面主要是你们的劳动，由两个人署名，也表示要共同负责的意思。”1943年初，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说《解放日报》发表过十几篇对敌后生产建设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新华社没有广播，应当早日补发出去。吴文焘写了一篇检讨，请博古阅后转中办。博古看后写了“这个责任应由我负，博古”，告吴文焘“我马上发了”。博古对工作差错首先归于自己，这是报社、新华社的同仁非常感动的。
吴文焘还牢记1943年7月15日，在杨家岭中央礼堂召开的“抢救大会”上，康生激动地说：“拿你们解放日报社、新华社说，看对你们客气不客气？”意思是说，从报社和新华社只抓走了少数几个人，问题还多得很呢？选这自然对社长博古是个很大的压力。报社抓走了李锐、黄操良、杨永直、缪海棱四个编辑、记者，康生还说是“客气”。抓李锐，博古提了不同意见，不被接受。博古在“抢救运动”以后，做过检讨，在会上向大家赔礼道歉，但他在政治上是相信与爱护干部的。他对“抢救”提过不同意见，动作迟缓，没有主动“抢救”过谁。
在博古领导下，党的新闻出版大军学马列、勤读书、钻研业务的好风尚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逐步形成。报社与新华社的干部，在建国后都在中央与省、市、区担任宣传与新闻战线的领导工作，穆青、吴冷西、李锐、郁文、赵守一、林默涵、刘祖春、缪海棱、王揖、杨永直、高扬文、周立波、陈学昭、白朗、黄操良、吴文焘、陈适五、陈企霞、冯牧等都是报社与新华社的编辑与记者，报社、新华社是延安出干部最多的机关之一。
新华社1944年9月开始播发英文稿，英语广播部包括英国籍专家林迈可先生在内只有三个人，每日播稿约四千字。1946年美国籍专家李敦白先生来新华社工作，将李季的长达万行的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译为英文对外播出了。1946年，新华社又创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进行口语广播，许多地方的群众可以听到延安的声音了。
同时，各抗日根据地与人民军队，相继成立新华社分社与总分社，形成了以延安新华总社为中心的通讯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达中央指示，播放毛泽东著作，报道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与大生产运动，还为中央播发毛泽东说的“在党内教育干部的”特殊形式的《党务广播》，发挥了重大作用。
《解放日报》出版的是午报，每日凌晨五时副总编辑余光生打铃喊：“上早班的同志起床了！”不久，博古就到早班办公室审稿，审完新闻稿又终审副刊稿，下午与晚上审阅新华社的稿件与处理各单位行政工作，去中央政治局开会是上马就跑。他抽空就翻译马克思主义原著，他用旧报纸包两块砖头，把马克思主义著作斜放在小茶几上，抬头看原著，低头写译文。清凉山众人皆知博古熄灯最迟，他休息的时间很少。
1945年8月15日傍晚，新华社吴文焘副社长手持“日本投降”的急电来找博古，博古外出了，吴文焘立即摇动挂在博古墙上的电话机，说“请接毛主席处”。毛主席听了说，“噢，那好啊，有什么新情况你再打电话来”。接着博古告诉吴文焘，他还在毛主席处开会，要吴文焘在电话旁等指示。午夜，博古从毛主席在枣园的住处回来，带回朱德总司令签署的勒令日、伪军就近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
博古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结合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实际，对党报编辑、管理与新闻写作及通讯网的建立作了大量的科学的多方面的阐述，均是党的新闻理论的奠基之作。博古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为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培养精英的牛津大学
？ 张国骥
牛津大学是一所不仅对英国，而且对世界和人类历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世界著名大学。今年六月到七月，我受国家外国专家局的派遣，在牛津大学学习了一个月，深深感受到牛津大学是一所培养精英的大学，也正是培养了一大批精英才使牛津大学久负盛名的。
（一）
导师制是牛津大学针对本科生的一种独特的培养制度，是牛津大学进行精英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导师制的主要内容是：大学在培养本科生时，导师一对一或者一对二对学生进行辅导。牛津大学师生多少年来引以自豪和荣耀的就是导师制。很多人认为导师制是牛津大学这顶大学皇冠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认为是牛津大学之所以卓越之所在。
牛津大学所创立的导师制是基于传统的精英人才培养的一种教学模式。导师在每学期中，每周与学生见面一次，教师与学生之间实行的是一对一、面对面的个别辅导，教师与每一个学生共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每一门课程都是这样。在课程学习过程中，导师根据学生的情况，提供一个相关的论文题目、一本书和一份参考文献目录，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所提供书目的阅读，并按要求写出一篇两千字左右的论文，然后组织学生与导师一起参加论文讨论会。会上首先由学生宣读并讲解论文的内容，导师和参与讨论的其他学生可以在讨论会的任何时间提出问题，相互之间就文章的论点、论据进行辩论。在提问和讨论过程中，导师与学生相互交流学术思想。这样的讨论过程，极有利于训练学生的逻辑思考和临场反应能力。牛津大学实行八周为一学期的密集学期制，导师制可以让导师随时了解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导师制在选择学生方面是很严格的。牛津大学在招收大学生之前，老师对要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