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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晚年挚友，大知惠施
惠施长庄子十一岁。未及庄子成年，惠施已离开母邦宋国游仕魏国。宋人惠施担任魏相长达十八年（前340～前322），堵塞了魏国士人的仕途，于是魏人张仪游仕秦国，于前328年担任秦相，并于前325年辅佐秦惠王成功称王。前322年，张仪为了秦国利益，向秦惠王请缨出使魏国，游说魏惠王联秦攻齐。魏惠王刚刚于去年（前323）“五国相王”中组建抗齐联盟，今又得秦相张仪许诺强秦助魏攻齐，遂将反对张仪之主张的惠施罢相，转拜张仪为相。在魏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惠施，如同在楚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屈原。
惠施罢相后，离魏至楚。由于惠施是兼相秦魏、权倾天下的张仪之政敌，楚怀王不愿得罪张仪，更不愿进而得罪秦惠王、魏惠王，于是对惠施赠以车马，把他送归母邦宋国。
惠施由楚归宋途中，庄子正在宋泽孟诸钓鱼。庄子看见惠施从车百乘，就把多钓的鱼也扔进湖里，以此表示对依附庙堂以谋取多余之财的惠施之不屑。庄子时年四十七岁。此前多年，庄子曾往魏都大梁拜访惠施，结果大失所望。当时庄、施初识，尚未订交。
宋康王对担任魏相的本国大贤惠施也曾十分仰慕，但现在惠施已老，兼已失势，况且墨徒惠施主张偃兵，不对宋康王胃口。因此罢相归宋的惠施，并未得到宋康王重用。惠施在母邦没机会重新出仕，雌伏了三年，其间与庄子日夕盘桓，既是针锋相对的论敌，又是惺惺相惜的挚友。
惠施归宋三年后的前319年，魏惠王卒。业已六十二岁的惠施立刻离宋赴魏，图谋复相。继位的魏襄王果然不信任张仪，罢了张仪相位，但也没让惠施复相，而拜田需为相。惠施继续流连大梁，逐渐淡出政治而转向学术。大约前305年左右，惠施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招致天下辩士群集大梁与之进行大辩论，其中就有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公孙龙与桓团等辩者前辈在辩论中提出“二十一事”等新辩题，合力击败了惠施。惠施在政治失败之后，继以学术失败，再次返归母邦宋国，与庄子日夕盘桓，终老于宋。
惠施在漫长的宦海生涯中获得了罕有其比的丰富庙堂见闻，在其晚年与庄子日夕盘桓、频频斗嘴的过程中，也成为庄子深入了解天下专制制度不可或缺的间接经验。惠施八十一岁去世时，庄子已七十岁。惠施葬于宋，庄子曾过惠施之墓，对弟子感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言之矣。”惠施死后，庄子还有十四年寿命。在这十四年中，庄子完成了千锤百炼、打磨一生的最终思想，就是不朽的“内七篇”。
九、隐攻公孙，暗讽孟轲
惠施是“内七篇”唯一明确提及的同时代思想巨子，也是“内七篇”中与庄子直接对话的唯一人物。不少学者认为，“内七篇”就是专为辩驳惠施名学而撰，但这无疑限制了“内七篇”的普遍意义。除此之外，《齐物论》还隐晦提及另一位名家巨子公孙龙的独家辩题“指非指”、“（白）马非马”。《大宗师》的道家人物“孟子反”，则隐晦嘲笑了与庄子同时代的大儒孟子，尽管“内七篇”和“外杂篇”均未提及孟子。
隐名不提思想对手，是诸子惯技。比如赵人荀况，在其著作《荀子》中多处激烈诋毁名家之学，但说来说去都是“惠施邓析”，从来不提名家巨子公孙龙。邓析（前545…前501）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末期郑国人，惠施生年（前300）晚于邓析卒年（前501）整整两百年，荀况却将惠施列名邓析之前，何故？因为“邓析”是“公孙龙”的代词，而公孙龙晚于惠施。
公孙龙（前325～前250）长荀况（前313～前238）十余岁，因与由政治转向学术、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的惠施在魏都大梁进行大辩论而少年成名，成为取代惠施、名震天下的当时第一辩者。荀况与公孙龙同国同时，不可能不知公孙龙。因此《荀子》中的“惠施邓析”，实为“惠施公孙”。
荀况为何要用代词？因为长期担任赵相的平原君赵胜（前308～前252）服膺名家之学，服膺公孙龙并供养他长达半个世纪，导致大儒荀况在本国难以得到重用，只能时而东游齐国稷下，时而西游秦国，闲得无聊又授徒韩非、李斯，最后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那里谋得兰陵县令之职，很快又被撤职。荀况不愿断绝母邦仕途，因而不愿得罪本国权相平原君，所以不敢明攻公孙龙，而用“邓析”做代词。
这一代词，导致邓析被误认为名家始祖，后人还据此伪造出一部《邓析子》。有学者认为《邓析子》原有，后亡佚，再伪造。也有学者认为，前后两部《邓析子》均属伪造。
《齐物论》隐攻公孙龙，仅提辩题，未及其名，是因为庄子已明攻名家巨子惠施。作为前辈，庄子不愿再明攻比自己小四十四岁的名家新进公孙龙。《大宗师》暗讽孟子，用“孟子反”来反“孟子”，是因为“内七篇”已明攻孔子，兼及儒门圣王尧舜，对儒学评价甚低的庄子，不屑再提同时代大儒孟子。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之师则是曾参。庄子似乎对曾参印象不错，尽管“内七篇”仅提及孔子的早期弟子颜回、子贡，没提及晚年弟子包括曾参。然而曾参字子舆，《大宗师》的另一道家人物就叫“子舆”。孟子仰慕师祖曾参，也字子舆。《大宗师》的“子舆”显然暗指曾参，而非暗指孟子。很可能为魏牟所撰的《杂篇·让王》，赞扬了曾参的“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
十、公子魏牟，失国改宗
撰写“外杂篇”的庄门弟子后学蔺且、詹何、魏牟等人，慕效其师文风，也没有明攻大儒孟子和荀子，而是猛攻孔子，兼及尧舜，但在总论先秦学术源流的《杂篇·天下》中，孔、孟、荀均未提及。
“外杂篇”的撰者还慕效其师文风，明攻惠施，但把乃师仅提辩题、未及其名的公孙龙亮了出来。《杂篇·徐无鬼》提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指惠施）为五”。公孙龙字子秉，“秉”即指公孙龙。《杂篇·天下》则明确提到公孙龙：“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最有意味的是庄门高弟所撰《外篇·秋水》。此篇堪称“外杂篇”中最受重视的篇什，因为最为难懂的《齐物论》必须参考此篇才能摸到一点头绪，所以诸多选本和译本，若在“外杂篇”中仅选一篇，必为《秋水》。《秋水》的结尾，是中山公子牟对公孙龙的无情嘲笑。
中山为魏之别封，前296年为赵所灭。中山为赵所灭之前的约前305年，惠施在大梁与天下辩者论辩，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恭逢其盛，在论辩中击败惠施而一举成名天下知。“不恤国事”的中山公子魏牟（前320…前240），遂成仅仅长其五岁的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信徒。
《列子·仲尼》记载了魏牟与乐正子舆的争论。乐正子舆攻击公孙龙“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桓团等肆之。”
魏牟则为公孙龙辩护，对乐正子舆说：“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
然而中山为赵所灭后，前中山公子魏牟性情大变，转而迁怒于自己一度崇信的赵人公孙龙。魏牟失国后流落天下，“身处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向庄子本人或庄门弟子詹何求学问道。魏牟还曾西游秦国，做过出任秦相、主张“远交近攻”的魏人范雎（前267～前255任秦相，封应侯）的门客。
前256年邯郸围解后，当时在秦的魏牟，预知范雎因掣肘白起导致秦围邯郸失败，即将失去秦昭王信任，于是辞别范雎，行前忠告范雎：“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见《战国策·赵策三》）。稍后齐人蔡泽游秦，也规劝范雎急流勇退，于是范雎主动向秦昭王辞去相位，免除了后患（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魏牟随后转往赵国见平原君，并见到了平原君供养了近半个世纪的著名门客、魏牟年轻时的偶像公孙龙。但此时的魏牟已非当年崇拜公孙龙的“万乘之公子”，亡国丧家后业已转为庄学信徒，于是对公孙龙大加嘲讽，斥其为“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井底之蛙，赞扬“内七篇”是“极妙之言”，说公孙龙“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
根据撰者自书其名的著书惯例，《秋水》的作者很可能就是魏牟。
十一、庄子著书，支离其言
除了郭象的增删篡改和系统曲注对理解“内七篇”造成重大障碍以外，阅读《庄子》的另一大障碍是：庄子故意写得极其隐晦，无比难懂。
庄子死后，一位弟子（极有可能是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杂篇·寓言》，其中提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穷年”。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杂篇·天下》，其中提到“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并且点题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奥义是：庄学是专制天敌，一旦直言，专制庙堂必将剿灭《庄子》，就像剿灭杨朱之书一样。
“重言”牵涉甚繁，暂且略过不提。
“寓言”二字人人能懂：寓有深意的故事。“寓言”一词，正是这位庄子弟子发明——必得自庄子真传。
“卮言”二字也非常难懂，至少有三义。
一、“卮”借为“至”，卮言就是至言。言之四境是：无言→小言→大言→至言。卮言是最重要的至言，但其奥义极其隐晦。
二、“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喻庄子借用寓言、卮言述道，其意述满后，又自己倾空之。读者亦当如此，借助庄子卮言，理解庄子寓言；理解以后，还须忘掉。这就是庄学奥秘“得意忘言”。
三、“卮”借为“支”，意为支离。寓言是圆的，人人理解不同。因此西方寓言家伊索、拉封丹讲完寓言，必点明寓意。但庄子不能讲完寓言就点明寓意，只能“卮言日出”：让点明寓意的卮言，天女散花地“蔓衍”各处，与寓言“支离”分开。“支离”二字，“内七篇”六见，如“支离其形”、“支离其德”，还有寓言人名“支离疏”、“闉跂支离无唇”等。“外杂篇”二见，均为寓言人名。
“内七篇”的内容核心是卮言，形式特点是支离其言。若不明白“卮言”的隐晦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深刻寓意。
《寓言》如此形容“内七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奥义是：倘若吾师庄周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支离其言，其书必被专制庙堂剿灭，怎能传之久远？
《天下》如此形容“内七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奥义是：庄子寓言极有趣，但庄子卮言极难懂。
十二、朝三暮四，千古哑谜
《齐物论》有一则著名寓言：“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寓言有趣至极，然而寓意不明，因为庄子在打哑谜。猜破哑谜的人并非没有，只不过道破谜底的方式，依然只能打哑谜。
晋人张湛，在其伪造的古书《列子》中，改编了庄子哑谜：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按：张湛知道庄子是宋人，也知道其与宋康王的关系，故加“宋”字。）
张湛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君王与臣民。张湛认为：庄子站在狙公即君王一边，拥护专制。
张湛歪曲了庄学奥义：狙公深爱众狙，养育天下众狙。狙公不惜让家人过苦日子，也要满足众狙的贪欲。但众狙生养日多，狙公粮仓将空，不得不限制众狙口粮：早饭三颗橡子，晚饭四颗橡子。贪心不足的众狙发怒了。爱狙如子的狙公，就顺天应人地改口说：早饭四颗，晚饭三颗。众狙高兴了，伏在地上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明人刘基，在其寓言专著《郁离子》中，也改编了庄子哑谜：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