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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按：刘基已误信庄子为楚人，故改“宋”为“楚”。）
刘基也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君王与臣民。然而刘基认为：庄子站在众狙即民众一边，反对专制。
刘基挑明了庄学奥义：并非狙公养活众狙，而是狙公“养狙以为生”。狙公每天让老狙带着众狙到山里劳动，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赋什一以自奉”，挑明了庄子原文“狙公赋芧”之“赋”的奥义：庙堂与江湖的本质关系是抽什一税。江湖众狙对庙堂狙公“皆畏苦之，弗敢违也”。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小孩那样，一只小狙道破了真相，于是众狙奋起反抗，狙公饿死了。
张湛和刘基，起码对狙公、众狙隐喻君王、臣民没有分歧，这说明二人都明白庄学奥义，只不过儒生张湛反对庄学奥义，因而予以歪曲；而道家异人赞成庄学奥义，因而予以演绎。但无论歪曲还是阐释，都不敢直言，而是像庄子一样打哑谜。
儒家士子张湛，急于依附专制庙堂，渴望分享民脂民膏，所以他要在其伪造的《列子》中抄袭庄子，然后用歪曲来反击庄子。张湛把伪造的《列子》加注后公诸儒林，一举成名天下知，得到专制庙堂奖赏，官至光禄勋——张湛并非孤例，比如还有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
道家异人刘基，助朱元璋一统天下，按其功劳足以像徐达、常遇春等人那样封王封公，但他不肯依附专制庙堂，不愿分享民脂民膏，仅仅为了避免被疑有二心而遭诛杀，才不得已逊受“诚意伯”，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风水始祖刘伯温。贪功受赏的徐达等人终被诛杀——刘基也非孤例，比如还有越人范蠡和汉人张良。
或问，既然刘基反对“狙公”，为何要助“狙公”朱元璋打天下呢？因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历史格局下，早日确定庙堂狙公，比厮杀不休对江湖民众有利。
在专制制度下，赞成庄子并反对专制的刘基，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这容易理解。因为刘基像一切读懂《庄子》的人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不得不像庄子一样主动打哑谜。倘若直言，即便你“逍遥”山林，海捕文书一下，也跑不了。庄子《人间世》早有卮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那么在专制制度下，反对庄子并拥护专制的张湛，为何也要打哑谜呢？因为张湛像一切嗅出庄学异味并反对者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张湛也不得不被迫打哑谜。
聪明绝顶的张湛必能预见，皇帝必会这么想：别人都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偏你看出庄子有这意思。朕看来看去，也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莫非是你自己这么想？
结语：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不仅庄学拥护者为了避免惹祸招杀并殃及《庄子》，不敢直言庄学正解，而且庄学反对者为了避免因批判“毒草”而殃及自身，同样不敢直言庄学正解，因为正解没人相信。
就这样，庄子创造了人类写作史上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他的大部分敌人读不懂《庄子》，极少数绝顶聪明的敌人虽能读懂，也难以证明、不敢证明自己真懂。
因此，所有的庄学敌人都无法剿灭《庄子》，只能歪曲《庄子》。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无数追随者，正是这么做的。
庄子深藏奥义的支离其言，被郭象的删改进一步弄得“支离破碎”，因此成语“朝三暮四”，就被离题万里地用于形容花心男人的见异思迁，与形容美貌女人的“水性杨花”意思相近了。庄子的美妙寓言感染了无数人，却常常背离其卮言奥义而被歪用，由此可见一斑。庄子屠龙牛刀，居然仅供杀鸡。
旧庄学把加工庄子卮言、曲注庄子寓言、遮蔽庄学奥义的郭象义理奉为最大权威，其实也被至人庄子那双穿透历史迷雾的无蔽慧眼洞见到了：“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外篇·天地》）
庄子在《齐物论》里留下“朝三暮四”的千古哑谜之后，就在下文预言其不朽著作的理解命运：“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王蒙先生强作解人
？ 朱 嘉
《书屋》今年６月号“书屋讲坛“中登载了王蒙先生在安徽师大的演讲《门外谈诗词》，文中提及陈寅恪先生所写的《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陈先生虽是宝箴公之孙，散原翁（散原老人为同、光朝诗坛巨擘，被《光宣诗坛点将录》誉为“天魁星呼保义”，俨然是诗坛领袖）之子，却不以诗名于世，此诗也绝非旧体诗中曾传诵一时的名作。王先生引证时能信手拈来，其涉猎之广博可见一斑，不过所作的解读浮皮潦草，未免落入了望文生义的时弊。舒芜先生在9月号《书屋》发表《一点献疑》，对此提出辩驳，惜乎寥寥数语，让人难明本事。笔者拟对该诗略作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当年闻祸费疑猜，今日开编惜此才。
世乱佳人还做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荒山久绝前游盛，断句犹牵后死哀。
见说旸台花又发，诗魂应悔不多来。
王先生在文中自陈“……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我说不好，因为我对陈寅恪不太熟悉”——这大概是实情，但跟着说“但从诗里如‘世乱’、‘闻祸’、‘断句’这些词中明显感觉到，面对新中国的建立，中国的动荡，他有一种生不逢时、正逢乱世之感……”这未免信口雌黄、强作解人了。其实本诗的题目对诗中所指的本事已有所交代，“花随人圣庵笔记”指的乃是黄秋岳所作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第二周内便发生的国民政府处决通日汉奸一事有所耳闻者，大概都不会对这位曾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的大才子太过陌生。
黄秋岳（1891～1937）名浚，字哲维，号秋岳，以号行于世。生于福州侯官阀阅之家，祖父为清咸丰年间举人，父亲黄彦鸿则是清光绪朝的翰林。著作除《花随人圣庵摭忆》外，又有《聆风簃诗》行世。此人自小负神童之名，加之家学渊源，入京师译学馆后深受陈宝琛、严复、林纾等京中大佬赏识，又与当时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交游遍及当时的书画俊彦、文坛显贵、政界巨擘和簪缨显宦。1932年，他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引荐，入由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秘书。
黄秋岳因交游广阔且长于考据掌故，故于蛰居京华期间曾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了其笔记体文章《花随人圣庵摭忆》，对晚清自鸦片战争以来七十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都有所记述，涉及祺祥政变、海防之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两宫西狩、东南自保、割台事件、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洪宪称帝、张勋复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黄浚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人脉，悉心搜集名人书札、大臣奏稿、宫廷邸报、佚文诗帖等第一手资料，相继缀写成篇。其所记无论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对于时政轶闻、儒林风尚、社会世相、人际纠葛的叙述，皆才高识远，加之文字清妙，一时间纷传士林，深受青睐。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文名远播，年少成名的大才子却最终沦为了日本侵华势力的情报人员。据说，时任日本驻南京总领事的须磨弥吉郎乃“中国通”，为上海同文书院、东京帝大出身，深有汉学根底。为了刺探国府机密，须磨最初便以请教汉诗为名接近黄秋岳。他见黄氏以名士自居，经常出入声色之所为歌女捧场，入不敷出，乃以资助钱财加以收买，秘使其按时提供行政院会议有关情报。后来，须磨因故被调回国内，仍由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派人与黄保持联络。于是在黄秋岳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时，便将政治会议的决议案一一泄露给了日本大使馆。大约是做惯了名士的缘故，黄秋岳就是做间谍也脱不了散漫的习气，只是将决议案原封不动地交给日本人。这样，日本方面在公布有关国民政府政治会议决议案的消息时就总能和南京方面保持同步。这马上引起了国民政府当局的怀疑。调查发现是黄秋岳涉足其中。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当局并未有大的动作，仅在1935年春将其调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的职位而已。反倒是两年之后，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周，才突然命令以汉奸罪处决十八人，黄秋岳的名字赫然在列，罪名则是其向日本泄露我国封锁江阴的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地日军舰逃走一空。其子黄晟因被指参与同谋，亦一并处决。
关于此次军事泄密的经过大致如下：1937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奉命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报告，要求有关各部队采取配合行动，实施在长江江阴段沉船以封锁航道的计划，一方面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攻击南京；另一方面使上海的日本舰艇孤立无援，而中国海军可以乘机狙击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艇、商船，并将长江内日舰及沿岸各地日侨一举加以控制，以此作为与日方谈判解决“卢沟桥事变”的筹码。然而，这一命令尚未下达，汉口日侨及海军陆战队就在8月6日突奉日本政府训令紧急撤退。到了8月7日，长江沿线各地驻防租界的三千多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七十多艘舰船，以及二万九千人左右的侨民，先后疾速顺江东下，仅一夜之间，便强行通过了江阴要塞。当中国海军发动拦截时，扣住的只有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丸”及“大贞丸”了。江阴“封江”计划失败后，国民党政府当下认为有人泄密，身兼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雷霆震怒，严命彻查此事，黄秋岳因此获罪。
问题在于，黄秋岳为日本人做情报工作虽是事实，但其在调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一职后已无法接触到国民党高级机密，更遑论封锁江阴的军事情报。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便曾亲口对曹聚仁先生说：“黄秋岳是不会知道军事会议的军事秘密的。”据曹聚仁在《也谈黄秋岳》中的考证，日本早在1937年8月间便已有在沿海作战的计划，拟把他们在长江的海军集中到长江下游来。日军的军舰下驶，比国军沉船封江的计划足足早了一星期，黄秋岳父子如欲通风报信，实在是得有未卜先知的神通才行。如此，黄通敌的确凿事实当发生于其尚供职于中央政治会议秘书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知晓内情后未加重罚，却在两年后淞沪抗战打响之际秋后算账，其间的用心怕也谈不上多么的大义凛然，多多少少是有拿黄秋岳祭旗担罪的意思。这大概也正是陈寅恪先生写：“当年闻祸费疑猜”的缘故。
其实，“当年闻祸费疑猜”的不止是曹聚仁和陈寅恪两位先生。著名掌故学家、解放后曾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特约编辑以及上海市政协委员的瞿兑之对此案情的缘由也是讳莫如深，似有难言之隐，并赞誉黄秋岳“哲维瑰才照世，中道陨蹶，非所及料”。瞿兑之更于1943年将《花随人圣庵摭忆》辑录成书，计有四百二十三篇，凡四十五万言，付梓发行。四年之后的1947年春，恰逢“七七”事变十周年之际，已经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园偶读此书，想起了十年前因汉奸罪被处死的黄秋岳，遂写下了这首《丁亥春日阅花随人圣庵笔记深赏其游旸台山看杏花诗因题一律》。依前文所述，花随人圣庵笔记指的就是《花随人圣庵摭忆》，而游旸台山看杏花诗所指的则见载于其书中《旸台山之花事》一文。文中记述了作者游北京西山旸台山时所作的赏杏花诗，文中仅存其一联断句：“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待后游人。”陈先生所谓“荒山久绝前游盛”是喟叹此时早已无“绝艳”与“后游”，而“断句犹牵后死哀”则是对黄氏遗句的爱重叹惋之情。王蒙先生演讲时怕是对其间种种波折都当面错过了。
其实陈寅恪先生在作完此诗后意犹未尽，曾复题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明明白白地交代了此诗的本意。而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