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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没有人的血性。由他的冷血面孔，让人时时想到死亡。只有这样，才是彻底的曹操。”
武则天所犯下的违反人性的罪恶，更是令人齿寒了。假若这个小女人不去争宠帝王处心积虑往上爬，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即使是她个人的一个小小悲剧，我想也比她后来呼风唤雨、阴谋使坏、心狠手毒、残杀亲人、栽赃陷害、酷刑逼供、血染皇冠……酿成许多人（包括被她杀死的两个亲儿子）的大悲剧要好得多。武则天虽在确立科举制度、提高庶族地位方面有所作为，但其人生目的无非就是弄权。（像武则天一样在感业寺里了此一生的小尼姑还多哩，如果后宫的三千粉黛个个都像武则天一样不甘寂寞、呼风唤雨、使坏弄权，岂不乌烟瘴气、天下大乱了吗？）武则天是只顾改变自己命运而不顾别人命运的。她夺取帝位只是为了满足权欲，享受男色，满足一己的心理欲望和物质欲望。武则天一生谋杀了九十多人，其中包括她的亲人二十三人，李治家族的三十四人。权力就真的那么可爱吗？武则天纵横捭阖谋政弄权几十年，到头来，她的内心是空虚战栗、不得安宁的。武则天临死时的心理，我想可能非常复杂。孔子说，人之将死，其言亦善；鸟之将死，其鸣亦哀。武则天深知自己一生为了争权夺利，使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手段，残害了那么多人的生命，其罪是不可原谅的；她也深知骆宾王所写的有关她的种种事实，确实也是罪不可赦的。她赞美骆宾王的文采不是有什么雅量，而是出于无奈（就像曹操赞美陈琳一样）。如果说武则天还有一点可取、可爱和诚实的话，那就是她决定死后立一块无字碑。这个老女人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是呀，假若立一块有字碑，写什么呢？歌功颂德吗？她问心有愧；写她的残酷劣迹吗？她又不愿意。她自知做的坏事太多，死后立碑，肯定有人要揭她的老底。她死了，没有人怕她了，因此，趁她还有一口气，再下一道最后的圣旨：立无字碑。她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说，大家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已经过去的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糊涂账。武则天临死的忏悔，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她若是个有神论者，想通过最后的忏悔不下地狱，恐怕也是不行的。我认为她的忏悔的现实意义，倒在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今天还有人对这些故事不加批判地津津乐道，我觉得很残忍。
唐代贞观之治后的社会算得上安定和谐，政治局面也算得上并无大虞。武则天心怀叵测，大开杀戒，弄得朝野上下鸡犬不宁，有什么益处和作用呢？她的所作所为除了毒化社会风气、败坏人伦亲情，还给国人造成极大的心理伤害。把武则天的阴险自私争权夺利说成是“伟大的革命”和“历史创举”（易中天语）是荒唐可笑的（这与捍卫女权扯不上边。更不是什么男人能当皇帝女人也能当皇帝的问题）。武则天留给后人和历史的只能是她人性恶的大爆发，是她不良品格的大展露，是她野心勃勃的一次疯狂的大表演！
人性的善恶，在权力荣誉和金钱美色上最能集中体现，无论男女都一样。金钱美色，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让人得到享受；权力荣誉，能满足人的心理欲望，让人得到快感。但，不同的人品、不同的价值取向，对金钱美色权力荣誉也有不同的选择。古今中外有无数这类先例。当人的善的天性启动，人可以用正当的平和的手段，在不损害或较少损害别人利益的情况下去实现目的（倘若不能实现，他可以放弃）；当人的恶的天性启动驱使时，人便不择手段、阴险狡诈、野蛮残忍，不惜损害别人利益，乃至伤害别人性命达到自己的目的（倘若不能实现，他们还可能要困兽犹斗作垂死的挣扎）。还有一种修养极高品德完美的人，即使面对权力荣誉金钱美色，他们也会无动于衷，心静如水。诸葛亮与曹操、长孙皇后与武则天，可算作两组人性优劣的鲜明对比。诸葛亮“不求闻达于诸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曹操则胸怀“大志”，腹藏奸宄，“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长孙皇后道德高尚、贤淑温良，常劝太宗多纳忠谏，少听谗言，近贤臣、远小人，终致让他明白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如果没有长孙皇后，敢于庭争的魏征，有十个脑袋，恐怕也被李世民砍掉了）。武则天呢，觊觎权力，嗜血贪婪，可能早年即与李治私通，猎他为囊中之物，然后一步步靠近权力中心，爬上金字塔顶尖。李治即使不如乃父精明强干，武则天当了皇帝后又干出了多少辉煌的业绩呢？后太宗时代的谋臣良将众多，即使辅助一个懦弱平庸的高宗，无为而治，我想亦要比武则天一心夺权、乱政祸国几十年好得多。诸葛亮的英明伟大正直无私、长孙皇后的温柔敦厚明理通达已成千古佳话；曹操的狡黠奸诈凶险多疑、武则天的狠毒残忍冷酷兽性必留万载骂名。回顾历史，到底谁优秀？谁杰出？谁魅力犹存？谁光彩照人呢？
易中天先生把人性的“善”、“恶”二元化归结为“简单”二字，是一种肤浅的见解。他在征引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到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一段文字后说：“正因为制度本身出了问题，所以皇帝是励精图治还是苟安耽乐，辅臣是独裁揽权还是妥协调和，文官是廉洁奉公还是贪污舞弊，武将是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思想家是极端进步还是绝对保守，都无关紧要而且没有意义。”
制度问题确实是个关键和核心问题。不仅封建专制制度，任何专制独裁的制度都是邪恶的。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专制王朝呈马鞍形的起伏不定，统治时间有长有短，执政期间有猛有宽，有时残暴恐怖，有时相对开明，有时动荡不安，有时相对稳定，不能说与统治者的个人品德和统治集团的群体素质没有关系。一个王朝的统治者如果是明君、仁君、贤臣、清官，即使是到了行将没落的晚期也可能苟延残喘，拖延一段时间；一个王朝如果它的统治者是暴君、昏君、贪官、孽臣，即使处于初期，这个王朝也会土崩瓦解，彻底完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可谓势头正旺，但暴虐无道，民不聊生，仅仅维持十几年，到秦二世便消亡了。王莽新政、隋炀帝统治等等都是短命的先例。怎么能说帝王将相，特别是帝王的个人品德、人格、作风、个性，对治国安民“无关紧要没有意义”呢？胡适先生在五四时期提出好人政府，主张贤良治国，也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出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逻辑。现代的宪政议会民主制度比专制独裁制度要优胜百倍千倍。然而即使是在先进的制度下，好人、坏人以及贤良、奸小，照样也会发生不同的作用的，或推动历史前进，或拉着历史倒退。好在民主的制度能够制约坏人、奸小，使他们较少机会得逞。制度是人创造的。制度的目的也是扬人之善，惩人之恶。丘吉尔说民主制度也有缺点，就是他看到了人性恶的一面。就是在自诩为最民主的美国也会有“水门事件”、“克林顿丑闻”出现。民主制度提供一个平台，一种手段，一个机会，让法律和道德展示力量。法律是对形体的惩罚，道德是对心灵的惩罚。法律的力量让尼克松在弹劾中下台，道德的力量让克林顿忏悔一生。一介草民一个小老百姓的人格、品德、个性、作风出了问题，也许无伤大雅；一个领袖人物的人格、品德、作风、个性出了问题，便会关系到国计民生了。特别是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这种坏品德一旦恶性发作，举国上下就会堕入深渊。人们希望像胡适先生所说的“好人”掌权，免得他们遭受更大的灾难与不幸。但这里要再重复一句：即使在民主的制度下，我们也要选举德高望重、人格完美的领导者，而要防止觊觎权力、善于伪装的奸佞小人。这绝不是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但大体区别一下还是有可能，甚至也有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一些个人品质很坏的政治人物。当我们在回顾这个民族的巨大伤痛时，我们千万不要护短，也千万不要怕家丑外扬，只有暴露了痛疽，才能够得到疗救。如果说像武则天那样权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都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高明的政治家”（易中天语），那么，中国的许多历史都要改写的。易中天还有一个悖论：充当鹰犬的来俊臣是个大坏蛋，而指使、怂恿、重用来俊臣的武则天反倒是个大好人、一个杰出的优秀人物，岂非一件怪事吗？如果学者们这样去写历史，去写历史人物，中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一个国家了。
荒野与大学有着同等的重要性
？ 彭 程
有一些好书常常不能够及时读到，这只能说是阅读者的损失。虽然这种被延宕的阅读，常常会因为读者阅历的增加、见识的长进，反而会比及早读到有更多的收获，但他仍然会想：我要是早些时候知道这本书，该有多好！
吉林人民出版社“绿色经典文库”第二批中，有一本《哲学走向荒野》，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一部书。版权页上标明是2000年初出版，我却在不久前才看到。作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哲学教授、国际环境伦理学会与该会会刊《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国会和总统顾问委员会环境事务顾问、世界著名的生态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作者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所撰写的十五篇论文的汇集，根据内容而分别归入四个部分：伦理学与自然、自然中的价值、实践中的环境哲学、体验自然。它涉及环境伦理学几乎所有的领域，也归纳了生态伦理学的主要观点，内容丰富浩瀚。对其进行全面准确的概括，对我这样的门外汉来说，是一件困难的、难以胜任的事。好在没有人这样要求我，那我也完全可以就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谈一些哪怕是幼稚粗浅的体会。
（一）
森林和土壤、阳光和雨水、河流和山峰、循环的四季、野生花草和野生动物——所有这些从来就存在的自然事物，支撑着其他的一切。
以上是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作者开宗明义，表明了在他的心目中，大自然是作为万物依托的、第一位的存在。在书中多篇文章中，他列举了大自然所蕴含的多种价值，虽然在不同的地方，谈及它们时的命名、种类的数量有所区别，但内在精神是一致的。作者将它们概括为：经济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学价值、遗传多样性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性与统一性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价值、辩证的价值、宗教象征价值，等等。作者用相当的篇幅，充分地论述了这些价值的内涵。
对这些价值分类中的少数几种，像经济价值、科学价值等，我们并不感到陌生。尤其是经济价值，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在很长时间的各种语境中，被大加张扬，以至于给我们一种感觉，经济价值几乎就是大自然的全部的、唯一的价值了，它包括了也遮蔽了所有其他的价值。既然大自然已经被这般定位，相应地人和它之间也便只有一种予取予夺的关系。尽管古代也曾经有过“天人合一”的哲学主张，仿佛是在讲求人和自然的和谐，但仔细探究起来，其实质是一种玄妙的、神秘主义的思维，是在譬喻意义上被使用，其现实目的主要还是维护政治伦常和统治秩序，绝不是现代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生关系。某些学者脱离具体语境，抽取古人的片言只语，做割裂式的解读，试图得出环保主义也是华夏本土的思想资源的结论，未免穿凿。事实上，几千年历史实践中惯常闻见的，倒是对大自然的过度榨取和破坏。两千多年前，黄土高原曾经温暖湿润，森林密布，所谓“杂树交阴？熏云垂烟接”、“翠柏烟峰，清泉灌顶”。但随着多少个世纪中的人口急剧增长，过度垦殖砍伐，才变成了今日的干旱瘠薄。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这一过度的利用变成了竭泽而渔式的赤裸裸的掠夺，借用那个时代一句无人不知的表述，就是“与天奋斗，其乐无穷”。它很长时间内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斗争哲学，也被套用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于是便有了砍伐树木大炼钢铁、围湖造田等一系列气壮山河的蠢事，造成的严重后果至今未曾消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经济大潮汹涌，正常合理的人性需求获得尊重得到复苏，但人性中的贪婪也随着魔瓶的被打开而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