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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3）
第四条线是关于建构引进新成分真实性的理论建议。裸乳机制的详细分析表明规范的生成是这种构成的核心：只有通过形成正常状态，现实才能形成，然后在获得规律性和在平常性提供的不显眼性的基础上得到加强。反过来，异常的人和古怪的人反倒会吸引目光和引发思考、形成规则和批评，承受规范化社会的压力。但有时，他们也能抗争甚至获得承认，成为构建新规范的尖兵。
最后一条线比较贴近政治，常态构成的现实使日常的民主运作成为问题。调查显示了我们社会的文化和民主意志的强度：几乎所有的人都希望每个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生活，拥有最充分的自由。但是，界定这种常态的必要性有悖于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因为它引起有局限性的分类、排斥和不宽容。几乎每一个被调查者都感到这两种趋势之间的裂痕。
现在是结束这个提纲的时侯了。因为我似乎听到读者在用同样的方式提问：他究竟要寻找什么？他是要写一部关于裸乳的书还是一本社会学教科书？是的，现在是走上海滩，回到事物表面，欣赏最简单的动作的丰富含义的时候了。
＇Ｉ身体解放的历史背景＇过去的裸体
暴露身体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历史充满着乳房和屁股，它们曾不加掩饰地出现在众人眼前。当然，这主要是男人的屁股，相反地，女人胸部的更加裸露倒是近些年的趋势（格罗；1987）。让－克洛德·博洛涅（1986）描绘的裸体百态全景使现代读者无不瞠目，如希腊裸体田径运动员的男性美，中世纪裸体仪式的宗教伦理，17世纪便桶椅仪式的强权。在每一种社会中，男人和女人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以被大方地示众，包括最隐秘的地方，有时甚至过于随便。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裸露的部位、方式和动机各不相同。投向裸体的目光也发生许多意义上的变化。女性裸体只是从中世纪末期起开始与欲望联系起来，观看裸体才具有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色情成分（博洛涅；1986）。
在过去大家都赤身露体的环境中，到有礼貌地谈情说爱之前；乳房一直并不引人注目。因此现代形式的夫妻感情从一开始就同投向女性身体的目光而诱发的欲望联系起来，过去一直被人遗忘的乳房吸引了追求者的贪婪目光。这种运动激励着男性社会并为艺术提供新的灵感。“在雕像中，在壁画和柱头上，夏娃和受苦人的松弛乳房变得结实起来并挺立高耸”（博洛涅；1986，第54页）。然而，女人虽然意识到自己胸部的诱惑力，但对男人目光的变化毫无察觉。在社会习俗要求女人总是遮掩她们的大腿，把它们藏在长裙下的时代，对乳房的凝视反而可以使她们袒胸露背，追求开胸至肚脐的款式。阿涅斯·索雷尔（Agnes Sorel）甚至曾一度尝试推出一种遮住一只乳房而露出另一只乳房的女款上衣。那些伪君子们找不到更恶毒的字眼来谴责这种他们认为是亵渎的裸露行为，比如保罗·德·巴里（Paul de Barry）愤怒地说：“她们的乳房被蛇缠绕、爬满蚯蚓、蝎子和跳蚤，散发着无法忍受的臭气……”（博洛涅；1986；第66页）。莫里哀同名喜剧中的伪君子达尔杜弗（Tartuffe）只是一场反对“裸露胸脯”的激烈斗争的尽人皆知和开化的例子。这场斗争持续了几个世纪，但毫无成效。教皇本人也亲自干预，还是徒劳无功。一切已无法挽回，这场运动来势凶猛，男人们的新目光促使女人袒露上身。就连19世纪这样一个知廉耻的伟大时代也不例外。女人们穿紧身褡，但它无法抗拒夜礼服的袒胸露背。只是到了20世纪初，乳房才被罩上一层布纱。但这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准备为解放身体的反攻，在1920年左右，这次反攻打碎了枷锁，缩短了裙子，为战后兴起的大规模的海滩裸体打下基础。
我们今天这个解放身体的时代强调在家里裸露：反对过去时代拘谨的清教徒的习俗，父母和孩子一同发现私人生活中消除羞耻界限是如此简单和自然。这种发现不同于其他许多发现，它不是它们中的一种，因为家庭环境中的裸露在历史上直至19世纪都是一种经常的习惯性行为（博洛涅；1986）。这些不是变革的变革，这些身体局部的裸露之所以引起了哗然，仅仅因为人们已经忘记它们在过去原本是裸露的。面对这一切，观察者恨不得这样断言：关于裸体，它的历史是一个永恒的周而复始，一场没有结果的运动，因为它喜欢老调重弹。这或许是一个分析错误，因为过去的屁股并非今日的屁股，阿涅斯·索莱尔的乳房也不是人们在八月海滩上看到的乳房。诚然，历史像个结巴，总是在重复。但是，事件的前进步伐通过这些迟疑和这些表面倒退获得某种意义，我们应该捕捉这个意义以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将其置于它们获得意义的准确位置。至于裸体，它的历史意义在于身体在社会中占据的新位置。
文明的进程
诺贝尔·埃里亚斯（Norbert Elias）无疑是最了解论据鲜明关系的人。他指出最细微的动作如何产生重要意义和如何表现情欲和举止自身控制的演变，比如，笑与哭、打嗝与放屁的意义，只能视其具体情况和规则而定，这就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控制小事的效果是广泛的。事实上，它建构一种扩展心理空间的新心理经济学。建基于个体责任化和行为理性化之上的现代性的渊源正是这种个人内在性的扩展。
埃里亚斯的调查是在有关旧制度社会的历史资料上进行的。他的这部重要专著出版于1939年。浏览他的著作可以使当代读者对其分析的恰当入理赞叹不已，同时对最近时期的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事实上，今天的世界；难道不是一个研究行动和情欲自发性的世界，一个研究身体解放和灵活性，解除其枷锁和禁忌的世界？现代社会难道不是在向着与埃里亚斯指出的海滩彻底相反的方向发展吗？作者本人已经明显地被这些观察所困扰，在他所处时代的社会中，进行这些观察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们与他的意图极不相配。在发现海滩新风俗后，他不得不承认：“整个运动似乎正在向着我们刚刚为过去建立的意义相反”的方向发展（埃里亚斯；1976；第271页）。对其文本的仔细研究证明，他对自己的答案并不肯定。有几处，他试图以自己的理论的名义拒绝现实，这无疑是受到当时环境的影响（德国纳粹势力猖獗），他认为自己可以识别“那些似乎预示一些向更加严厉地从外界克制冲动的形式前进的标志”（埃里亚斯，1976，第272页）。但在另一处，他反过来又提到一些可能发展其理论的东西，帮助解释社会的最新演变。
诺贝尔·埃里亚斯的睡衣
诺贝尔·埃里亚斯举例说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一种服装新潮流：睡衣。穿上睡衣，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可以毫无忌讳地露面。作者告诫我们：睡衣不代表自我约束的减少。如果说人们过去较少穿晚装露面，这是因为穿衬衫（其实，衬衫也只是在19世纪才出现）更加暴露，因此，睡衣就成为一种转移情欲控制界限，缩短人们之间距离，同时也保证了人们活动更加自由的发明。这个例子有助于我们懂得；身体解放的表面形式实际上表明身体的外界限制可以由一些比较灵活的方式替代，只要人们能够吸纳自我约束并把这种自我约束转变为个人的规律性。诺贝尔·埃里亚斯通过观察海滩和当时已经相当裸露的女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这种表面放荡只有在自我约束的能力增加时才是可能的。
因此，身体解放和其他当代的裸露行为并非与诺贝尔·埃里亚斯所提出的这种文明进程背道而驰，而是这种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标志其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举止和情欲的控制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禁忌和尽可能远地躲避直接接触身体而实现。诺贝尔·埃里亚斯本人也指出这起因于整个个人生活领域的萎缩，经常克制情欲的满足，病理途径除外（埃里亚斯，1975）。文明进程在这种模式上不可能继续发展。当严管和禁欲在19世纪发展到极至时，一种对身体的新关注应运而生（柯尔班；1987），开启了文明进程的第二阶段。
紧身褡大战
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用形容这个过渡再合适不过。女装的紧身发端于11或12世纪的贵族阶层，胸衣的雏形出现在14世纪（肖特；1984）。“对紧绷和挺直的新感觉”导致“奇怪的护胸甲”的出现（Perrot；1984；第72页）。这种基于外形考虑的女性身体的定型从一开始就十分符合诺贝尔·埃里亚斯分析的文明进程。在5个世纪中，道德家、医生和紧身围腰的制造者，为了美化操守道德的话语，为了改进技术设备而大显身手，各显神通。因此，几代人都在从事让女性身体挺立、更直、更紧，更远离女性身体的柔软形态和动物动感。这个原则如此明显以至于在身体解放革命爆发后很长一个时期内，直到1950年鲸鱼和抹香鲸的须仍被用来制作紧缩女性柔软身体的工具（丰塔奈尔；1992）。
然而，从18世纪起，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开始露头：为什么要像捆绑敌人那样来捆绑我们的身体，为什么不倾听它的声音，为什么不承认它可以与自然和平共处；和谐接触？让·雅克·卢梭奋起反对这种僵化人体的人工方式，但他不为当时社会所理解。因此，他报名参加十字军并非偶然，因为，十字军东征是因反对“身体压榨”而组织起来的。一些侯爵夫人们大胆解开紧身衣，给自己的婴儿哺乳。但是，真正打破所有这些禁锢的是大革命，它传播了一种新思想：衣服要简单舒服（丰塔奈尔；1992）。这种解放也有过激的一面：在法兰西共和历5年的一个休息日，塔莲（Tallien）夫人身披透明纱，赤裸地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招致行人的一片嘘声（博洛涅；1986）。在拿破仑帝国时代，这种自由暂告一个段落，紧身褡又回到女性身体上来。19世纪；正如它所展现的那样，是一个讲究廉耻和崇尚管束的重要时代；是被推向极至的文明进程的第一阶段。但是，在私底下，矛盾更加突出。在个人私生活方面（很少在档案上留下痕迹），19世纪也是一个重要时代：新的情欲和姿态在护胸甲背后跃跃欲试（柯尔班；1987），为以后的身体反叛奠定基础。当第一阶段处于顶峰时，第二阶段已经开始成型。然而，还要等到20世纪初，才能爆发抵抗紧身褡的胜利之战（蒙特雷诺；1992）。但战斗是艰难的，紧身褡显然面对围攻它的身体解放的大潮，不得不允许女性从事体育和跳探戈舞，但它采用能曲能伸的战略，仍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紧贴在女性身体上。
身体解放
尽管有人徒劳地抵制灵活性、舒适性和感觉的直接性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但身体还是挣脱出制约其活动和暴露的桎梏。婴儿不再被捆绑，体育成为一种大众实践。活动的方式不再单一，服装变得轻便，裸露越来越习以为常。女人成为这场运动的尖兵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女人束胸甚于男人，二是由于的普遍运动与作为被统治性别的解放联系在一起。柯莱特（Colette）、可可·夏耐尔（Coco Chanel）、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主张女人是其生活的主宰，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蒙特雷诺；1992）。
不过，解放这个术语是值得斟酌的，比如，人们是否只是因活动比较灵活而真正获得自由？许多作者阐述了为什么身体解放只是一种虚假解放，一种对否定身体的社会的简单补偿（只是在有限空间，如体育机构或海滩）（勒布雷东；1990；吉本蒂夫；1991）；一些新的，难以看见的活动控制程序是如何建立的，它在青春和美的规范基础上如何强化排斥机制（博德里雅尔；1970；利波维斯基；1983；皮卡尔；1983；佩罗；1984；勒布雷东；1990）。“解放”经常只是强化这种掩埋在不明显行为深层的规范，一些在裸露最前沿进行的观察试图证明这些规范，这些最外层的方面向更加隐秘的机制转移的过程。当女人们在海滩上脱衣时，她们所展示的部位（涂指甲油的脚趾，剃光的腋窝，拔了毛的腹股沟）是经过精心修饰的（蒙特雷诺；1992）。当男人和女人全部裸露时，如在自然主义者营地，性兴奋受到严格的自律控制（德康；1987） 。甚至在需要肌体接触和抚摸的有限情况下，动作的控制已成一种规矩，剔除了其性欲的潜在性（佩兰；1985）。制订界限的方式随着身体自由空间的扩展而变得越来越灵活。
自然主义的经验
尽管历史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