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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听，这真不错，不但破了眼前的案子，连三年前的积案也顺带着破了，可不经意间一看主审官：咦，里悝大人的脸色怎么绿了？
里悝是被吓的：三年前的那件案子早就结案了，杀人犯早就被执行死刑了，难道，难道当初判错了案子不成？！
经过一番周密的审讯和详细的复查，里悝终于确认，三年前的案子自己给判错了，冤杀了一名无辜之人。这该怎么办？
这问题实在不好处理啊，如果是我们处在里悝的位置上，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当然了，两千多年过去，社会毕竟进步了太多太多。在现代社会里，即便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也会有完善的国家赔偿措施等等等等来做善后。但是，里悝当时可还是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啊，当时国家干部的思想觉悟可还都普遍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觉悟呢。那么，里悝到底会怎么办呢？
里悝的心里波澜起伏，思想斗争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当时国际社会的局势，最后，还是封建小农意识和买办阶级的腐朽本质占了上风，里悝把牙一咬，把心一横：我杀错了人，我负责！
——怎么负责？高官里悝到菜市场上买了一块最硬的豆腐，一头撞死了。
一代改革家里悝就这么死了。可能有人觉得他实在是小题大做，不就是错杀了一个人么，以你里悝那么大的官，随便不就给遮掩过去了，实在事发了，来个记过处分也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你要是活着，还能为国家做多大的贡献呢！
可里悝到底头脑僵硬，思想觉悟没那么高，认为自己就是搞法律工作的，自然一点儿都不能违法，杀错了人就得偿命。从里悝之死，我们可以再来捉摸一下孟子的那句“他们绝对不会为了一统天下而去做哪怕一件不义的事、杀哪怕一个无辜的人！”
里悝的做法是不是太笨了呢？孟子的这种思想是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呢？恐怕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疑问。我们从历史书上满眼看到的都是权谋狡诈，为了一统天下或别的什么目的，哪怕是再美好的目的，别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就算做一万件、杀一万人，都不算什么。所以，要在历史上为孟子的这句话找到佐证还真是不容易啊。
想来想去，想到了外国，圣雄甘地也许能算一个例子，可是，即便甘地是个完美的例子，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完美佐证，但问题是，如果甘地当时面对的不是英国殖民者——他们到底还有几分绅士风度——而是面对日本鬼子，我真是很难想像他的一次次的绝食，他的不抵抗运动能够取得哪怕一丝一毫的收效。
孟子的这个思想如果放到现代社会，其实基本上就是很多人极力鼓吹的“程序正义”——为了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手段上也必须是符合正义的，绝对不能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这问题要是再多想想，就有个“少数”和“多数”的关系问题：边沁的一种思想曾经影响深远，他推崇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的利益”——现在我们仍有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坚信不疑，但问题是，如果你属于“多数”，那还不坏，可你若是不幸属于“少数”……
我们再回过头来想想“梁惠王篇”中讲到的睢阳保卫战，张巡和许远为了他们心中的正义的目的，在城里杀人吃肉——不知道被吃掉的张巡和小妾、许远的书童，他们会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呢？
佛门孔子和道家佛陀
公孙丑接着问：“老师，刚才您说了这几位圣人的相同之处，那么，他们的不同之处又在哪里呢？”
孟子说：“他们虽然都是圣人，却也有高下之分的。孔子有三个好学生：宰我、子贡和有若，这三人的智慧是足以了解他们的老师的，他们对孔子的评价非常之高。嗯，即便他们有点儿吹牛，但肯定八九不离十。宰我说：‘根据我对老师的了解，咱们老师可比尧、舜还强得多呢！’子贡说：‘从一个国家的礼仪可以了解它的政治，从一个国家的音乐可以了解它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怎么来了解孔子呢？呵呵，即便在百世之后，孔子的光辉形象也不会有一点儿黯淡的，百世以来的君王谁也不会背离孔子的学说。咱们老师孔子真是古往今来的第一牛人啊！’有若说的是：‘难道只有在人类之间才存在高下之分么？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土丘，河海之于水沟，不都是同一类的事物么？这正如圣人也是人，和我们普通人也属于同类，但圣人高出他的同类，而孔子又高出于众位圣人之上，如果想在古往今来找出一位比孔子更伟大的圣人来，那是根本没有可能的！’”
——也许孟子和宰我等等各位说的这些都是他们的肺腑之言，但他们这样的话却为中国历史开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传统：大吹祖师爷。
这类语言我们在今天依然常见，当某人出于不得已的谦虚而不好意思吹嘘自己的时候，往往通过吹捧自己的师父或者祖师爷来达到同样的目的。而当一个学说已经形成流派的时候，祖师爷的意义往往变得异常重要。说来有趣，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经常争辩，每家当中都有人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打击别人。佛家曾经出现过一种说法，说孔子其实是释迦牟尼的一位弟子，叫做儒童菩萨，这位儒童菩萨传法到了中土，中国名字就叫孔丘。所以呢，你们儒家后学别太牛了，你们的祖师爷孔子其实不过是我们佛家祖师爷的一名弟子罢了，你们儒家学说也不过就是我们佛家学说中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而已。
不仅仅是佛门有人编排这样的故事诋毁儒家，道家也玩这一套。道家有人说：你们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是我们道家祖师爷老子的学生，当年孔子到洛阳的时候曾经向老子求教过呢。
儒者们心里有气：我们的祖师爷怎么一会儿是佛陀弟子，一会儿又是太上老君的弟子，这要是基督教传进来，该不会又说孔子就是摩西时代的某位先知吧？
儒者们的气还没消呢，道家和佛家又干上了：佛家推出了一整套佛、道大斗法的故事，把佛胜道败讲得活灵活现，道家更狠，推出一部《老子化胡经》，这经里说，老子当年不是骑着青牛西出函谷关不知所终了么，你们谁知道老子到底是去哪儿了，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有知道的没有？
哈哈，没人知道吧，告诉你们吧，老子西出函谷关，走啊走啊，就走到印度了，摇身一变，就变成释迦牟尼了。
这类的“祖师爷之争”并没有到此结束，后边的内容还有得是，但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好了。这种争论，现在我们作为局外人来看，觉得实在荒谬，但在当时当地，争论者们可都是非常认真的。
《尚书》错了还是《孟子》错了？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孟子说：“打着仁义的幌子，靠着武力的底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霸的，要称霸，一定要有很强的国力。靠的是道德的底子，走的是仁义的路子，这样的人是能够称王的，要称王，倒不需要有多么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商汤王起家的时候，不过才小小七十里方圆的地盘；周文王起家的时候，地盘也不过方圆百里。以力服人的，别人不会心服，表面上服了你，那是因为胳膊没你粗；以德服人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又来一个成语），就像孔门七十弟子对孔子的心悦诚服一样。《诗经》上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服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孟老师这一套“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翻来覆去地说，到现在也不知说了第几遍了。我们听得烦，有些古人听得也烦，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宗师顾亭林就出来挑过刺儿：“孟子的论据恐怕不太扎实呀！周人当年从王季伐诸戎开始，地盘越滚越大，到周文王接班的时候，地盘更像气球一般吹起来了，河套以西全是他们的。相比之下，商纣王的直辖地无非是河南殷墟那么一点点，支持他的势力也无非是那些东方诸侯。周武王的势力比老爸周文王还大，要想灭掉商朝根本就没什么难的。”
顾亭林不愧是一代宗师，这段质疑，可谓釜底抽薪：既然论据站不住脚了，那论点也就犯不着去驳了。
但是，顾亭林到这里还不算完，他接着质疑孟子所谓的“以力服人”和“王不待大”。顾先生说：“难道周文王他老人家当年就没有过以力服人的嫌疑么？”
看看顾亭林的险恶用心，居然胆敢质疑圣人？！周文王可是儒家政治标榜的圣王啊！
顾亭林身当明清易代之际，明帝国的正统顾不上去管他，清政权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顾亭林可不是随便说说，他是带着有力证据的：“《尚书》里有过记载，说是周武王结束了牧野之战，定鼎中原，各个诸侯国里面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赶来京城向他朝拜。周武王对大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其中说到老爸周文王的时候，有‘大邦畏其力’这样的话。嘿嘿，这可是儒家重要经典《尚书》里记载的话呦。”
顾亭林引用的这句话，还有下半句，全句是“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意思是说周文王当权的时候，大诸侯国畏惧他的“力”，小诸侯国感念他的“德”，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并不像孟子在这里指出的把样，“力”和“德”是截然对立的，周文王是完全用“德”而不用“力”，而且，畏惧于周文王的“力”的还都是那些大型诸侯国，这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力”有多么强大了。
顾亭林这一质疑，可让一些儒家学者很不高兴了：不对，顾亭林一定说错了！
来，捋胳膊、挽袖子，拿砖头拍死顾亭林！
可是，大家伙儿真到拍砖的时候，却忽然发现这砖头还真不容易拍。为什么呢？
如果顾亭林是依据法家典籍、道家典籍、乃至考古证据来作的论证，那都没什么好犹豫的，砖头如雨下，拍死他！可是，顾亭林是依据儒家的一部典籍来攻击儒家的另一部典籍，这就让人为难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说顾亭林批《孟子》批错了，那你就必须承认顾亭林用作论据的《尚书》写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好呢？《孟子》是经典，《尚书》也是经典，《孟子》不会错，《尚书》也不会错，可这两者在这一点上又确实存在冲突、存在矛盾？！
怎么办？
需要一种解释，证明《孟子》既没错，《尚书》也没错，这两者间所谓的矛盾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只不过是顾亭林理解错了。
——要能把这样的论证说圆了，实在不容易，如果换了是我，肯定没辙。但聪明人有的是。有人说：“《孟子》这书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就在前文里孟子就说过：‘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这句话就在‘公孙丑篇’的第一节，我们已经遇到过了。）这就是说，周文王刚刚起家的时候确实是百里之地，这可不是说他后来发达了以后土地还只有这么大。所以呢，《孟子》这书是很完备、很严谨的，只有把前后读得能够贯通了，才能够领会得晓畅无碍。”言下之意是批评顾亭林读书不细致。
这是从《孟子》内部找证据，还要从外部再找些证据来。这也不难找：“《史记？平原君传》，毛遂说过：‘我听说，商汤王靠着七十里的地盘称王天下，周文王靠着百里地盘臣服诸侯。’还有，嗯，《荀子》里有，《韩诗外传》里也有，《新语》里也有，等等。”
好了，第一个质疑已经解答了，不管是否有力，总之是很认真地回答了；可第二个质疑才是最难面对的啊。以上这些回答，其意图是要完全反驳顾亭林，可要驳倒第二个质疑，却毫无说服力。
顾亭林的同时代人要应对这个质疑确实不易，可后人却很有资格多说几句了。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要感谢清朝的几代圣明君主大兴文字狱，读书人说话、写字动不动就犯了忌讳，再硬的脖子也硬不过屠刀。这可怎么办呢？干点儿什么都犯忌讳，总不成带着一肚子的墨水下乡种地去吧？
于是，读书人纷纷投入训诂、考据的工作，在当时，大概也只有这种索然无味的研究工作能和现实世界完全无关，可以让研究者自由探索，不用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如果稍稍发扬一下苏格拉底的说法，那么，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社会的牛虻，也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社会的批评家，无论一个社会多么好，或多么坏，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受这些人的批评，用个粗俗的比喻：如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