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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清朝这些考据工作者的身上——出事了。
大学者阎若璩考据出来，《尚书》是假的！是被人处心积虑地伪造的！铁证如山！
——我们现代读者可能很难理解这一考据成果在当时的意义，我们会想：无非是证明了一本古代的书是伪造的、内容不可信罢了，我们以后不再读它了，或者读它的时候心里有这根弦也就是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我们现代社会的图书市场不是还有数不清的所谓“伪书”么，有一阵子各大报纸还连篇累牍地报导过呢，可也没听说有谁读过哪本伪书就心理变态了、仇恨社会了。小事一桩而已嘛。
但是，清朝学者考据出来的这部伪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一本书——不是励志书，不是企管书，也不是用中国人情情爱爱的小说包装成的韩流，而是当时国家主流学说中的一部重量级经典，历来有多少读书人考试要考它，书里讲的内容早已成为国家政治行为的理论依据。而此刻，却有学者却无情地说：“真正的《尚书》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学习的这部《尚书》有一大部分都是后人伪造的。”
关于《尚书》，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种种版本、种种传说，清代此时被官方认可的这个版本早已作为官方版本流行了一千年。也就是说，至少这一千年来，多少读书人把这一儒家经典奉为圭臬，认为这里边都是古代圣人们的至理名言，这时才知道，大家全都上了大当。——看看，本来最远离现实社会的考据学问也被搞得动摇着世道人心。
那么，这个《尚书》全都不可信么？也不是，这里面真伪杂糅，时真时假，所以后来又费了很多人的考据功夫。
有了这些考据专家们的成果，我们就可以不怀好意地看看历史上一些上当受骗的家伙。
最著名的受骗上当的例子是从这一句话来的：“人心正直，道心精微，要精研、专一，满怀诚意保持中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尚书》里记载的舜对禹说的话，到宋朝的时候，儒家人物认为这句话简直适合被每个人当作座右铭，这可是一位圣人对另一位圣人所说的至理名言啊，实在太精辟了，太伟大了。于是，一代代人奉之为至宝，就差数着念珠每天念一万遍了。结果呢，突然被人考证出来，这话根本就不是舜对禹说的，而是三国时代一个叫王肃的魏国人自己编的。
王肃肯定在黑暗的夜空的偷着乐呢：“嘿嘿，你们背的那些圣人语录，嘿嘿，那可是我王圣人的话啊！哈哈哈哈！等哪天你们要是明白了过来，非得气炸了肺！”
好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看顾亭林的那个质疑。顾亭林引用的《尚书》里的句子是出自哪一篇呢？出自“武成篇”，这一篇可是很著名的一篇，后人的考证很多，一般认为属于伪作，至少也是不足以被当作论据来使用的。
《武成》篇真是伪造的吗？我们读《孟子》读到后文“尽心篇”的时候，还会对这个问题产生疑问，孟子在那里说出过非常著名的一段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我们很熟悉的一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们通常的理解，都是把这个“书”字当作泛指的“书”，不管读什么书，都不可轻信，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切不可听风就是雨。可孟子这里所说的“书”，却是特指《尚书》（当时也没什么别的书）。孟子又在这句话之后特别提到了“武成篇”作为解释“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一观点的例子，那么，对我们来说，这不正是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吗？
不错，这确实证明了“武成篇”的真实存在，却不能证明后人们读到的“武成篇”就是孟子当初读过的“武成篇”。有些专家认为，《逸周书》中的“世俘篇”才是真正的“武成篇”，但这些考据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操心，那是专家们的工作，我们只需要知道，顾亭林所用的论据不一定就是站得住脚的。所以呢，周文王未必就不是“以德服人”的呀。
那么，如果再追问一下，顾亭林的质疑已经被证明为不够有力，那么，这就足以说明周文王的形象确如孟子所描绘的吗？
——当然不是。
那个时代的历史远非信史，况且，从常理猜想，顾亭林的说法倒更容易让人接受呢。
就此再多说几句。无论是半信史时代，还是信史时代，一段段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我总觉得这不大好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请和你关系最近的三个朋友各自为你写一篇传记，等写完之后你拿来一看，会认为这传记的真实性有多高呢？如果你自己来写自传，你的朋友们拿过来一看，会认为你是在作如实的、客观的记录吗？想想这些，再想想那些古代的史官吧。
从某种程度来讲，历史无外乎人情，我们会从中看到很多相似，很多规律，虽然有变数，却大体总有轮廓可循。所以，有些事情即便史书不会明确记载，却也可以稍稍推想。比如，有史书记载官方文件，说是某段时间国泰民安，粮食堆成山，可你会发现在第二年的记载里就出现了透露出相反意思的细微线索；还有一些事件具有暗示意义，比如，如果你读到大张旗鼓表彰清官的记载，那通常暗示着整个国家的吏治腐败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如果你读到一些引人注目的对外政策，那或许正暗示着国内正蠢动着不好解决的矛盾，至于一些过于违背人之常情的传奇事件——怎么说呢，比如著名的“田横五百壮士”，当田横的死讯传到后来被纪念性地称作“田横岛”的那座小岛上的时候，田横的五百名部下集体自杀，除了邪教运动，历史上再难找出同类的例子了（倒有一个被揭穿的所谓“太原五百义士”），我以我的小人之心度这五百人的君子之腹，总觉得这事不合情理。
匈奴版秦桧
孟子这段“力”与“德”之辨、“王”与“霸”之辨确实在历史上不容易找到有力的例证。如果说历史也不外乎人情，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更多的例子却是“力”与“利”始终在主宰着一切。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孟子所推崇的“王道”在后来的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仅仅是作为一个美好的政治理想存在于历史证据并不充分的上古时代。
但我们也绝不能因此就说“以德服人”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它们并不算少，不过通常仅仅是浮现在事件的表层，就像是波澜之上的华丽的泡沫。再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德”与“利”的界限往往并不是那么鲜明的。
有一段广为大众熟知的历史很有意思地说明着这个问题，嗯，让我们看看汉朝和匈奴的关系。
先说一个小问题，“匈奴”是什么意思？
没人知道匈奴人在母语里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称呼，“匈奴”这个词其实是汉人对他们的称呼，或许带有音译的性质，但这两个字无论如何也是含有蔑视色彩的，把意思翻译过来就是“穷凶极恶的奴才”。所以，汉朝将领如果像现在一些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称呼这个草原上的对手为“大匈奴”，应该说是不合人情的，因为这称呼相当于“伟大的穷凶极恶的奴才”——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人称呼日军为“小日本”、“日本鬼子”，你能想像《地雷战》里乡亲们报信的时候不是说“鬼子进村了”而是说“大日本皇军进村了”会是什么感觉？
汉朝和匈奴最初的接触是失败和屈辱的。汉高帝刘邦戎马半生，平定了天下，结果率三十万大军和匈奴作战却吃了大亏，连自己这个皇帝都险些落在匈奴人手里。《汉书》记载，刘邦在平城陷入了匈奴的包围，一连七天，眼看着没有突围的希望了，高级智囊陈平想出了一条妙计，对刘邦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刘邦一听，嗯，主意不错，就听你的！于是妙计成功，突围而去。
到底陈平出的是什么主意呢？《汉书》没有记载。《汉书》这一段的原文是：“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后人当中，有些人读《汉书》读的是不带注释的版本，觉得陈平这人很神秘，更想不通在当时如此的绝境之下到底要怎样的秘计才能脱身而去，于是就很容易把陈平给神秘化了。注《汉书》的应劭在这里倒有个解释，说陈平找来画工，让他们画画——很神秘吧，马上就性命不保了，怎么还找人画画呢？
画工画的是美女。陈平派人把美女图给冒顿单于的老婆送去，说：“瞧见我们汉朝的美女没有，你们要是再不解围，我们就送二奶给你老公！”
这一手可把单于的老婆吓怕了，赶紧找单于吹吹枕边风，再加上另外一些因素，刘邦这才拣回了性命。后来有学者解释为什么《汉书》不记载这条妙计的具体内容，原因是：太下三滥了，没法说。也是，这主意更像是韦小宝出的，管用得很，就是上不了台面。唐代大史家刘知几议论《汉书》，就拿过这个例子说事，说是如此重要的一条计策，却不把内容写清楚了，实在不应该。刘知几这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那么，对于汉朝来说，匈奴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以德服人吧，没那么高的德行；以力服人吧，没人家力气大；怎么办？有办法——以色服人。和亲政策就此开始。
刘邦死后，又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外交事件。冒顿单于给刘邦的老婆吕后送来一封信，信上说：“我是北方一个寂寞的君王，你是南方一个新寡的王后，我们这两个不快乐的人不如互通有无吧——我们结婚吧！”
电视剧《汉武大帝》里，年轻的汉武帝回顾历史，读到了这封信，直气得浑身发抖。的确，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是匈奴对汉朝莫大的侮辱，当事人吕后据说也被气得不轻。但人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拿自己时代里的习惯观念去套古人。单于是否真的存心侮辱呢？恐怕还真不一定。匈奴的习俗和汉人不同，汉人最难想像的是：匈奴人一死，死者的儿子要把自己亲娘之外的娘娶作自己的老婆——如果不这样做，那才是不道德的。那么，匈奴既然认为自己和汉朝是两个对等的政权，所以，匈奴的单于娶汉政权皇帝的遗孀这也是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单于这封信虽然带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但要就此来说他是存心侮辱、挑衅，倒也未必。
吕后看了冒顿单于的来信，虽然气得不轻，但很快便在大臣们的劝说下恢复了冷静——朝中虽然也有激烈的主战派，但主和派的思路最终说服了吕后。吕后给冒顿单于回信说：“我都是个丑老太太了，你就别瞎忽悠我了，还有，我们汉朝对你们可挺够意思的，你们还是别找事儿了！”
如果我们就历史来看历史，冒顿单于无疑是当时匈奴人的民族英雄，正是他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振了匈奴国威。他也不是个全不讲理的人，后来又给吕后来了封信，给自己解释说：上封信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汉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出言冒犯了，有点儿不好意思。
从这一个历史插曲来看，当时的汉人思想当中，对“战”与“和”的考虑主要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儒家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还仅仅限于一些仪式化的东西，主战派既没显得自己有多英雄、有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主和派也大可以理直气壮，主战派不骂主和派是“汉奸”，主和派也不骂主战派是“愤青”，而作为当时最高执政者的吕后也在听过两派辩论之后，作了一番理性权衡，毅然决定把此事低调处理——如果把事件往后推上几百年、一千年，这简直令人不可想像，尤其是，当我们想想崇祯皇帝在“战”与“和”的决策问题上的为难处境的时候。
当时的社会精英中间还存在着一条同样说明问题的流行语：“不北走胡则南走越耳”，也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一共有三家大公司：北边是“胡”（匈奴）、中间是汉，南边是越（南边有好几个越国），你要不愿意在汉公司混了，大可以跳槽换家单位。
一直等到一种为我们所熟悉的极端化的儒家思想占了垄断地位之后，“战”与“和”的关系才变得越来越不受国家利益的左右，跳槽也被普遍视为离经叛道之事。
到汉武帝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