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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政治报告作了极为认真的修改。在保存下来的80多份政治报告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的就有21份。其中，毛泽东最重要的修改，主要有这样几处。
其一，关于党的中心任务。在政治报告里，这样写道：“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这段表述，经过了毛泽东的认真推敲和斟酌。
其二，关于防止个人突出。在政治报告的初稿上，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应该永远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大城市以前，就号召共产党员不做寿，不送礼，在中央和各级负责同志外出工作或作其他活动的时候不许组织欢迎欢送，不许献旗献花，不经中央同意不许以人名为地方、机关、企业等命名。”毛泽东看了这段话，感到没有点出问题的实质原因，在一旁批道：“要讲一讲理由：即为了不要个人突出。”
正是本着这个精神，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党的领导”一节中，加强了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的论述。而且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防止对于个人的神化，作为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
其三，关于解放台湾的方针。在政治报告“国家的政治生活”一节里，郑重宣布：“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这个重要决策，是1955年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作出的。
在修改这部分内容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十分重要的话：“解放台湾的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则，昭示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其四，关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争取持久和平。政治报告中，有“国际关系”一节，提出了“争取国际上的一切有利条件，团结国际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的总方针。毛泽东对这一节反复作了修改。
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曾经加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支持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我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今后还应当做更多的工作，争取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使它们更加发展，以有利于世界的持久和平，也就有利于我国的建设。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要做到的。”
这段重要的思想，在修改定稿后的政治报告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
毛泽东对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虽然没有像政治报告那样投入巨大精力，反复修改，但也同样认真审阅过。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上述三个报告的准备和修改过程，十分满意。9月13日，他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这三个报告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了这三个报告。
【“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
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在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感到不解。西方的一些人，借此大做文章，希望以此来证明所谓“毛与刘、邓矛盾源于八大”的猜测。
事实并非如此。
在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里，对党的指导思想是这样表述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在中共八大修改后的党章里，对上述提法改动如下：“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者经验主义的偏向。”
这两种表述，贯穿的精神实质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再直接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而首先提出不再使用这个提法的，正是毛泽东本人。
中共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面临着能否顶住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教条主义的巨大压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旗帜鲜明地打出自己的思想旗帜——毛泽东思想。这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改观。面对治理国家和经济建设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中国共产党有必要虚心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和借鉴先进经验。同时，在对外交往中，也必须防止盲目骄傲、把一国经验当作普遍原理的倾向。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尤为清醒和谨慎。
早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从这一年起，毛泽东在审阅一些重要文件，包括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总是把“毛泽东思想”一词删去或改写。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时，提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队列条令时，又指出：“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中共中央宣传部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1954年12月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
通知说：“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
毛泽东在审阅这个通知时，在末尾加写了一段话：“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经过几年的宣传和贯彻，上述精神在中共八大前夕，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建国以后第一次团结的盛会，第一次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会，载入了史册。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里提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
在会议前夕，他还提出：要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那时，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他不无遗憾地表示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毛泽东的这些愿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在他在世之时成为现实。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真正贯彻下去。但是，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共八大所起到的筚路蓝缕之功，却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褪去应有的光辉。
二、周恩来与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刘武生
1955年底出现的冒进，1956年开始的反冒进，1958年进行的反反冒进，是围绕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计和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发生在中共中央高层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两种指导方针的分歧。
【“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持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情况下，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势如破竹。
由于三大改造的进度大大加快，加上1955年国民经济的情况也很好，全国呈现一片蓬勃向上、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使人们头脑开始发热，误以为经济建设的速度可以大大加快，甚至“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的毛泽东指示，就反映了毛泽东急于求成的心态。刘少奇说：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速度，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确定的主题。当时，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这个主张。他在座谈会上表示：
“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
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使农业发展有个长远的奋斗目标，1956年1月，毛泽东在《农业十七条》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纲要》规定，粮食和棉花的产量在1967年分别由1955年的预算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1亿担，每年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这实际上是不可能达到的。到1996年，时隔近40年，我国粮食、棉花的产量才分别达到9800亿斤、8400万担。
《农业四十条》各项高指标的公布，迫使工业、交通、商业、文教等部门纷纷大幅度修改原订的各项计划指标。周恩来和陈云经过周密的了解和核算，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统一分配的8类物资250多种产品中的大部分将是紧张的和短缺的，其中钢铁严重短缺。自此，周恩来和陈云等敏锐地觉察到“盲目冒进”的苗头已经开始露出，并着手设法防止。
【“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
周恩来主持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注意防止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也注意防止和反对急躁冒进情绪，而且坚持从实际出发，确实存在哪种倾向就反对哪种倾向。早在1953年，他就多次提出“我们既反对保守思想，也反对急躁情绪”。
在这次制订国民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远景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发现有盲目冒进的苗头后，首先想方设法防止冒进。1956年1月20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结论时，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时，毛泽东曾经提出“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有人提出，1956年1月30日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