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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南北则达2。2公里，内分前殿、宣室殿、温室殿、清凉殿、麒麟殿、
金华殿、承明殿、高门殿、白虎殿、玉堂殿、宣德殿、椒房殿、昭明殿、柏
梁台、天禄阁、石渠阁等等，殿堂台阁之多更为西方宫室所莫及。不过，汉
长安城因先建未央、长乐两宫后筑城池，整体布局缺乏以中轴线统辖各方的
统一规划，这一点在曹魏都城邺城的建造中大有改进。邺城平面呈矩形，由
一条东西干道分为南北两部。北部除东北一角为贵族区外，皆属皇宫苑囿，
特别是主殿居南北中轴线上，城南之衙署居住区亦特辟中央一条南北干道循
中轴线直抵宫门。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轮廓方正、分区明确并有中
轴线统辖全局的都城规划，对日后影响很大。汉魏以来，由于佛教的流行，
佛塔、佛寺、石窟的建造也为这时期的中国建筑添加许多新内容。东汉都城
洛阳建立了最早的中国佛寺——白马寺，到北魏定都于此之后，佛寺多如牛
毛，城内竟达1300座，最大的永宁寺占地达9万平方米，寺内木塔按《洛阳
伽篮记》所述高达90丈，《水经注》则记为49丈，无论两说执是，塔高均
在120米以上，足可称为历史上最高的木构建筑。
汉代雕刻艺术继秦兵马俑显示的博大与辉煌，已发展为独立的造型艺
术，和商周青铜雕饰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在上林苑昆明池立牵牛、织女二
像，分别高2。58米和2。28米，可谓雕刻巨像之始，也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
的大型石刻。继之便有霍去病墓的石刻杰作，著名的《马踏匈奴》（高1。68
米，长1。9米）以轩昂雄健的战马脚踏匈奴之像显示了汉朝国力的强盛和气
势的开阔，马的造型简朴粗壮，尤具庄重浑厚的汉朝艺术风格。与此同时，
汉代将领王侯墓葬陶俑中特别突出了骑兵俑一类，是秦兵马俑创作之后的新
发展。例如近年在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所得骑兵俑达583件，虽尺寸较小（两
尺左右），却姿态灵活，战马尤具精神。这些雕刻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
将士兵卒千军万马远赴边疆绝域的英雄气概，是以石雕陶塑纪录了汉代中国
人从力拒匈奴到开拓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历史功绩。到北魏之时，石窟造
像又为中国雕刻艺术增添异彩。在460—465年间山西大同云冈由僧人昙耀指
导开凿的“昙耀五窟”，是中国大型石窟造像之始。《魏书》称其“雕饰奇
①
伟，冠于一世”，确为好评。它有直指巴米扬巨佛造像的气概，在中国土地
上开凿出可和天竺佛国媲美的雄伟浩大的佛像。五窟内主尊巨佛皆高达13—
17米，或坐或立，深目高鼻配以印度袈裟，不失犍陀罗的风范，但雍容大方、
浑厚凝重又有中国石雕的气派，可以想像以它为表率，中国石窟雕刻日后发
展必会更为辉煌壮丽。
汉代绘画由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的出土，已为我们展示了远较以
前想像的更为光辉精彩的景象，何况按常理而言，中央首都皇宫内苑中的最
高水平之作当较之更为出色。与此同时，现已出土的众多汉墓壁画、漆画和
画像石、画像砖的线刻画，也同样反映出汉代绘画丰富多彩的盛况。它们的
内容无所不包，从人物形象到历史故事，从宴饮劳作到兵马战斗，从天地神
灵到奇禽异兽，无不纳入画幅，而风格的多姿多采，手法的自由大胆也是前
所未见的。因此，汉代绘画一如其雕刻那样显示了中华民族蓬勃旺盛的生命
力，展现出汉朝开朗自信的神洲大国风貌。此后，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
① 《魏书·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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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使中国绘画添新篇章，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喇到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
画，皆与其新题材、新形象和鲜艳的彩色、飞扬的人体为中国绘画开启另一
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汉代绘画与西域壁画的结合，便孕育了隋唐敦煌壁画的
硕果。
但是，魏晋和南北朝初期中国绘画的最大突破还在于士大夫阶层的专业
画家的出现上，他们开启了日后成为中国绘画主轴的文人画的传统，讲究笔
精墨妙，追求润气传神，从三国的曹不兴开其端，东晋的顾恺之 （约348—
409）和南朝宋、齐间的陆探微（约5世纪中叶）为台柱，合称“顾陆”，举
起了中国水墨画独立高扬于世界艺坛的大旗。尽管他们的作品已无真迹传
世，却可从后世摹本和记述中知道他们如何开启了一个绘画艺术的新时代。
顾恺之用笔如春蚕吐丝，紧动连绵，又如春云流水，格调高逸，他强调传神
写照，正在阿堵之中，深得中国绘画传神点睛之三昧；陆探微则穷理尽性，
以秀骨清像自成一格。这两位站在古代世界边缘的画家，在世界艺坛上已为
中世纪的隋唐宋元绘画播下了生命力最为旺盛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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