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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1）顾准在九十年代被挖掘出来，很多人强调的是他寻求真理的勇气，在文革那样严酷的环境中，他可以不考虑个人的任何得失，仍然进行问题的思考和学术的探索，而这一切，实际又与他的生存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一种追求与志向，人们较多地称道的是顾准的这种精神。而对于他的研究，人们似乎强调的不是太多，或者干脆认为受历史局限，顾准的研究在现在看来价值不是太大，但我近来翻阅《顾准文集》，发现远非如此，顾准的很多观点非常有前瞻性，如今看来也决不过时，很有先见之明，比如他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
现在的很多学者那儿，只要一提到什么民间、市民社会之类，就大为叫好，而这种观点的产生，无非是基于所谓官方/民间这样的二元论，所以，只要是民间的，或者代表民间的，他们就大为叫好，而民间所具有的两面性，却被他们疏忽了，比如民间既是藏龙卧虎的，又是藏污纳垢的，既是生气勃勃的，又是阴暗混沌的，当然也许是因为受传统意识形态束缚太久了，矫枉难免过正，另外，他们更深一层的寄托，实际是寄希望于市民社会的形成，自动地开出一个自由民主的所谓现代社会来。但在更严酷的环境中挣扎的顾准，反而对这个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顾准认为：即使有了市民社会，也不一定产生出资本主义来，顾准说：“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顾准分析了历史上一些市民社会如何未能达致现代制度，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商业繁荣，盛极一时，后来反而返回了小农经济；汉堡、不来梅，这些最早的商业市民社会，也未能自发扩张出现代制度。顾准揭示了“市民社会”可能具有的两面性，一是若法权体系、上层建筑同步改革，“市民社会”确有可能向现代意义的“公民社会”转化；二是没有法权体系、上层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会”则有可能演变为畸形的“民间社会”，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的准黑社会。在这里，近年来为众多学者苦苦思考的“私性社会”在中国为何总是不能转化为“公共空间”的问题，顾准已开始触及到了。
顾准可谓先见之明，一针见血，而且顾准的思考对我们也颇有启迪意义，在当代社会，民间及所谓市民社会有更复杂的表现形式，如有人简单地将所谓商与官对立，似乎前者就代表了民间，而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商与官是结合在一块的，经济学界已不断揭露了这个问题，如何清涟就指出过在中国特定的国情中，权力与资本是互换的，权力的资本化及权力寻租的现象，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人认为只要权力退出市场，似乎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在中国现实历史中，市场本身是权力扶持起来的——在此之前，并无市场，那么权力又如何可能真正地彻底地退出市场呢？或者说权力将市场扶持到一定程度后，反倒会心甘情愿退出市场吗？再者，即使权力完全退出了市场，又真的可以完全放任市场吗？这也同样是危险的，市场本身是颇难控制的一头猛兽，训养得好，可以为人所用，反之则会伤人，如顾准所说的，黑社会不就是民间产物吗？黑社会的冷酷无情不是更可怕吗？看看如今失控的某些偏远地区的情况就一目了然，在那儿，旧有威权退出后，完全是恶势力、邪教控制，比以前更无秩序、更可怕，或者更专制。
可以说，这些问题都决不可过于简单化，简单化是研究、处理问题的大忌，最易招致更大的混乱。（2）实际上，关于“市民社会”，加拿大学者查尔斯·泰勒也从另一角度探讨了其复杂性。
查尔斯·泰勒首先考查了“经济”一词的变化，指出：在历史变迁中，直到相当近期，人们才形成一种观念：将社会视为一个“经济体系”，即由许多互相关连的生产、交易和消费行为构成的总和，它有自身的内在动态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这幅图象形成于十八世纪重农学派的著作中，更准确地说，是由亚当·斯密完成的，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济”这个字眼的意义的变化，就知道其间经历了一场多么巨大的知识革命。Economics（经济），就其词源来说，是家庭（household）管理术之义，尤指理财。nomos就是由管理者，即oikos（家居）所下令实行者。人开始将整个王国视如家庭，认为全国的生产和消费都需要用家庭理财的方式进行“管理”时，这就已经意味着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它使我们跃进到“政治经济学”中。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将全国的经济活动，视为在某个意义上自我组织、服从自身均衡和变化的体系。nomos一词开始具备astronomy（天文学）中的nomos的含义，指一个依照因果规律而运行的体系。economy的现代意义诞生了，即指一个拥有内在组织的体系。
由此，查尔斯·泰勒认为：经济早年被掌握在皇权手中，后来，经济逐渐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自主的领域，经济就不再仅仅由皇权掌握了，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促成了资产阶级的壮大，促成了西方社会“公共空间”的出现，并最终动摇了皇权的极权威力，导致了封建极权的崩溃。但是，当经济成为一个自主的体系后，当经济作为社会主体与政治分离后，它往往容易满足于自身的自足发展，即如哈耶克所言，经济也有其外在的自我调节的规律，非人所能全知，而泰勒则视之为一种“异化”，会令人热衷于追求托克维尔所说的“细微而琐碎的快乐”，从而逃避集体，逃避最需集体精神的政治生活，退缩到个人满足这一较狭隘和容易获得的范围，满足私人生活，成为“原子式个人主义”，而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在毫无干涉的情况下自我膨胀，自我坐大，最终，孤立的个体公民面对庞然的官僚机构感到毫无力量。
确实，经济上的满足往往会使人沉溺于个人琐碎的生活幸福之中，而不再关注政治，也就更谈不上参与，使得政治最终再次为一小撮自命的“代言人”掌握，并逐渐自行坐大，甚至异化，成为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完全独立于民众之外，而民众对此也无能为力。这也是不少人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直接民主的原因之一。同时，也可看出某些人将中国的民主化完全寄希望于中产阶级的崛起，实际上也是靠不住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已逐步成熟，但“公共空间”的形成相当艰难，中产阶级的兴起，很有可能不仅不能起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成为阻力，因为他们完全可能自顾自，为个人的利益对其他不闻不问。所以真心希望促进民主者不可过于依赖他人，放弃自己的责任。（3）此外，文化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糊涂的认识，比如某些人，一说到“民间”这个词，就眉飞色舞，就认为“民间”一切皆好。实际上，“民间”这个词非常可疑，它并非一个自明的词，完全需要仔细分析，比如，在中国的语境中，“民间”究竟是指中产阶层呢还是指底层百姓，如果是泛指，这个词就意义不大，因为泛指的“民间”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就像江就是江，河就是河，它是自然而然地存在那儿的，既不能说很好也不见得有什么坏，它以前存在现在也存在，它其中既有英雄也有坏蛋，它有时清醒有时又是极权主义的帮凶，所以既用不着美化也用不着贬低。倒是需要对它有所警惕，警惕对它的盲目崇拜最终导致“人民专政”。
还有所谓的“民间写作”，如果理解为民间的写作，则意义不大，因为民间的写作从来就存在，从古到今，一直在发生着，并无特别之处。我也并非排斥民间，而是认为应该看在怎样的情况下使用它，比如“民间写作”，如果是指一种站在权力之外的另一种立场，我是赞同的。但其实在这里，写作者与民间也是有距离的，只是说写作者采取了一种倾向民间的立场，或者说关怀民间、弱者的立场，这可算作一种民间的立场，但写作者显然并不就是民间，他恰恰可能是知识分子，只是采取一种代言人的姿态。“民间写作”只有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有些人喜欢动辙自称什么“民间写作”，我是不以为然的，我以为，写作就是写作，为任何别的什么写作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尤其是其过于强调“民间”，动机反倒暖昧，有点把“民间”当幌子党同伐异的架式，他本质上是不是“民间”大可怀疑。我认为，写作是完全个人化的东西，应当与一切保持距离。何况，他们的这种什么“民间写作”还非常简单，按鲁迅先生的说法，它不再“近官”，却是“近商”，这就更值得怀疑了，确实，躲在政治的石榴裙下并不光彩，但投靠商人，依赖商人，从商人那儿讨一点剩饭就光彩了吗？我听说好几位自命“民间写作”的人不是商人养着就是吃小女人的软饭，而他们编了些选集什么的，都是附庸风雅者掏钱，掏钱就可入选，给钱就是大爷，这样的“民间写作”我看不出又有什么太大的光彩，当然我也不是—味地把出选集看成什么了不起的事，你愿意拉位有钱的大爷出也可以，但不要扯什么“民间写作”这样的大帽子。更为可笑的是，有人居然将近几年学术文化界乃至文坛、诗坛的发展简单地概括为民间/官方或平民/精英的对立，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有意贬低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商，以为只能辨认不是好就是坏，不是黑就是白，这既不符合实际也极为可笑，难怪韩少功要将这种简单化的二元思维视为中国国民性的一大病症，在《爸爸爸》中塑造—个不是叫“爸爸爸”就是叫“XXX”的永远长不大的丙崽。
而且有趣的是，那些自命的“民间写作”者——比如说某些所谓的“新生代作家”，还喜欢把什么好听的称呼都套在自己头上，比如，他们又称自己是“个人化写作”，并论证所有的“个人化写作”都应当站在“民间立场”，不说这本身是矛盾的，而且，这类人理解的民间往往大成问题，因为，他们理解的“民间”实际含义却是中产阶级，他们本身也只是代表城市中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一种热衷于追逐时尚与商业潮流的文化工业的产物，而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中产阶级并不就是真正的“民间”。在中国，占绝大部分的是底层百姓，中产阶级与底层百姓是有区别的，中产阶级应当属于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或者依附于权力阶层，或者干脆是大资本和跨国资本的附庸，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独立性。他们如果有立场，很难说是彻底的民间立场或平民立场，有时，他们反而是反民间的，带有一点准贵族色彩。有些人自命为“民间写作”，往往是有别的企图或动机，比如假借“民间”的名义攻击他人，其中最为可笑的是一些写些不痛不痒的百无聊赖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所谓“新状态”作家，居然以“民间”的名义攻击那些真正立足于关注于底层百姓生活的作家，以“民间”的名义反对真正的“民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样的“民间写作”，只能说是一种思想的混乱，或者说出于一种策略。他们除了喜欢搞团伙，像打群架一样经常一拥而上这一点有点像“民间”除外，其他的更多是自恋情结，自淫自渎手法，因此被人称为“成群结队的个人化写作”。
实际上，即使是所谓“为人民写作”这样冠冕堂皇的说法，也是值得分析的，“人民”同样可以造成专制、造成压抑，“人民”常常是盲目的、情绪化的，可以为某些别有用心者暗中操纵的、煽动的，并对某些弱小群体造成“多数暴政”，最终侵犯个人自由与权利。所以有人说，真正的民主有时反而不是看大多数人的权益是否得到保护，而是看少数人的权益是否得到保护，即弱势群体的权益是否得到保护，若弱势群体的权益可任意践踏，则大多数人的权益也最终得不到保护。因此，以什么“人民”的名义，也是要警惕的，比如社会上的某些所谓“舆论”、“民意”也是要仔细清理的，古人就有“清谈误国”之说，而如今许多所谓“民意”，本身就是做出来、制造出来的，并不值得太迷信，神化，遇罗克、张志新这样的人不就是被当时的大多数人认为罪有应得吗？
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要有个人的见解、思考，尤其是知识分子，更不要为外在的东西所迷信，要永远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要永远和一切保持距离，使自己本身成为社会的独立的一角，多元中的一元，才不致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