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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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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正这几年以来,逐渐地感到岌岌不安的情况。内阁中的同僚都去了,这是为的什么?六年三月间,礼部尚书潘晟又去了,又是为的什么?潘晟去位以后,曾经来一封信,居正答复道: 
    
    辱别谕,一一领悉。白首相知,犹按剑也,况他人乎?然义命之学,窃尝闻之矣。自检平生,不敢有一事负国家,不敢有一念负于天下贤士大夫,至于去就,有命存焉,惟静以俟之而已。猥辱至爱,中心藏之。(书牍四《答宗伯潘水帘》居正有《义命说》,见文集六。) 
    
    那时他认为高拱底目标,只是自己,斗争没有把握,刘奋庸、曹大埜又去了,所以只得静以俟命。他底心绪正从烦闷转为恬淡。万想不到穆宗逝世以后,政治方面又跃起新兴的势力,演成内阁和司礼监的决斗。“什么内阁?”居正想到,“只是高拱一人!”他明白冯保和自己没有什么渊源,高拱底策略,冯保不是没有耳目,自己也犯不着去告密。(《明史·高拱传》称拱使人报居正,居正阳诺之而私以语保。《冯保传》称保与居正定谋逐拱。)他采取的方式,只是坐观成败。高拱胜了,居正自然还有他底“义命之学”;冯保胜了,居正明白收拾政局,便非自己不可,而且对于冯保,居正也自信还有对付的本领。穆宗逝世只有二十天,神宗即位只有五、六天,空气已经紧张的了不得,暴风雨就要发作了,等着罢。在这个情况之下,居正只说是受了暑,在内阁请假几天。 
    
    六月十六日庚午,天还未明,神宗召集大臣到会极门。高拱去了,满心以为这一次就是驱逐冯保的机会。居正还在假中,没有去。(《明史纪事本末》言“促居正至。”《明史·高拱传》言‘拱伏地不能起,居正掖之出”,似居正是日曾至会极门。以周圣楷《张居正传》考之,则言居正卜视陵寝,“比归而拱已去位矣,”又似居正是日尚在大峪岭未回。周《传》作于崇祯间,应可信。再考居正奏疏二《谢召见疏》则言“祗役山陵回还,中暑致病,具奏请假调理。本月十九日辰刻,忽闻中使传奉圣旨,宣召臣入”,是十六日居正实已还京,尚在假中。)高拱向上一看,少年的皇帝旁边,正立着自己底敌人冯保。这一刹那的注视,高拱知道已经失败了。冯保传皇后、皇贵妃和皇帝底谕旨道: 
    
    告尔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日,“东宫年少,赖尔辅导。”大学士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便令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自今宜洗涤忠报,有蹈往辙,典刑处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原文) 
    
    高拱果然失败了。高拱底后盾是外庭,冯保底后盾是深宫;高拱只能主使言官,直攻冯保底罪恶,冯保便能撺掇后妃,怀疑高拱底忠诚。高拱这一次失败,深深地给居正一个教训,以后居正当国,在主持国政以外,对于奉承后宫和联络内监两件事,都化费不少的工夫。 
    
    明朝大臣解职回里的时候,有给驿的故事;所谓“给驿”,便是在驿站里支使车马人夫,由国家供给。这本来是特许,但是后来慢慢成为常例了。偏偏这次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驿站的马车谈不到了,他只得自己雇车,有的说是乘牛车出北京,(《明史纪事本末》)有的说是骡车,(《明史·高拱传》)押行的兵役还在后面一路追逐,成为当时的新闻。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见以后,再为高拱请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间无谓的困顿。七月间居正有信给王崇古说: 
    
    主少国疑,艰难之会,正宜内积悃诚,调和宫壸,外事延接,收揽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倾。而元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谗佞,弃绝石交,语之忠告,不惟不纳,反致疑怒,竟至于此,岂非天哉!当其时,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仆犹冒死为之营诉,为之请驿,仅得解脱,然国体士气,所损多矣。嗟乎,自古谗人乱国,可胜痛哉!幸新皇聪颖异常,虽幼冲已具大有为之度,区区愚忠,幸蒙俯鉴。方今宫府一体,上下一心,内外事情,幸已大定,但边事虏情,日夕在念,腹心虽安,四肢安可忽哉?万望留神,以慰宵旰。辱教云云,诚高见渊识,石画鸿谟,非公爱我之深,易得闻此?三复三叹,敬佩良箴。(书牍四《答王鉴川》) 
    
    所谓“冒死为之营诉”,必有所指。据王世贞《首辅传》,冯保在皇后面前,曾经提起高拱谋废太子,迎立周王的谣言;又说冯保还买通其他的内监,造成同样的空气,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这一件故事,《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载,但是证以六月十六日传谕“通不许皇帝主管”,和居正“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两句,后面的情形,决不简单。万历六年高拱死后,妻张氏请求恤典,神宗将奏疏发下内阁,派文书官田义口传圣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还来乞恩典,不准他。钦此!”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开复原职,给与祭葬,但是还说:“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宥。”这时神宗已经十六岁,他对于高拱底痛恨,真是深切。假使不是冯保造出废立的谣言,不会给神宗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居正对于六月十六日的政变,事前定有所闻。高拱底作风,他是知道的。冯保虽然只是一个生疏的内监,但是内监们那一贯的阴贼险狠的手段,居正也不会不知道。他看定暴风雨要来了,所以他只是托病请假。等到风暴过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久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原故,居正成为惟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这一次政变底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对于双方底策划,他不是不知道;对于冯保的诬蔑,他不会不明白;高拱固然没有拥立周王的阴谋,而且从宗支亲疏的关系方面讲,周王也没有入承大统的可能。从政体的立场讲,司礼监一部分的职权,应当交给内阁,“宫府一体”,原是居正底口号。从友谊的立场讲,居正更应当援助高拱,他们不是十几年的同僚吗?然而他们底友谊已经生疏了!这不能不责备高拱,但是也何尝能放过居正?他只是坐观成败,希望高拱底失败,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他给王崇古说:“冒死为之营诉”,是一句遁辞,为什么要请假规避呢?不在会极门营诉而只凭事后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底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话又说回来,徐阶失败以后,居正曾经自咎以为“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对于曾受大恩的老师,还谈不到剖心营诉;那么对于中经生疏的同僚,更从那里说起!“政治家”不是圣贤,而只是“政治家”;谁愿意为着别人,牺牲自己底政权呢。 
    
    这一次的政变,高拱底政权推翻了,居正底政权树立起来,一切只是人事的变动,不是政策的变动。高拱是一个强干的“政治家”,自兼吏部尚书,上午到内阁,下午到吏部,没有一件积案,这是他办事的能力。居正不兼部,但是对于内阁和六部底事情,没有一件不曾洞察,他底精明,正抵上高拱底强干。高拱对于同僚,不免高亢,居正稍为谦抑;高拱对于政敌,照例是不能容忍,有仇必报,居正稍知容忍,甚至量材录用。不过这个分别,只是一个大概。最初掌握政权的时候,居正还有一些笼络人才的意味,以后便日渐高亢,到了万历六年以后,简直和高拱一样。在这方面,他们中的区别,只是年龄的区别,等到居正过了五十以后,他底行为,便和高拱没有分别。在应付官庭和内监方面,居正比高拱高明多了,他知道敷衍和迁就,他知道走曲线,然而他永远认清政治目标,宫庭和内监对于实际的政治,没有过问的余地。高拱提高内阁政权的目标,在居正手里完成,但是居正没有遇到高拱所遇的挫折。不过这是高拱失败以后,居正所得的教训:假使高拱有第三次入阁的机会,以他那样的能力,不是办不到的。简单一句,高拱和居正,只是同一范畴的人物,因为环境底不同,不免有少许的差异。不明白实际政治的人,也许因为他们不能合作,发生诧异,其实整个的政权不能容许两个“政治家”共同掌握,正和整个的家庭不能容许两个主妇共同主持一样。 
    
    六月十六日过去了,十九日神宗召见居正。这时是辰刻,比平常的早朝,稍微迟一点。神宗吩咐居正跪到宝座面前,他说: 
    
    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国家事重,只在内阁调理,不必给假。 
    
    居正叩头,承认在阁调理,神宗又说: 
    
    凡事要先生尽心辅佐。 
    
    在神宗提起穆宗对于居正的言论,称为忠臣之后,居正感激涕零,不能仰视,俯伏奏称: 
    
    臣叨受先帝厚恩,亲承顾命,敢不竭才尽忠,以图报称。方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又君道所当先者,伏望圣明留意。 
    
    “先生说的是,”神宗说。 
    
    “今天气盛暑,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圣躬,茂膺万福,”居正说。 
    
    “知道了。”神宗又说,“与先生酒饭吃。”(奏疏二《谢召见疏》,对话用原文。) 
    
    居正在召见以后,有《谢召见疏》,历称:“臣之区区,但当矢坚素履,罄竭猷为,为祖宗谨守成宪,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此臣忠皇上之职分也。仍望皇上,思祖宗缔造之艰,念皇考顾遗之重,继今益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这一次的召见,是居正为首辅以后,第一次的召见。他发表大政方针,只说“遵守成宪”。这是居正和王安石不同的地方。宋神宗的时候,安石充满了一头脑的理想,他要改革,要创制;但是明神宗的时候,居正只是充满了一头脑的“成宪”,他只要循名,要核实。安石是理想的政治家,而居正是现实的政治家。居正所称的祖宗旧制,便是太祖底旧制,一年以前,他为会试主考的时候,曾经说过: 
    
    夫高皇帝之始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时名臣英佐,相与持筹而算之。其利害审矣!后虽有智巧,莫能逾之矣!且以高皇帝之圣哲,犹俯循庸众之所为,乃以今之庸众,而欲易圣哲之所建,岂不悖乎?车之不前也,马不力也,不策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下流壅则上溢,上源窒则下枯:决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今之为法壅者,其病有四:愚请颂言而毋讳,可乎?夫天下之治,始乎严,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干蛊之道,如塞漏舟,而今且泄泄然,以为毋扰耳。一令下,曰:“何烦苛也?”一事兴,曰:“何操切也?”相与务为无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啸画诺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难乎?此病在积习者一也。天下之势,上常重而下常轻,则运之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势之所阻,常在于众强。下挟其众而威乎上,上恐见议而畏乎下,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此病在纪纲者二也。夫“多指乱视,多言乱听”,言贵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论者盈庭,一利未兴,而议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却顾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术。此病在议论者三也。夫屡省考成也,所以兴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实,作于始,必考其终,则人无隐衷而事可底绩。今一制之立,若曰“著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闻停罢。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内矣”,而畿辅之内,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归,而赏罚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实者四也。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决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虽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文集三《辛未会试程策》二) 
    
    以上所说的是制度方面。在人才方面,居正说过,“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这一点见出居正底精明。高拱掌握政权的时候,异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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