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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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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会舍亲西石公言:顷者内狱之起,众情汹汹,独公以为朝有人焉,无足虑者。此足以见公知我之深也。今士大夫亲见仆行事,无一人知及于此者,而公乃在外得之,人之相去,岂不远哉。(书牍五《答司马万两溪》) 
    
    居正对于当时士大夫之不相知,真有些愤意了。他对于高拱。不是不恨,但是他没有置之死地的意念。他在这一年曾和吴百朋说起:“仆平生所厚士大夫甚多,见背者亦不少,然终不以是而易其好贤之心,即今日内狱之事,可以观矣。”(同卷《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这几句话,透露他对于高拱的怨恨,但是他没有意思要杀高拱。居正《杂著》(文集十一)里,痛责王猛计陷慕容垂的错误。他说:“猛盖自揣才略,不能驾驭垂,故百计欲去之,以为足以弭将来之患,而乃出于阴贼险狠之谋,类小人女子妒宠忌能者之所为,此诸葛孔明辈所不道也”他知道高拱已经倒了,自己有控制底力量,何必得罪清议,更揭示自己底不能容物。居正底自信力,正在逐日加强。 
    
    万历元年六月,内阁上疏请随时考成。在居正底一生,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业。居正平时常说遵循祖宗成宪;假如我们要探求居正创制的行为,那便只有他底考成法。全文如次: 
    
    臣等窃闻尧之命舜曰,“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皋陶之论治曰,“率作兴事,屡省乃成。”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臣等窃见近年以来,章奏繁多,各衙门题复,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日“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部臣议厘一弊,朝廷曰‘可”,置邮而传之四方,则部臣之责已矣,不必其弊之果厘否也。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稽验,取具空文。虽屡奉明旨,不曰“著实举行”,必曰“该科记着”,顾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鄙谚曰,“姑口顽而妇耳顽”,今之从政者殆类于此。欲望底绩而有成,岂不难哉?臣居正当先帝时,曾上《便宜六事》,内《重诏令》一款,亦尝亹亹言之,随该吏部题复,欲各衙门皆立勘合文簿,事下各抚按官,皆明立程限,责令完报,然亦未闻有如期令而以实应者。甚者寝格如初。兹遇皇上躬不世出之资,励精图治,百执事亦皆兢兢务修其职业,无敢以玩愒弛废者;独所谓考言屡省者,尚未加之意焉,窃恐致理之道,有未尽也。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门题奏本状,奉圣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礼监交收;又置文簿,陆续编号,开具本状,俱送监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行门,每年将完销过两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写底簿,送各科收贮,以备查考,钦此。”及查见行事例,在六科,则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缴本;在部院,则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注销。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祖宗成宪,第岁久因循,视为故事耳。请自今伊始,申明旧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题奉明旨,或复奏钦依,转行各该衙门,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除通行章奏不必查考者,照常开具手本外,其有转行复勘,提问议处,催督查核等项,另造文册二本,各注紧关略节,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注销,一本送内阁查考。该科照册内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陆续完销,通行注簿,每于上下半年缴本,类查簿内事件,有无违限未销。如有停阁稽迟,即开列具题候旨,下各衙门法问,责令对状。次年春、夏季终缴本,仍通查上年未完,如有规避重情,指实参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明年仍复挨查。必俟完销乃已,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如此,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致理之要,无逾于此。伏惟圣明裁断施行。(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奏疏上去以后,奉圣旨: 
    
    卿等说的是,事不考成,何由底绩?这所奏,都依议行。其节年未完事件,系紧要的,著该部、院另立期限,责令完报。若不系钱粮紧要,及年远难完的,明白奏请开除,毋费文移烦扰。(同上) 
    
    居正曾经说过:“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现在他创制了,这是他底有名的考成法。事情真是简单异常。他只要各衙门分置三本账簿。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概行剔除以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簿:一本送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积久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内阁查考。居正底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账簿。 
    
    政治只是民族精神底表现。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底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笔底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着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以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以后,另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匿迹消声,不见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已往的政治情况,真是不胜警惕。 
    
    居正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知道政务的办不通,不是机构底缺乏,所以他不主张增加政治机构。他也知道公文政治不能打倒公文政治,所以他不主张提出新的法令、章程,增加纸笔底浪费。他只要清清白白的一个交代。办法在纸上说过了,究竟办到没有?他要在各科底账簿上切实注明。在内阁里,他自己也有账簿,可以随时稽考。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这是居正底政治系统。 
    
    六科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的封驳、纠劾之权,完全在六科手里。明朝的大官可以统率小官,但是小官同样可以牵掣大官,这是明朝的立法精神。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各科给事中分管各科的事,但是对于国家大事,同样地可以建言;对于奉旨会推内阁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及在外总督、总兵的场合,各科都给事中同样地可以参加;至于光宗逝世的时候,杨涟以从七品的兵科右给事中,和内阁同受顾命,更是特有的创例。 
    
    居正以六科控制六部,是明朝的祖制,但是以内阁控制六科,使是一种创制。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以后,内阁实权显然扩大,所以万历四年刘台劾居正疏,称“居正定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内阁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刘台底言论其实没有说错。 
    
    考成法底实施,在整理赋税的方面,发生的影响最大。中国人受圣经贤传底影响太大了。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便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又劝梁惠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政治家谈到理财,好象做了一件亏心的事。汉武帝时代,桑弘羊领大农,在整个国家,因为对外战争,已经走上经济崩溃底路线以后,居然靠着平准政策底运用,“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这是多么大的贡献,但是卜式对他的批评,只是“烹弘羊,天乃雨”。其实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不能没有国家的经济政策。没有经济,便没有政治。孟子底主张,是十分取一。白圭问道:“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说;“子之道,貉道也。”孟子是说无组织的民族,才能二十取一,有组织的国家,不能不十分取一。这是孟子底经济政策。他那“薄税政”的主张,用现代的术语,其实只是“养税源’。国家对于人民的赋税,不能太重,人民才可以谋经济发展,人民底经济发展了,国家便增加十分取一的机会。孟子底主张,其实不是“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桓宽《盐铁论·利议第二十七》)那一套。 
    
    居正当国以后,他底主张是富国强兵。要强兵便先要富国。富国不外是开源、节流。在这两方面,他都尽了最大的努力。考成法是开源,在考成法以外,当然还有节流。 
    
    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入二百五十余万两,支出四百余万两。(见奏疏一《请停取银两疏》)这是一个岌岌可危的预算。当时没有屋上架屋的构机,也谈不到亲戚故旧的汲引,所以要节流便不仅是裁减“骈枝机关”、“闲散人员”。隆庆年间的节流是从皇帝和国防入手。这是大处著墨的方法。所以隆庆三年穆宗向户部索银三十万两,内阁便把岁入、岁出的状况奏明,请求停取银两,其结果穆宗只是说: 
    
    朕览卿等所奏,户部银两缺乏。内库亦缺银两,朕方取。既这等说,且取十万来。卿等传示,不必再来奏扰。(附前疏) 
    
    这时的内阁大臣,真是负责任的大臣,穆宗底态度,有一些惫赖,但是皇帝索款,立刻打了三折,不能不算是好的。 
    
    隆庆六年居正当国以后,在节流方面,真是“锱铢必较”。神宗开馆纂修《穆宗实录》,居正上疏,请求免循旧例赐宴。他说: 
    
    臣等夙夜皇皇,方切兢惕,岂敢为此饮食宴乐之事,非唯于礼有不可,于心亦实有不安也。且一宴之费,动至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奏疏二《辞免筵宴疏》) 
    
    这一年的冬天,居正在日讲的时候,请求次年正月早开日讲,不必设宴,并免元夕灯火。神宗真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他说: 
    
    早吩咐停止了。伺候圣母用膳的时候,都很简单,逢到节期,只有果宴。 
    
    筵宴停止了,光禄寺春节的供应又省去七百余金。万历元年十月,居正进讲,言及宋仁宗不爱珠饰: 
    
    “贤臣才是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处!”神宗说。 
    
    “是呀,”居正再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说,“宫人们喜欢珠玉,但是朕在岁赐上,没有一次不减省。” 
    
    “皇上说到这一点,真是社稷苍生底福泽。”居正切实感到少年皇帝底“圣明”,同时也替户部宽心。他知道岁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开支。这年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上疏请买金珠,奏疏发交内阁,居正看到以后,立即封还,切实给他一个否认。 
    
    居正底对付鞑靼,也随时考量到国家的财政问题。宣大边外,俺答底问题解决了。隆庆五、六两年的抚赏,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己百余万,居正在给宣大总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经说起:“今所与虏者,国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获兹如此,若公与仆所为国谋者,忠乎否耶!”(书牍四《与王鉴川言虏王贡市》)他真有些自负。但是他对于蓟辽,又是一种感想。蓟辽边外的“属夷”请求加赏,他认为不值得。他说: 
    
    今户、兵二部,已议为曲处。但此数一增,后来遂为岁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欲无穷,岁复增加,曷有纪极?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将不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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