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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此何不敢报之有！又云‘请赈’则日‘不敢请’，此何不敢请之有！不过推调支吾，归怨君上，何尝有忧民之心？即如积谷一事，屡奉旨申饬，竟成虚文。彼皆有自理赃赎，未尝佐公家之急，则将焉往？臣等不胜愤懑，窃以为此辈若遇圣祖，不知当以何法！”
神宗说：“有司为民害者，当著实重处。”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于色，当即说道：“今后有犯者，当如圣谕。”于是他又从容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风灾，畿辅之地，雨泽愆期，二麦将槁，将来议蠲议赈，势不容已，赋税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如宫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类，可减者减之，赏来可裁者裁之。至如施舍一节，尤当禁止，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
“然，”神宗说。“今宫中用度，皆从节省，赏赐亦照常例，无所增加。”
“皇上所谓常例者，”居正说，“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暂行，明年即据为例，非祖宗旧例也。臣不暇远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为浩繁，然内库银两，尚有余积，隆庆初年冬，余库尚余百余万。今每岁金花银百二十万，每按季预进，随取随用，常称缺乏。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乎？臣等职在辅导，为国家长久之虑，不敢不尽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华殿论奏》。对话用原文。）
居正这一次议论，从救灾到节用，论点不断地转移。但是不能节用，便谈不到盈余，没有盈余，当然说不上救灾，前后自有一贯的道理。在节用方面，居正指出两点，他希望节省服御赏赉，同时他也希望禁止施舍。神宗撇开禁止施舍一面，只谈服御赏赉，居正便从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点小小的争执。神宗说这是旧例；居正说这只是神宗自己底旧例，不是祖宗底旧例。他证实神宗底挥霍，最后告以“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但是关于施舍方面，神宗避免讨论，居正也不追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慈圣太后之事，其实与神宗无涉。
慈圣太后究竟是一个婆婆。穆宗在位的时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国裕民。万历元年，慈圣太后和神宗说，要建豚州胡良河、巨马河两条大桥。神宗对居正讲了，居正说道：
“时绌举赢，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当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且费巨，诚恐有司亦不能办。奈何？”
“圣母自己出钱募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神宗说。
“好极，”居正叩头说。
慈圣太后发内帑五万两，由工部派员监工，万历二年正月两桥成功，共费七万余两。桥工完成，慈圣太后又要在豚州建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据说是东岳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诞。太后底主张提出以后，工部尚书朱衡和工科给事中请求停工，无效。户科给事中赵参鲁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赈贫民，植福当更大。”参鲁底话，还是无效。
自此以后，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在这些功德方面，慈圣太后一步没有放松，但是居正也处处提出民生底困苦。他说：
夫林茂而鸟悦，洲深而鱼乐，鱼鸟之情，何期于林、渊哉，所寄在焉。故凡亿兆之命，悬于一人。天子明圣，则生人禔福，故亿兆之情，莫不愿人主之寿者，斯亦鱼鸟之愿归于茂林深渊也。然则，兹宇之建设，虽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财，而可以祝圣母万寿者，臣民犹将乐趋焉，况役不民劳，费不公取，用以保国乂民，功德无量，为臣子者，其踊跃而赞颂之，讵能已耶？（文集四《敕建万寿寺碑文》
万历八九年间，慈圣太后又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施舍方面，还是不断进行，居正所说“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正是赵参鲁底主张。
万历九年五月，居正奏请尽卖民间种马，他底目的，当然还是解决当时民间的痛苦。本来明朝的马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制度。除了御马监、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养马以外，还有民间孳牧，也属太仆寺管辖。从洪武年间到弘治六年，经过几度的立法，民间养马的额数确定了，种马由国家分发，草料由民间供给，孳生驹数也有法定的限额。在明初刍牧地广的时候，养马没有什么困难，以后耕地扩大，牧地缩小，养马便成为一种苛政，慢慢地走上买马纳马的路线。买马是向鞑靼买马以供军用，遇到朝廷和鞑靼发生战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全不可恃的来源：纳马是捐马授职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间，军事紧急的时候，都曾行过，当然也不是办法。隆庆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张尽卖种马，当时兵部议定养、卖各半，种马只剩六万余匹。到了万历九年，居正因为贡市已成，边马可用，这才决定尽卖种马的办法，解除民间养马的困苦。但是在苑马没有切实整顿以前，废止民间养马，从国防底立场看，不能不算是可虑的事件。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万历九年，居正五十七岁。酷热的天气，将近六十的年龄，重大的责任，在这一年夏天把居正病倒了。居正有时也想退休，但是环境不容许，他只能拖着郑重的步伐，向前面挣扎。九年夏间，他有信给王之诰说起：
贱日猥辱垂念，贶以厚仪，不敢例辞，辄用登领，谢谢。年来贱体，日就衰惫，望六之龄，理固宜尔。兼之力微任重，譬马力已竭，强策鞭于修途，诚不知其所终矣。缅怀高蹈逸踪，岂胜叹羡。老母仗庇粗安，虽时有小疾，疗摄旋愈，但日夜念归，每谈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龄，庭闱乐聚，啧啧欣慕，恨仆不如公之孝养深笃也。贱眷小儿，四月抵都，小孙重润，近觉稍壮，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远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谢。（书牍十三《答王西石》）
重润是居正四子简修之子，王之诰底外孙，所以居正特别提出。
居正记得当初的大政方针吧！他昌言不讳地承认他底目标只是富国强兵。为什么要富国？富国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给强兵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要强兵？强兵才可以抵抗外侮。居正成长在嘉靖年间，他亲眼看见北京几度戒严，四围的鞑靼武士，和汹涌的怒涛一样，正在并力吞噬这一座孤岛。居正掌握政权以后，他期望为国家解除威胁，这是居正一生的大事因缘。经过十年以来的努力，整个的局势转变了。领导鞑靼向北边进攻的俺答，现在领导他们向朝廷投诚。青台吉底弟弟满五大向北边进犯，青台吉自认处罚，但是居正利用俺答底领导地位，要和他商量，这是九年上半年的事。居正屡次在信中说起：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认罚处，因而收之，甚善。但顺义亦宜与之会议，盖彼为诸部之长，虽老，而众心归之。若彼以我为外之，从而阴阳其间，或至差池。但密许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归结，则两得之矣。（书牍十三《答宣府张巡抚》）
马王大二酋横索事，（马王大即满五大之讹）前偶有闻，即以奉询，兹承示，始知其详。中言自甘处罚云云，此不服顺义、青酋钤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长，顺义又诸部之长；青酋则兄弟，顺义亲则叔也，尊则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驭下，以大制小，以尊临卑，若与其卑小者交关行事，则尊大者无权，不能领众，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体统，亦甚亵矣。华、夷一体，宁可乱乎？愿公熟计之。（同卷《答总督张崌崃计虏酋钤束其支属》。按题衔误。）
承询各酋贡马，既陆续俱至，即宜照节年事例进贡。□□（应作满酋）一枝，须候顺义罚处明白，请旨赦宥，然后许其补贡，庶不失中国之体。番僧原无贡马事例，贡市既完，量行赏赉，以示羁縻，出自特恩，未可遂为年例也。摆酋另敕，事理亦可从者。上谷夷情，与云中稍异。盖虏款之初，西部求贡甚恳，惟老把都阴持两端，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为长，当事者不免委曲迁就，以成贡事，偏手之说，信有之也。时□酋（应作满酋。清时传刻《张文忠公全集》讳满字，故满五大或作马王大，或作□□其实与满洲无涉，不必讳也。）尚幼，不与其事，今见其兄独专厚利，故比例横索耳。然今昔异时，我所以应之，亦当随机观变。昔贡市未定，虏情叵测，用间投饵，有不得不然者。今势已大定，又当谨守韬钤，为长久计，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谓训练镇兵，振扬声势，最为自治长策。昔环洲（吴兑）在镇时，仆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军也。愿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同卷《答宣大巡抚郑范溪》。按题衔误。）
居正对于俺答，只是一味羁縻，但是决不曲从。万历九年，俺答筑城，请求朝廷给与人夫、车辆、物料。本来鞑靼底威力，全在迁徙无常，追踪不易，所以随时采取攻势，没有被围底可能，因此常处有利的局势。现在俺答筑城，便是一个失着。居正说起：“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书牍十三《答宣大巡抚》）这里透露居正底高兴；对于俺答底请求，他断然地说道，“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事实上他对于俺答，有时不免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境。在居正底眼光里，俺答只是他对付鞑靼的一项工具。
居正对于辽东，还是不断地筹划边防。九年三月，辽阳副总兵曹簠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部下死亡三百十七人。败报奏闻以后，曹簠狱。四月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蓟辽总督，居正和他说：
辱示虏情，一一领悉。辽左黠夷横索，法不可纵，须熟计而审图之。昔年王杲事，动出万全，故至今虏众帖服。昨得周巡抚书，（辽东巡抚周咏）其言迂缓而无当，幸密投李帅计处。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簠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书牍十三《答蓟辽吴环洲》）
王杲被杀是万历二年的事。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寇边，一个鞑靼的羁縻官，反复无常，本来不是意外。辽东总兵李成梁随即出兵讨伐，经过一年有余的战争，王杲失败，逃匿阿哈纳寨，恰巧曹簠时为参将，勒兵追击，最后王杲被执斩首。居正提起这件事，触动了吴兑底心事。他正在布置局面相同的一幕。
中枢方面，万历八年以后，没有什么更动。内阁除了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申时行。六部一概照旧，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八年十二月致仕，由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礼部尚书久已成为翰林官进身之阶，学谟偏偏不是翰林，当时不免引起一些惊讶，不久也平息下去。九年四月兵部尚书方逢时致仕，由蓟辽总督梁梦龙继任，遵守本兵、边镇互调的原则。
不幸在各方协调的中间，居正病了。这是万历九年九月的事。神宗听到，特遣御医诊视。居正上疏谢恩，并请给假调理。他说：
臣自入夏以来，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冒盛暑，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立秋以后，转更增剧。自以身当重任，一向勉强支持，又恐惊动圣心，未敢具奏调理，乃蒙宸衷曲轸，特遣御医诊视，传奉温纶，饮以良剂。念臣狗马微躯，不自爱慎，以上贻君父之忧，沐此鸿恩，捐糜难报。但臣自察病原，似非药饵能疗，惟澄心息虑，谢事静摄，庶或可痊，仍乞圣慈垂悯，特赐旬月假限，暂解阁务，俾得专意调理。倘获就痊，臣即勉赴供职，不敢久旷，臣不胜感激恳祈之至。（奏疏十《患病谢遣医并乞假调理疏》）
神宗得疏以后，一面派文书官太监孙斌，到居正私宅视疾，并赐鲜猪一口、鲜羊一腔、甜酱瓜、茄、白米二石、酒十瓶：一面又下圣旨，“宜慎加调摄，不妨兼理阁务，痊可即出，副朕眷怀。”所谓“不妨兼理阁务”，指在宅办公而言，居正这一次小病，固是如此，后来大病的时候，还是如此。直到居正昏沉的当中，他始终没有放弃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