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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时将是什么样子。可能这些伟大的文本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人类历史学的历史使历史中发生的一切事件都成为审美的对象，战争尤其是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因为广义的历史学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著作，也是民间艺人说唱的话本和偏远地区戏台上帝王将相的演义，因而是美和崇高的古老象征。古代庙宇和帝国的光荣固然因战争而不复存在了，但把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太平洋岛国上的人区别开来的是前者记忆中的历史。人类所继承的历史文明本身其实就包含着战争的遗产，我们无法把战争的野蛮从文明遗产中捡出来扔掉，战争的记忆使和平成为理性的向往，这种向往的可贵是因其根植于历史的资源，所以区别于野蛮人的天真。
代表人类科学最高成就的诺贝尔奖的发起人瑞典的诺贝尔先生（1833～1896）的成功和诺贝尔奖的名声典型地比喻了人类战争与文明的某种关系——火药毁坏了生命财产同时也赞助了科学研究。诗歌、音乐、绘画所歌颂的一切伟大爱情如果没有人类性本欲的支撑就无法实现，这说明我们人类无论显得多么高尚还是不能把自己和动物截然分开。战争激发起英雄崇拜，伟大的爱情总是钟情于恺撒、拿破仑，而不大可能钟情于栖居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尽管亚历山大在躲开照耀第欧根尼的阳光后不无羡慕地说——要不是帝国繁忙的公务，我本来可以成为伟大的第欧根尼。战争说明人类不是天使，战争说明人类就是他本身——精神性的高级动物。当然我们人类和动物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有图书馆，它们没有。
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西方媒体公认的伊拉克战争造就的谎言家）有一句话给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们的祖先制定法律的时候，请问布什总统、布莱尔首相，你们的祖先在哪个山洞里吃肉呢？萨哈夫的意思是当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苏美尔人制定《乌尔纳木法典》、古巴比伦人制定《汉谟拉比法典》的时候，欧洲人以及生活在美洲的美国人（欧洲移民）还处在野蛮时期〔4〕。然而古代文明的光荣除了历史的遗迹供人们凭吊外，其本身已经显得苍白无力了，《汉谟拉比法典》无论如何不能约束美国的第三机步师向巴格达挺进。
文明的中心在世界历史上总是飘忽不定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希腊各文明古国在公元前的五千年里此起彼落、争奇斗艳。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仅就其声誉来说甚至远胜过现代美国已经倒塌的纽约双厦，亚述人的军事力量在彼时世界历史中可比拟现代美国在当今世界的地位；中国的万里长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人工建筑，它曾经是使入侵者望而生畏的中国的“NMD”〔5〕；埃及的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傲视世界，地下法老的咒语依然无比威严——死亡将张大翅膀飞向敢于打扰法老安宁的人〔6〕。在公元后的两千年里，中华汉唐帝国、罗马帝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轮番扮演世界历史舞台上文明的主角（中国汉朝及欧洲罗马在时间上都是跨越公元前后的帝国）。然而就像花朵最艳丽的时刻也就预示着它即将枯萎一样，文明之花似乎也遵循着某种神秘的季节开放凋零、凋零开放。在此过程中，战争总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二）
战争是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完全以超越的态度否定战争不是理性的态度。应该对具体的战争有所区分——“罚无道”的正义战争与非理性的邪恶战争，也许某些战争二者总是兼而有之的，但为了看清历史的脉络，应该首先建立这样两极鲜明的坐标。
武王伐纣是典型的“伐无道”的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战争周武王号召起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部族，促进了民族间文明的融合，再次夯实了华夏文明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周武王的愤怒、阿克琉斯的愤怒、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愤怒虽然起因不同，但都是理智的愤怒，而不是狂暴者的愤怒，是人类历史中正义和善的元气。在荷马史诗中，阿克琉斯不满统帅阿伽门农的专横贪婪，发泄愤怒，威胁退出对特洛伊的战争，使联军遭到几场战斗的失败，阿伽门农不得不身先士卒地投入战斗并最后向阿克琉斯妥协。有学者认为阿克琉斯的愤怒是希腊民主政治的先声，荷马通过阿克琉斯的愤怒教育了希腊人，民主政治因此缘起〔7〕。然而对于周武王来说，他面对的纣王可不是阿伽门农，而是无道残忍的暴君，纣王无道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他把任何批评建议都当作对自己的猜疑，其心理已经严重变态。他不仅把敢于直谏的比干（纣王叔父）剖心而死，而且传说其“酒池”、“肉林”的行为以当时的历史标准衡量也都是大悖人伦的。周武王何尝愿意发动战争，但对于如此野蛮的异类，不发动战争何以显示上天的正义呢！周武王行军途中天降大雨，有人向武王询问天意，他瞭望天空回答说，这是上天为我们在讨伐残暴统治者之前把我们的兵器先洗一洗呀。武王简洁的话语“雨洗兵”〔8〕真可谓天籁，伟大的激情因此荡漾在士兵的胸中，武王坚定的精神力量使泥泞的道路变得平坦而神圣，兵器的闪光让军队显出正义和庄严，残暴的商纣王的死期注定了。像荷马史诗教育了古希腊人一样，司马迁无韵的史诗也教育了中国人，中国人正义而悲悯的天性与这种教育有关。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讨伐罪恶统治者的战争中，“伐无道”典型地反映了有别于西方民主意义的“东方民主”意识。
如果说武王伐纣是有道伐无道的战争，那么希腊波斯战争对于希腊而言可视作是“卫道”战争——希腊人保护自己的伟大文明的战争，以雅典城邦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五世纪初抵御了强大波斯人三次大规模入侵。在那时，波斯帝国的威胁曾增强了希腊各城邦的凝聚力，以雅典为首的希腊联盟对于强大的波斯帝国的胜利可以看作是城邦民主政治对古老君主制的胜利。公元前492年波斯国王大流士对希腊的第一次进攻是被爱琴海的飓风打败的；公元前490年希腊人在马拉松挫败大流士第二次进攻，显示了希腊人的威力，直到今天我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比赛中可以记起雅典报捷战士那句感人至深的话：“雅典得救了！”这是雅典的福音，也是人类文明得救的福音；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于公元前480年第三次发动了空前规模地入侵希腊的战争，斯巴达人防守温泉关失守后，雅典统帅地米托克决定主动出击，他设计把波斯舰队引入萨拉米斯海湾，希腊舰队利用自己机动灵活的特点把庞大的波斯舰队全歼了，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克强的奇迹。萨拉米斯战役雅典拯救了希腊，从此雅典在希腊崛起。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成为人类文明群星中最为璀璨的星斗，在政治、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典范。
如果希腊没有赢得对波斯的战争会怎么样？人类的文明史是否就当彻底改写？历史不能被假设，我们只能庆幸希腊人赢得了胜利。可我们又不得不为另一场残酷的战争而扼腕太息——希腊文明的中心雅典因伯罗奔尼撒战争而衰落，而战胜雅典城邦的是原初一同与雅典结盟共同抗击波斯入侵的另一个希腊城邦斯巴达。民主繁荣的雅典毁于寡头政治的斯巴达总是让读史的人禁不住摇头，我们为希腊对波斯胜利的庆幸又被雅典对斯巴达的失败而生出的惋惜抵消了。斯巴达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是令人望而生厌的，奴役希洛人也许还不算太出格，因雅典也有奴隶，但斯巴达人自己的军事集体主义恐怕是最违反人性的。一个虚弱的孩子出生在斯巴达是不受欢迎的，只能被抛弃在山谷，在烈日和猛禽的嘶鸣中死去。所有男童从七岁开始至三十岁必须过集体生活，接受严格军事教育。即使一个天才，如果他不幸诞生在斯巴达，他也不会成为哲人、诗人或艺术家，而只能做一个时刻准备武斗的战士。斯巴达拒绝文化，他抑制人类大脑的创造性，把自由精神用强力熄灭，只允许接受简单的命令和发达自己孔武有力的四肢，是希腊城邦文明中一个最坏的变种（我们在二十世纪斯大林主义中领略了这种变种的复活）。也许最让雅典人不可接受的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联盟中还联合当初全希腊的敌人波斯人，在波斯人的帮助下斯巴达所建立的海军打败了雅典的海军。雅典海军在公元前405年的失败，是斯巴达的胜利也是波斯人的成功。直到后来亚历山大彻底打败波斯，大流士三世被其部下杀死，历史的一个阶段才算比较圆满地画了句号。民主政治的雅典没有取得对斯巴达人的军事胜利，而寡头军事政治的斯巴达在历史上的名声是它部分地促成了雅典文明的衰落而赢得的。尽管雅典战败衰落有许多因素，雅典城邦突发瘟疫、伯里克利突然去世、民主政治在战争期间决策上的低效率等都可能是失败的因素，但她的光芒却照耀千古，而且还直接影响了马其顿。尽管希腊人视马其顿为蛮族，但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无疑是希腊文明最伟大的传播者。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Alexandros，前356～前323）大帝远征东方可以被看作“传道”的战争。通过战争亚历山大把希腊文明传播到小亚细亚、叙利亚、腓尼基、埃及、两河流域、中亚、印度等广大地区。他的军队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战胜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使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相继灭亡。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东起印度河西至尼罗河与巴尔干半岛，是人类有史以来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空前庞大的帝国。可以说，如果没有亚历山大的远征恐怕也就没有希腊文明在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声誉。亚历山大深受希腊文明的影响，他的老师是当时希腊最博学的人士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远征军带有一大批希腊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博物学家，他们既是亚历山大的参谋，也是传播希腊文明的使者。远征军毁灭了一些城市，也建立了许多以亚历山大命名的新城市，其中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最为著名，后来该城的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以其丰富的藏书闻名世界。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到达印度和中亚一些地区，著名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就是亚历山大后裔的杰作。尽管希腊化时期已经不是希腊文明的黄金时代，但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艺术理想、政治理念还是保留到希腊化时期。而亚历山大大帝与后来的匈奴人的四处侵略的截然不同在于，亚历山大代表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所到之处无不留下希腊文明的痕迹；而匈奴人似乎除了杀戮还是杀戮，哲学、艺术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没有文明的优势，军事的胜利是暂时的，匈奴人最后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亚历山大的远征传播了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历史中意义深远的事件。直至后来，拿破仑远征东方完全以亚历山大为榜样，甚至在行为细节上也完全模仿他。
亚历山大远征的成功来源于希腊的先进文明，也在于他的个人天才、政治远见和运筹帷幄的韬略以及勇气和果断，还有不枯竭的征服世界的雄心和个人对生理欲望的克制。亚历山大用宝剑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典型地象征着在特定历史环境中战争对于解决世界复杂矛盾冲突的决定性作用。戈尔迪乌姆是小亚细亚北部城市，它有一座卫城，卫城宫殿里放有一辆战车，车辕与车轭之间用一个紊乱的绳结连接，传说谁能把车轭的结解开谁就是亚洲之主。但许多自信有智慧的人试图解开此结都以失败告终。当亚历山大来到戈尔迪乌姆卫城宫殿时，他凝视绳结，猛然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绳结崩碎。在场的人先是惊讶，转瞬间一阵欢呼，人们与其说佩服亚历山大的智慧，毋宁说佩服他的果敢。亚历山大的勇敢和果断似乎使一切问题变得简单了，然而智者们之不能解开绳结是因为他们总是使用理性思维，认为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当然以不损害绳索为前提。正因为他们理智，所以他们不能解开，或者绳结本来就无法靠智慧解开。而亚历山大超越了这种常规的思维方式，他成功了（当然别人谁敢以此方式成功！）。正像他以宝剑解开戈尔迪乌姆之结一样，他的武力征伐似乎也彻底解决了欧亚大陆各城邦之间、各民族之间、君主制与民主制之间历史遗留与现实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层层矛盾。他的宝剑使过去的历史终结于亚历山大，使未来的历史又从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