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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注意到，《时代》杂志的专题文章代表着一种典型的态度，文章的标题为《一个新中国的展望》。该文讲到“文化大革命”时，用词总是非常确切的，讲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其前景时，却将信将疑，保留甚至多于肯定，诸如Relative、Potentially
Lucrative、Sometimes looks suspiciously like（相对的，具有潜在可能的，有时看上去像是但又令人生疑的）。莫舍尔的《被误解的中国》一书在整体上对中国是否定的。他将八十年代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归结为四个方面，其意义主要是政治的，其次才是经济的：“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灾难。‘文革’与人口过剩，将使中国难以摆脱贫困。目前的中国政府不再是毛泽东式的极权政府，它放松了控制，是一种集权主义政府。中国出现的渐进的民主化前景是好的。目前的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不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终将导致它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美国不仅应该像支持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支持它，而且支持的力度还要更大，因为中国控制着一个巨大的具有重要潜力的市场。中国是地缘政治游戏的重要角色，对华盛顿制衡莫斯科具有重要意义。”〔12〕
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给美国某种二十年代的感觉，使“恩抚主义”情结有所复活。他们同情中国过去的苦难（主要是“文革”），谅解中国目前的混乱，希望中国有可能“好转”，并相信资本主义经济与西式民主政治最终可以拯救中国。他们曾经“恩抚”过中国，但五十年代由于中国的“背叛”，他们“丢失”了中国，如今他们又回来了。尽管心有余悸，他们依旧感觉自己站在资本主义道路辉煌的终结点上，远望着中国政府带着它庞大的十亿人口迟疑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内心有抑制不住的惊喜，有时甚至忘记了历史给他们自己的那些教训。他们总是错看了中国，追悔恼怒，又重蹈覆辙。于是，又有人用“美好新世界”的笔调描绘改革开放的中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埃兹拉·沃格尔（Ezra
F。 Vogel）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将中国的经济特区当作“新体制的试验”：它“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工业区的角色，它将对中国其他广大地域产生政治、文化、教育、科技以及经济上的深远影响”，“如果考虑到中国在现代城市规划、建筑和建设经验上的不足，深圳的发展可谓是令世人瞩目的丰功伟绩……深圳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他们才华横溢，向往高薪和良好的工作环境……”〔13〕七十年代参观大寨的西方人，现在去参观深圳了，这一次没有“竹帘”或“铁幕”，难道还会受骗吗？
《中国觉醒了》是九十年代美国关于中国的最畅销的几本书之一。像所有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一样，它与大众的中国形象的关系是，它既创造了大众的中国形象又表现了大众期待中并感受到的中国形象。例如，纪思道与伍洁芳的著作再次使用了一个套语式的标题：“中国觉醒了”，从二十世纪初的丁韪良，二十世纪中的罗伯特·吉兰、费利洛斯·格林等最有影响的有关中国的作者，都用过类似的书名〔14〕，其共同的来源是拿破仑皇帝的那个咒语：“中国觉醒了，全世界将为之震惊。”纪思道与伍洁芳还像当年的吉兰那样，在书的扉页上作为题记引用了这句话。“中国觉醒”的套语从其来源处，就包含着某种令人恐怖或者至少是令人不快的含义〔15〕。纪思道也直言不讳，称自己一直是写关于中国的恐怖故事（China
horror Stories）的。他与他妻子伍洁芳，现在的合著者最初相识，还是因为她“出于职业关心地喜听他关于中国恐怖故事”〔16〕。
纪思道说，他1983年第一次到中国，三周的旅行，“彻底医好了他对这个‘中央王国’长久的爱慕症”。他感觉自己像艾丽斯一样突然进入了一个奇异陌生的世界，那里是一堆一堆的人群，穿着同样款式同样蓝色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用好奇痴呆的眼神盯着外国人看，说话像一连串刺耳的尖叫，吃竹笋与虫子，喝烧酒。伍洁芳是华裔，她说自己从小记忆中的中国是一个梦中的土地，是大洋彼岸，美丽的彩虹下，富饶广阔、文明悠久辉煌的国家，但真正来到中国，才发现：“中国是压迫与死亡之地，是一个枷锁中的社会。”户口、档案、单位、关系将所有的人锁定在极权体系中。她说，她到中国的感觉就像穿越一万英里的路程去看望远亲：“发现他们住在行将倒塌的房子里，往地板上吐痰，虐待自己的孩子，同时还诅咒你来看他们为什么不帮他们打孩子……”〔17〕表面上看，这种程式化的游记叙事模式（在波伏娃、吉兰、格林、萨布伦等我们引述过的代表性的中国形象文本中，都存在这一叙述程式）的意义在于，表示他们旅行的新发现改变了他们的旧看法或记忆。实际上所谓的新发现，不过是确认另一种旧看法或记忆。《中国觉醒了》从书名到内容，都在重新确认一种程式化的、套语化了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在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的标志性意义在于，结束八十年代遗留下的中国形象的某种分歧，以一系列的“中国恐怖故事”将种种特征统一到邪恶化中国形象的基点上来。
财富与罪恶一同增长，八十年代末西方完成了政治邪恶的中国形象，却留下经济发展的一线光明。九十年代中期，以《中国觉醒了》为代表的一种舆论势力，逐渐将中国形象中这一线残存的光明也剔除了：“如果中国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它将创下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摆脱贫困。研究表明，以购买力衡量经济规模，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强国，仅次于美国、日本……总之，西方还没有开始思考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后果：想象另一个日本吧，有十二倍以上的人口——加核武器。”〔18〕
最后这句话对美国人的想象，具有致命的影响。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本土惟一一次受到侵略性打击的，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许多美国人如今将9·11事件当作美国本土受到的第二次攻击，经常将其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纪思道的“警世之言”深远的暗示意义，恰在于“中国威胁论”。有人认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美国的中国形象毁誉参半，一方面强调所谓中国的罪恶，另一方面又肯定中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这种说法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即经济增长一旦表现为国际敌对势力的竞争，就可能成为威胁。而恰恰是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政治道德的邪恶形象统一到一个否定性的基点上。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尤其在美国，本质上并没有正反两面性，它只有一面，即邪恶的威胁！
在此之前，西方对中国经济进步的看法仍是肯定的，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曾经赞颂过这种经济奇迹，八十年代尽管失去了那份热情，但态度依旧是肯定的，1989年以后，这种态度依旧存在，直到九十年代中期，这种经济进步却不知不觉地被置换上了邪恶的基础。于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变成了邪恶的。《中国觉醒了》表面上一再强调中国的两面性，实际上却将这种两面性置于邪恶的视点上，即经济在邪恶中增长，又在增长邪恶的力量。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是一种可怕的邪恶力量的发展。
总之，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将在沉沉暮色中结束。不管从二十世纪还是从马可·波罗以来七个世纪的中国形象史上看，二十世纪最后这四分之一世纪，是中国形象总体下落的一个阶段。尽管它不算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但却有渐入黑暗的趋势，尤其在美国。当然，谁也难说在新世纪里，在什么时间因什么事件中国形象再次被改变。
四
美国汉学家孔华润（W。 I。 Cohen）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一书修订版中，加入了讨论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美关系的内容。他认为，美国的一项民意调结果表明，百分之七十五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二十一世纪美国最大的敌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如果还没有发展成彻底的敌视的话，那么，怀疑与反感是明显的。中国似乎是一个难以预测的、邪恶的、恐怖的国家，它酝酿着巨大的危险，威胁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即西方世界，是现代世界中的某种地狱力量。正像出版于1996年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雄心勃勃的中国。”“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然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19〕
一个世纪间美国的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或者是牧歌田园、道德理想国，或者是陷于贫困、苦难、饥荒、疾病、暴行、无知之中的专制帝国。此外，二十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恶化，还有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推波助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先后解体，冷战时代以资本主义胜利告终。这样，对美国而言，中国不仅失去了制衡苏联的政治与军事意义，而且成为暴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大潮中的惟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冷战结束，而冷战思维并没有结束。中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的时候，美国却依旧以意识形态划分世界。在他们看来，中国是美国霸权下世界秩序的异己的、邪恶的、危险的“他者”，二十世纪初，在西方扩张大潮中，中国成了一个“对抗世界”的、最后的邪恶国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基本上都是“选择”或“捏造”的负面消息。媒体从来都是意识形态化的。一位名叫马修·多林的英国人在互联网上发出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英国广播公司“BBC只对诬蔑中国感兴趣……BBC的路线就是：‘除非我们能够给中国抹黑，否则就别提中国。’”〔20〕西方媒体通过种种反面消息，渲染邪恶的中国形象。从政治迫害、洗脑、管制到屠杀婴儿、出售犯人的身体器官；从到处是便衣警察，莫名其妙的“失踪”到电话窃听、电邮监控；从台湾问题到西藏人权；从派到西方的间谍到向东方邪恶的国家出售武器；从公开大规模的盗版到暗地搞核扩散；从扩充军备准备武装入侵别国到驱赶百姓去吃光世界的粮食……总之，中国形象成为世界上各种邪恶之大成。太好了容易引起人怀疑，太坏也容易引起人怀疑，遗憾的是，这一次西方的中国形象又太坏了，但还很少引起怀疑。西方媒体正在将中国“妖魔化”。
西方出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邪恶的中国形象，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中国罪恶，另一方面是中国威胁。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强大的邪恶的国家，自然就是一种威胁。1972年，那位自称为“马可·波罗”与毛泽东握手碰杯、赞美过“文化大革命”时代中国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先生，也开始重复拿破仑的那句咒语。他在《超越和平》一书中说：“中国已成为这十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有可能在下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超级经济强国……现在这头雄狮醒了，正在震动着整个世界。”〔21〕尼克松提出要遏制中国。二十年前他访问中国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1950年底麦克阿瑟向鸭绿江推进（意在将朝鲜战争打到中国领土上）就是件蠢事。从中美在朝鲜的战争中获益的，可能只有斯大林。接下去整个五十年代杜勒斯针对北京的冷战，基本上又是错误的，而且没有必要，既不了解中国历史又不了解中国革命。只有尼克松访华才使我们走出错误的泥潭，但还远没有获得坚实的基础……”〔22〕基础的确太不坚实，如今美国再次假设中国为敌人，不知道是不是又在做一件蠢事，是否有转机的时候，是否多少年后再有人做如是评说。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英国开始，到美国结束，从莫名的恐惧、轻蔑与仇视开始，到同样莫名的恐惧、轻蔑与仇视结束。在这百年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中国形象的两种原型是如何反复出现在西方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也看到不同历史条件是如何选择不同的原型并略加修饰地表现的，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西方的中国形象又一次陷入黑暗。这样，不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邪恶的中国形象的诸多特征复活了，
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