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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中国形象又一次陷入黑暗。这样，不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邪恶的中国形象的诸多特征复活了，
而且“文化大革命”的记忆也复活了。此时西方人才想起中国的政权从来就没有改变，甚至中国，一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帝国，也从来就没有改变。这样，从孟德斯鸠、黑格尔时代起积累的关于东方专制帝国的形象特征，都复活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上了。
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现的中国威胁论，是邪恶的中国形象的必然产物。一个在西方人眼里邪恶的国家，如果加上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迅速发展，必然将成为一个可怕的威胁。孔华润指出，二十世纪末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的心态已经不同从前了：“许多年前，老罗斯福〔23〕宣称：‘任何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对内能够维持和平，对外可以抵御入侵，对其他国家都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我们衷心地期望中国的进步，并且一如既往地尽我们所能以和平合法的手段促进这种进步。’〔24〕1979年，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又引用了老罗斯福的这段话，证明美国再次确信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利益的。然而，就这个千禧年最后的岁月里，大多数美国人不这样确信了。”〔25〕
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正在引起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恐惧，当他知道你根本不可能稳定、繁荣、强大时，他说那是有益的；当他知道你真可能稳定繁荣甚至强大时，就不得不放弃过去煞有介事的口气，奔走相告那是有害的、可怕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邪恶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的最后落实，中国威胁论出现了。它包括道德与政治两方面的内容，在道德上西方认为中国是一个邪恶的非正义的国家；在政治上，美国与西方某些“强硬派”认为，中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长，势必威胁到美国与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必须遏制中国。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美国媒体突然出现讨论中国威胁的文章中，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与罗斯·芒罗 （Ross H。 Munro）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就是这方面出版物的代表作。书中充满耸人听闻的“警世危言”。接着关于“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的警告之后，两位作者分析：“仅仅十年以前，即在八十年代中期，这两个太平洋大国还彼此把对方视为实际上的和未来的战略伙伴。它们各自都希望与对方结成一个出于需要的联盟，防止苏联控制亚洲。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冲突就成了中美关系的主线。”作者认为，这种即将并不可避免的到来的冲突有两方面的理由。中国方面是，“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它认为——这样认为也颇有理由——这种角色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这个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辽阔的太平洋地区内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美国方面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一直要称霸亚洲，而这种霸权正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至少一百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鉴于支配亚洲正是中国极力要做的事情，它的目标同美国的利益就势必冲突……”这两位振振有词的作者就差一步没有道出最后的真相：中国的真正强大就有可能挑战威胁美国一个世纪努力在亚太地区建立起来的霸权地位。
媒体炒作的莫须有的中国威胁论，给西方大众心理投下一个恐怖的阴影。紧接下来的1995～1996年台湾海峡危机与香港回归，西方媒体又以某种似是而非的“事实”加强这种恐怖宣传。美国报道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军事演习的基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专制邪恶的共产主义大国尝试对无辜的民主台湾的侵略。随之推进的恐吓是，如果中国可以将导弹打过台湾海峡，也就有可能打过太平洋，打到美国本土。如果说通过台湾海峡危机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种战争恐怖，那么，通过香港回归西方媒体则制造了某种和平恐怖。阴雨中的交接仪式，阴郁的王子、哭泣的港督一家与趾高气扬的中国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所有这些场景通过电视与摄影，以直接的形象加强了英国人的自怜式感伤与自危式恐惧。撑着雨伞，在惆怅甚至恼怒中离开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回到英国的巴斯小城，写出了一本书《东方与西方》。在这部沉痛的书中，他说西方传说的中国威胁，不足为凭，因为中国目前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战争或侵略的形式威胁西方自由世界，但是，并非就不存在道德与政治的威胁。他泄愤性地诅咒中国是“世界上最后的邪恶帝国”，并以一种道德使命感指责中国“专横逮捕、严刑拷打、集体屠杀、地区压迫、罪犯器官移植、宗教迫害、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消除政党界限、用持不同政见者作交易，将那些悲惨绝望的人关进可怕的劳改营……”他呼吁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不要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商业利益而背叛美国，不要贪婪愚蠢地夸大所谓“中国市场”的神话，为了“遏制”或“制裁”中国，称“我们应采取一致行动”〔26〕。
中国往往过分夸大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忿忿不平又有些沾沾自喜，同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西方在道德与政治上将中国视为邪恶帝国的认识与想象基础。实际上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尤其是在大众想象中，中国首先是一个道德、政治上的邪恶帝国，然后才是一个因邪恶势力逐渐强大而变得危险的、经济强大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东方帝国。所谓的中国的威胁，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往往也并不是核武器的威胁，而是来自被狂热的民族主义驱使的、邪恶贪婪的庞大人口的威胁。更进一步说，西方关于这种威胁的感受与想象，有比时事政治更深远的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时事”不过是某种触机，它唤醒了某个古老的恶梦，渊源可能可以从“黄祸论”一直追溯到“启示录”。
一百年前，英国历史学家、英属澳大利亚殖民官皮尔逊先生在《民族生活与民族性》（1893年）一书中，就“预言”过“黄色带子将侵占地球”的“中国威胁”论。他说：“像中国人这样伟大的民族，并且拥有这样巨大的自然资源，迟早会溢出他们的世界，扩张到新领土上去，并且把较小的种族淹没掉。”〔27〕皮尔逊看到的恐怖的预兆，在另一个世纪末又出现：中国人口膨胀，移民带着共产主义狂热与黑社会的邪恶向世界扩张，还有更可怕的，就是中国巨大的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增长，大量标着“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商品堆在美国超市里，美国传说有两百多枚中国的核弹头正瞄准美国西海岸的城市……皮尔逊说：“毫不遗憾地这样想：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还是死了为好。”但皮尔逊的后人们确实非常遗憾地感到，自己有可能活着看到这一天。1997年，两位美国记者感到震惊与沉重地预测：“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似乎恶梦将最后应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为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28〕
世纪末的十年中，“黄祸”在又一个世纪末复活。1999年春末，北京学生因美军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而在美国驻华使馆门前示威，这场运动在西方媒体上的报道，令许多西方人想起义和团事件中义和团民围攻使馆一事。“这完全是冷战时期的景象：美国的大使馆遭到了围攻，受惊吓的大使被困在使馆里，睡的是地板，吃的是战时的定量供应，而在使馆之外，美国的国旗在烈焰中被焚烧，反美的示威者在谩骂和高喊口号。上周这一情景就像一个古老的噩梦在北京被重演了……”〔29〕作者没有点明究竟是哪一个古老的噩梦，但有一点点历史知识并看过其他相关报道的人都知道，这个古老的噩梦便是对一个世纪之前的义和团围攻使馆的恐怖记忆。
美国一边为自己“悲剧性的误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使馆）的所谓“诚实性的错误”极不情愿地道歉，一边炮制《考克斯报告》，并对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喊：“滚回中国去”；“管好你们自己的事。”《考克斯报告》指控中国人窃取核机密，其中有人提到：“……几乎每一个以官方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美的中国公民，‘都接到过收集科技情报的指令’，而每年至少有八万中国人来美国……某些美籍华人，用他的话说也是‘潜伏的特务’，他们被允许移民到这里，等待有朝一日当间谍用。”有人也注意到这种指控会在美国“引起一次恐慌”，“令这个国家的每一位亚裔美国公民感到不寒而栗”〔30〕。《考克斯报告》莫须有的指责与蓄意制造的恐慌及其在美国的反应，令人想起另一个古老的噩梦，或同一个古老的“黄祸”噩梦的另一个侧面，即对华裔移民的恐惧与迫害。
北京学生围攻使馆的报道与《考克斯报告》，表现的是两种“中国威胁”，犹如世纪初的两种“黄祸”，一种远在东方中国，一种近在美国本土。历史的偶合让人感到神秘与绝望。
中国威胁，不管是来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还是来自近在邻里之间的唐人街，不管是“黄祸”、“红祸”，还是“中国威胁”，都是一种无法应验的恐怖的幻象。一个世纪末的“黄祸”噩梦，中间隔着一个“红祸”时代，在另一个世纪末复活了。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敌意、恐慌开始，到莫名的敌意、恐慌结束。
注释：
〔1〕〔2〕Chinese Shadows，By Simon Leys； New
York： Viking Press； pp。1～2，117～118。
〔3〕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The Experiences of an American Doctor in China；By A。M。Dunlap；
M。D。Public Affairs Press； Washington D。 C。，1956。
〔4〕Land behind Walls： A Journey to China； pp。9～12。
〔5〕〔12〕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By Steven W。 Mosher； A New Republic
Book； 1990； p。1～17，189。
〔6〕The Other China； By Miriam and Ivan
London，Worldview，May June； July； 1976。
〔7〕Deuxieme Retour de Chine； By Claudie Broyelle； Jacques Broyelle； Evelyne Tschirhart。三人曾于1967年、1971年在中国短期旅行，1972年到1975年间又来中国工作，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与外文局做教师与翻译。他们的《重返中国》主要根据他们第二次在中国的经历见闻写成。1980年在法国出版，同年译成英语。译者为Sarah
Matthews，英文译文为“China： A Second Look”；
似乎更合原书的意义。
〔8〕〔11〕〔16〕〔17〕〔18〕Western
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By Colin Macker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34～135，116～137。
〔9〕Behind The Wall； By Colin
Thubron； Denguin Books； 1988。
〔10〕Visionary of a New China，Time； 1
January 1979； pp。12～13。
〔13〕参见Special Economic Zones：
Experiment in New Systems；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By Ezra F。 Voge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125～160。
〔14〕W。A。P。Martin： The A wakeing
of China； Robert Guillain： when China Wakes； Felix Greene： A wakened China。使用同一套语的书还远不仅这几本，其中还应该包括Dragon
Wakes或 Awakened Dragon这类。本文仅举了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几部，都用了这一套语作书名。
〔15〕拿破仑的话至少有两种英译法，吉兰英译本的题记上是：“Let
China Sleep When she wakes the world Will be Sorry；
纪、伍作品题记译为：When China Wakes； It Will Shake the World。这句话是拿破仑对阿美士德勋爵说的。王敏娟、史安斌分析“China
Wakes”还有另一番更阴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