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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头。
绝不是危言耸听。本文所述的案情能否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关系到本文主人公唐维君的生死存亡。他觉得他太苦太累了，没指望了。为求得生存的权利——也就是一个农民种地的权利，从黑龙江的边远县城到首都北京，他奔波在告状之路上整整5年而毫无结果。此刻，2003年的春绿已经悄然绽放枝头，再过一个月就应该播种了，而他无钱无力做一个农民应该做的事情，枯瘦如柴的唐维君在我面前又一次哽咽难言。他的眼神充满绝望。现在，求助舆论的呼吁和支持，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他等来的依然是冷漠、推诿、谎言和毫无实效的成堆公文（目前已有半米高），他决定在2003年的某一天，把100份诉状撒出去之后，在地处哈尔滨市花园街的黑龙江省委大院门前剖腹自决。
他已写好遗嘱。在我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的东北汉子枯草般佝偻着身子，双泪长流，泣不成声。听罢他的案情，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选择死亡，在他已是一种解脱。从曾经的坚忍不拔、豪气万丈、百万富翁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死亡就是最后的坚强与抗争。但愿本文能够挽救一条生命和他全家老小，因此面对电脑屏幕，我深感沉重和沉痛。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高度重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但是……
农业部的大门
时间：2002年11月25日上午9时30分（请注意，此时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10天，全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决定）。
地点：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农业部大楼门前。
这一年北京是个多雪的冬天，出奇的寒冷，来自哈尔滨的律师蒋与前来上访的黑龙江省农民唐维君，站在飒飒寒风里，通过传达室小窗口的电话，与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种子处干部L同志通话。
蒋律师说：“我们从报上看到农业部对全社会公布的农业生产资料打假电话，前几天就给你们寄了材料。现在我和农民唐维君到北京了，希望能到办公室向您当面汇报案情。”
L同志说：“办公室要搬家，屋里很乱，不必了。”
蒋律师说：“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我和被假种子坑害的农民大老远从东北跑到北京来，请你抽几分钟接见我们一下就行。”
再三恳求，对方依然拒绝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进入农业部大楼。
L同志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现在全国种子的案子很多，找我们的也很多，其实找我们没多大用处。我们说话，还不如当地一个小县长算数。我们只能把你的材料批转给黑龙江省农委去处理。你们回去等着吧。”
蒋律师说：“唐维君这个案子横跨三省，已经拖了5年，恐怕只有农业部出面才好解决。”
L同志说：“我们作为农业部的一个处，只有几个人，不可能直接办案，只能交地方处理。我会把材料转到黑龙江，你们还是回去找地方政府解决吧。”
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站在寒风嗖嗖的院门口，与L同志通话整整20分钟，好心的传达室把入门证都开好了，但农业部的大门始终没能进去。
12月6日上午11时，蒋律师再次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依然无法得到理解。本来与此事毫无干系的笔者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拿过电话。听得出L同志很烦，很恼火，他的答复依然冷漠：“地方农业部门办的事情，我是农业部的普通工作人员，能管得了吗？干部都归地方任命、管理，农业部只能是业务指导，你们纠缠我们有什么用？”
L同志脱口而出的“纠缠”这个词，用得真是妙极了，恰到好处！它不仅揭示了某种作风的本质和极致，代表了某些政府机关公务员嫌老百姓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找麻烦”的一种极不耐烦的情绪，同时也透露出人们对我国现行体制的弊端之一——县官不如现管——的无奈。如果堂皇而优雅的大机关里没这类“麻烦事”，只有阳光、茶水、晚报、聊天，只有笔挺的西服革履和端庄的会议和公务，再加一点遥远而刺激的来自本·拉登或美国佬准备攻打伊拉克的新闻调料，周末偶尔与三五好友聚聚餐，该是多么惬意和轻松。
“纠缠”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我不能不表示愤怒，我向L同志郑重指出：“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想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冷漠的衙门，你究竟代表谁？！”
由此，我认为，本案的严重性及其所具有的警醒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农民唐维君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就是笔者决定介入此案的基本动因。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1）
“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十六大报告最后的一句话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呵！在慷慨悲歌的20世纪，人民和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的就是这句话所表述的追求与理想。如果一个人大半生都在苦难中挣扎，如今刚刚踏上小康之路并且开始期望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我们是毁灭他的期望，还是为他的追求鸣锣开道呢？当他因为天灾人祸，重新沦于苦难的深渊，我们是鼎力相助还是漠然置之呢？无疑，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生存的权力，尊重他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毁灭人的幸福和期望，那就不叫共产党！
唐维君，今年42岁，他的祖祖辈辈包括他的前半生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种饥寒交迫的灾难是我们都知道并且可以想见的。小时候，在黑龙江省呼兰县莲花乡，唐维君勉强上了3年小学，因为饿，因为穷，便早早地扔下书本，下大地当劳力用了。曾因偷吃了家里半块玉米饼子，他让爹打得血肉横飞，因为那是给病中的小弟弟留的。结婚后，住漏雨的土坯房，烧柴草取暖，两口子带两个孩子，继续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贫日子。除了老老实实地种地打粮，没有别的本事。改革开放了，机会来了，那时还年轻的、有点儿文化的唐维君不甘穷困，瞪一双眼睛到处找发家致富的机会。1987年，举家北迁到黑龙江省北安农场管理局的引龙河农场，包了300多亩地，又流血流汗开了200多亩荒，两口子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庄稼地里。到1995年，唐家已拥有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一套农机具、一辆东风140货车。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让唐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995年阳春3月，有亲戚来找唐维君喝酒，酒桌上，亲戚拿出地处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地区（紧临中俄边界）呼玛县政府的一份红头文件（呼政发〔1995〕10号），给唐维君看，说：“有个发财的地方，你去不去？”该文件说：“为调动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及县外人员参与开发利用‘五荒’资源的积极性，加速我县‘五荒’资源的开发利用”，县政府决定拿出招商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第十二条：“承包、租赁或购买‘五荒’资源，5年内免收农业税、统筹费、草原管理费、水资源管理费，缓收土地管理费，从第6年开始按联产承包责任制履行各项义务。”
毫无疑问，这是地方政府为外来开发者提供的最为优惠的好政策和“软环境”了。已经初尝改革成果的唐维君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乘势而上”。他相信自己。他是个种地的好把式，玩天玩不了，玩地，他看看春天的雨和云，袖口里就能掐算出秋天的收成来。中国农民是最恋故土的，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老死田园也不肯离家一步。而唐家又大胆开始了第二次“北伐”。那是1995年6月10日，唐维君和妻子宋家玲，用汽车载着全部农用机械，并带上3位能干的兄弟，穿山越岭，长途跋涉，轰轰烈烈开进呼玛县北疆乡铁帽山四队，在茫茫大草甸子里支起帐篷。他还兴致勃勃拿一张牛皮纸写了“铁丰农场”4个大字，叭地贴在帐篷的木柱上，这就是他一生的灿烂梦想和希望。然后，他开动拖拉机，雷鸣般地开始向茫茫荒野挺进。烈风呼啸而来，饭里掺了砂子；暴雨倾盆而泻，脸盆漂了起来。但无论怎样艰辛困苦，他一家是快乐的，因为他明白，照这样干下去，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一定会像大地尽头的朝阳一样，在茧皮层层的大手上升起。天老地荒，风餐露宿，汗流如注，毒日头扒掉了他们几层皮。机遇属于有雄心和有准备的头脑。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唐维君拿出全部积蓄并举债近20万元（全是利息较高的私人借款，民间称“抬钱”），又购进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两台胶轮拖拉机、一台德国产收割机，还有3台播种机、3台轻耙、一辆北京吉普二手车及其它配套农机具。大片的荒野海洋般翻起层层黑浪，唐维君发愤图强拓荒两年，共开荒3000亩。1997年，地里开始打粮，黄豆、小麦大获丰收，毛收入50余万元。初战告捷，令唐维君大为振奋，他不惜血本，又建了农场场房、库房和数千平方米的水泥晒场、农机具场，农忙时雇工达30多人，“铁丰农场”初具规模并显现出蓬勃的生机。经大兴安岭地区土地评估所评估，唐维君开垦的3000亩地价值56万元，加上他所拥有的价值数十万元的农用机械设备，此时的唐维君俨然是一位新兴的百万富翁了。乡亲们见了面，都半开玩笑地叫他“唐场长”。想想吧，不过数年，一个贫苦农民依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诚实劳动，竟然办起一个机械化的私人农场，并开着北京吉普在田间地头、乡里乡外风驰电掣，我们难道不该为中国、为中国农民遇上这样的好时代和好机遇而额手称庆吗！
但是，来开荒的农民们发家致富了，有人瞅着眼就红了。1997年秋，也就是外来开荒户第一年打粮，第一年真正得到呼玛县优惠政策的实惠，北疆乡政府突然决定，对所有开荒户加收“承包费”，并在农民卖粮之际，通过各种手段，将唐维君等许多户开荒农民的“承包费”扣下，唐维君被扣1万余元，没给任何凭据。
开荒户们愤怒了，当初呼玛县政府为招商引资制定的红头文件到底算不算数，政策何在？诚信何在？为什么一本好经，歪嘴和尚说变就变？唐维君、吕端臣、陆成军、管玉广等十几户开始集体上访，要讨个“说法”。1998年3月的一天，北疆乡乡长高继有（请注意，这是本案一个重要人物）通知唐维君他们，呼玛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臧士富要到乡里“现场办公”，与上访户直接对话，让农民们都到乡政府会议室等着。寒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季节，农民们老远地顶风踏雪赶来。可县太爷大驾光临，乡政府的头头们当然要先陪着喝一顿。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好闷头坐在会议室里抽烟。从中午12时苦等到下午3时，人高马大的臧副县长满脸通红，披着毛皮大衣，威风凛凛地出现了。他显然有点醉意，进门就对农民们说：“各位领导，你们好。有啥事儿，说吧。”
唐维君说，当初，我们都是奔着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从全省各地来的。红头文件说，优惠政策5年不变，为什么两年就变了？
臧副县长说：“县政府制定了新文件，按新文件执行。”
农民陆成军说：“县政府说变就变，不等于把我们骗来了吗？”
臧副县长的酒劲儿上来了：“你说骗就骗了，不愿意干就走人！”
陆成军说：“当初中国割让香港100年，还是不平等条约呢，中国也得等100年后才收回香港，政府的话怎么能随便变呢？！”
臧副县长火了，腾地站起身：“你别鸡巴跟我瞎嘞嘞，愿意呆就呆，不愿意呆就给我出去！就这么定了，你们乐意上哪儿告就告去。”说罢，转身拂袖而去，车屁股扬起一条长长的黄色烟尘。副县长的所谓“深入基层”、“现场办公”就这样宣告结束。
唐维君他们又集体上访到呼玛县委，年轻的县委书记态度相当热情，说：“县里制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你们放心回去好好干吧。”但是，说归说，县委书记很忙，许多大事要他操心，管不了太具体。北疆乡政府对各农户的“承包费”照扣不误，拒不退还，没人管。
这不过是本案发生前的一个序曲。但它隐隐预示着，当地某些官员和权力机关欺压百姓、坑害人民的一场丑剧，即将拉开序幕。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2）
1998年4月，北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