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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焦点问题-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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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头。    
    绝不是危言耸听。本文所述的案情能否引起公众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关系到本文主人公唐维君的生死存亡。他觉得他太苦太累了,没指望了。为求得生存的权利——也就是一个农民种地的权利,从黑龙江的边远县城到首都北京,他奔波在告状之路上整整5年而毫无结果。此刻,2003年的春绿已经悄然绽放枝头,再过一个月就应该播种了,而他无钱无力做一个农民应该做的事情,枯瘦如柴的唐维君在我面前又一次哽咽难言。他的眼神充满绝望。现在,求助舆论的呼吁和支持,是他活下去的最后一线希望。如果他等来的依然是冷漠、推诿、谎言和毫无实效的成堆公文(目前已有半米高),他决定在2003年的某一天,把100份诉状撒出去之后,在地处哈尔滨市花园街的黑龙江省委大院门前剖腹自决。    
    他已写好遗嘱。在我面前,这个沉默寡言的东北汉子枯草般佝偻着身子,双泪长流,泣不成声。听罢他的案情,我相信他会说到做到——选择死亡,在他已是一种解脱。从曾经的坚忍不拔、豪气万丈、百万富翁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死亡就是最后的坚强与抗争。但愿本文能够挽救一条生命和他全家老小,因此面对电脑屏幕,我深感沉重和沉痛。    
    “三农”问题,即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大高度重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但是……    
    农业部的大门    
    时间:2002年11月25日上午9时30分(请注意,此时党的十六大刚刚闭幕10天,全国上下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决定)。    
    地点:北京朝阳区农展馆南里,农业部大楼门前。    
    这一年北京是个多雪的冬天,出奇的寒冷,来自哈尔滨的律师蒋与前来上访的黑龙江省农民唐维君,站在飒飒寒风里,通过传达室小窗口的电话,与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种子处干部L同志通话。    
    蒋律师说:“我们从报上看到农业部对全社会公布的农业生产资料打假电话,前几天就给你们寄了材料。现在我和农民唐维君到北京了,希望能到办公室向您当面汇报案情。”    
    L同志说:“办公室要搬家,屋里很乱,不必了。”    
    蒋律师说:“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我和被假种子坑害的农民大老远从东北跑到北京来,请你抽几分钟接见我们一下就行。”    
    再三恳求,对方依然拒绝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进入农业部大楼。    
    L同志说:“你们的材料我已经看了。现在全国种子的案子很多,找我们的也很多,其实找我们没多大用处。我们说话,还不如当地一个小县长算数。我们只能把你的材料批转给黑龙江省农委去处理。你们回去等着吧。”    
    蒋律师说:“唐维君这个案子横跨三省,已经拖了5年,恐怕只有农业部出面才好解决。”    
    L同志说:“我们作为农业部的一个处,只有几个人,不可能直接办案,只能交地方处理。我会把材料转到黑龙江,你们还是回去找地方政府解决吧。”    
    蒋律师和农民唐维君站在寒风嗖嗖的院门口,与L同志通话整整20分钟,好心的传达室把入门证都开好了,但农业部的大门始终没能进去。    
    12月6日上午11时,蒋律师再次与农业部L同志通话,依然无法得到理解。本来与此事毫无干系的笔者在一旁实在听不下去,于是拿过电话。听得出L同志很烦,很恼火,他的答复依然冷漠:“地方农业部门办的事情,我是农业部的普通工作人员,能管得了吗?干部都归地方任命、管理,农业部只能是业务指导,你们纠缠我们有什么用?”    
    L同志脱口而出的“纠缠”这个词,用得真是妙极了,恰到好处!它不仅揭示了某种作风的本质和极致,代表了某些政府机关公务员嫌老百姓拿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来“找麻烦”的一种极不耐烦的情绪,同时也透露出人们对我国现行体制的弊端之一——县官不如现管——的无奈。如果堂皇而优雅的大机关里没这类“麻烦事”,只有阳光、茶水、晚报、聊天,只有笔挺的西服革履和端庄的会议和公务,再加一点遥远而刺激的来自本·拉登或美国佬准备攻打伊拉克的新闻调料,周末偶尔与三五好友聚聚餐,该是多么惬意和轻松。    
    “纠缠”这个词深深刺痛了我。我不能不表示愤怒,我向L同志郑重指出:“十六大刚刚闭幕不久,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想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冷漠的衙门,你究竟代表谁?!”    
    由此,我认为,本案的严重性及其所具有的警醒意义,已经远远超出农民唐维君个人的悲剧性命运。这就是笔者决定介入此案的基本动因。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1)

    “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十六大报告最后的一句话是何等的激动人心呵!在慷慨悲歌的20世纪,人民和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为的就是这句话所表述的追求与理想。如果一个人大半生都在苦难中挣扎,如今刚刚踏上小康之路并且开始期望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我们是毁灭他的期望,还是为他的追求鸣锣开道呢?当他因为天灾人祸,重新沦于苦难的深渊,我们是鼎力相助还是漠然置之呢?无疑,我们应当尊重每个人生存的权力,尊重他创造美好生活的劳动。毁灭人的幸福和期望,那就不叫共产党!    
    唐维君,今年42岁,他的祖祖辈辈包括他的前半生都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那种饥寒交迫的灾难是我们都知道并且可以想见的。小时候,在黑龙江省呼兰县莲花乡,唐维君勉强上了3年小学,因为饿,因为穷,便早早地扔下书本,下大地当劳力用了。曾因偷吃了家里半块玉米饼子,他让爹打得血肉横飞,因为那是给病中的小弟弟留的。结婚后,住漏雨的土坯房,烧柴草取暖,两口子带两个孩子,继续过着“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清贫日子。除了老老实实地种地打粮,没有别的本事。改革开放了,机会来了,那时还年轻的、有点儿文化的唐维君不甘穷困,瞪一双眼睛到处找发家致富的机会。1987年,举家北迁到黑龙江省北安农场管理局的引龙河农场,包了300多亩地,又流血流汗开了200多亩荒,两口子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庄稼地里。到1995年,唐家已拥有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一套农机具、一辆东风140货车。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让唐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    
    1995年阳春3月,有亲戚来找唐维君喝酒,酒桌上,亲戚拿出地处黑龙江省北部高寒地区(紧临中俄边界)呼玛县政府的一份红头文件(呼政发〔1995〕10号),给唐维君看,说:“有个发财的地方,你去不去?”该文件说:“为调动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及县外人员参与开发利用‘五荒’资源的积极性,加速我县‘五荒’资源的开发利用”,县政府决定拿出招商引资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其中最具吸引力的是第十二条:“承包、租赁或购买‘五荒’资源,5年内免收农业税、统筹费、草原管理费、水资源管理费,缓收土地管理费,从第6年开始按联产承包责任制履行各项义务。”    
    毫无疑问,这是地方政府为外来开发者提供的最为优惠的好政策和“软环境”了。已经初尝改革成果的唐维君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乘势而上”。他相信自己。他是个种地的好把式,玩天玩不了,玩地,他看看春天的雨和云,袖口里就能掐算出秋天的收成来。中国农民是最恋故土的,3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老死田园也不肯离家一步。而唐家又大胆开始了第二次“北伐”。那是1995年6月10日,唐维君和妻子宋家玲,用汽车载着全部农用机械,并带上3位能干的兄弟,穿山越岭,长途跋涉,轰轰烈烈开进呼玛县北疆乡铁帽山四队,在茫茫大草甸子里支起帐篷。他还兴致勃勃拿一张牛皮纸写了“铁丰农场”4个大字,叭地贴在帐篷的木柱上,这就是他一生的灿烂梦想和希望。然后,他开动拖拉机,雷鸣般地开始向茫茫荒野挺进。烈风呼啸而来,饭里掺了砂子;暴雨倾盆而泻,脸盆漂了起来。但无论怎样艰辛困苦,他一家是快乐的,因为他明白,照这样干下去,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一定会像大地尽头的朝阳一样,在茧皮层层的大手上升起。天老地荒,风餐露宿,汗流如注,毒日头扒掉了他们几层皮。机遇属于有雄心和有准备的头脑。为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唐维君拿出全部积蓄并举债近20万元(全是利息较高的私人借款,民间称“抬钱”),又购进一台链轨式拖拉机、两台胶轮拖拉机、一台德国产收割机,还有3台播种机、3台轻耙、一辆北京吉普二手车及其它配套农机具。大片的荒野海洋般翻起层层黑浪,唐维君发愤图强拓荒两年,共开荒3000亩。1997年,地里开始打粮,黄豆、小麦大获丰收,毛收入50余万元。初战告捷,令唐维君大为振奋,他不惜血本,又建了农场场房、库房和数千平方米的水泥晒场、农机具场,农忙时雇工达30多人,“铁丰农场”初具规模并显现出蓬勃的生机。经大兴安岭地区土地评估所评估,唐维君开垦的3000亩地价值56万元,加上他所拥有的价值数十万元的农用机械设备,此时的唐维君俨然是一位新兴的百万富翁了。乡亲们见了面,都半开玩笑地叫他“唐场长”。想想吧,不过数年,一个贫苦农民依靠党的政策和自己的诚实劳动,竟然办起一个机械化的私人农场,并开着北京吉普在田间地头、乡里乡外风驰电掣,我们难道不该为中国、为中国农民遇上这样的好时代和好机遇而额手称庆吗!    
    但是,来开荒的农民们发家致富了,有人瞅着眼就红了。1997年秋,也就是外来开荒户第一年打粮,第一年真正得到呼玛县优惠政策的实惠,北疆乡政府突然决定,对所有开荒户加收“承包费”,并在农民卖粮之际,通过各种手段,将唐维君等许多户开荒农民的“承包费”扣下,唐维君被扣1万余元,没给任何凭据。    
    开荒户们愤怒了,当初呼玛县政府为招商引资制定的红头文件到底算不算数,政策何在?诚信何在?为什么一本好经,歪嘴和尚说变就变?唐维君、吕端臣、陆成军、管玉广等十几户开始集体上访,要讨个“说法”。1998年3月的一天,北疆乡乡长高继有(请注意,这是本案一个重要人物)通知唐维君他们,呼玛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臧士富要到乡里“现场办公”,与上访户直接对话,让农民们都到乡政府会议室等着。寒风呼啸、滴水成冰的季节,农民们老远地顶风踏雪赶来。可县太爷大驾光临,乡政府的头头们当然要先陪着喝一顿。老实巴交的农民只好闷头坐在会议室里抽烟。从中午12时苦等到下午3时,人高马大的臧副县长满脸通红,披着毛皮大衣,威风凛凛地出现了。他显然有点醉意,进门就对农民们说:“各位领导,你们好。有啥事儿,说吧。”    
    唐维君说,当初,我们都是奔着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从全省各地来的。红头文件说,优惠政策5年不变,为什么两年就变了?    
    臧副县长说:“县政府制定了新文件,按新文件执行。”    
    农民陆成军说:“县政府说变就变,不等于把我们骗来了吗?”    
    臧副县长的酒劲儿上来了:“你说骗就骗了,不愿意干就走人!”    
    陆成军说:“当初中国割让香港100年,还是不平等条约呢,中国也得等100年后才收回香港,政府的话怎么能随便变呢?!”    
    臧副县长火了,腾地站起身:“你别鸡巴跟我瞎嘞嘞,愿意呆就呆,不愿意呆就给我出去!就这么定了,你们乐意上哪儿告就告去。”说罢,转身拂袖而去,车屁股扬起一条长长的黄色烟尘。副县长的所谓“深入基层”、“现场办公”就这样宣告结束。    
    唐维君他们又集体上访到呼玛县委,年轻的县委书记态度相当热情,说:“县里制定的政策是不会变的,你们放心回去好好干吧。”但是,说归说,县委书记很忙,许多大事要他操心,管不了太具体。北疆乡政府对各农户的“承包费”照扣不误,拒不退还,没人管。    
    这不过是本案发生前的一个序曲。但它隐隐预示着,当地某些官员和权力机关欺压百姓、坑害人民的一场丑剧,即将拉开序幕。


决死农民的悲惨际遇案件的源起(2)

    1998年4月,北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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