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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理解“祖国”这个词的含义，还是我到了美国之后。那时，我已过中年。身处异国他乡，我深深感受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对我的心灵是一种何等的召唤、何等的支撑。它让你魂牵梦系，时刻都会左右你的喜怒哀乐。只有当我的双脚离开了祖国的大地时，我才会深切感受到与祖国之间血浓于水的不可分割联系。
当我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驾车飞驰，听着车载音响传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声时，会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当我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康涅狄格大街上忽然抬头看到中国大使馆门上悬挂的国徽时，我会喉头哽咽，热泪盈眶；在春节聚会上我们中国留学生一起高唱《我的祖国》时，大家心如潮涌泪如雨下……
在中国时，我对社会问题会怀有种种批判的冲动，就像眼里揉不得沙子。到了国外，听到谁说中国的坏话，我会从心里生出反感，生出愤怒，生出鄙视。就像是对自己至爱的人，我会严厉批评她的错误，但却容不得别人对她冷言冷语，更容不得别人对她恶言恶语！
真的就是到了美国之后，我才更深地明白了祖国的含义，才更清楚地知道了祖国在一个人心中的地位和分量！
一个人，要有什么样的人生阅历才能理解祖国的概念啊！更别说一个人要修炼到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境界是如何之难！
我们这些“过来人”应该知道，爱是分为层次的。爱父母，爱兄妹，爱家庭是一种爱，爱花草，爱动物，爱大自然是一种爱，爱祖国、爱人民这应该是爱的更高层次了。孩子怎样才能渐渐走到这个层次？
我们想一下子让孩子达及这样的境界，似乎显得有些匆忙了，我们似乎忽视了教育的循序渐进的过程，甚至忽略了一个人生长的客观进程，而当我们硬要超越人们认识的客观进程强行实施教育上的跳跃时，我们就会在孩子们的脑海中留下空白。教育的空白只能造成无知。
“祖国”、“人民”，这些我们要让孩子们去爱的对象，对于生理和心理都处于只能通过直观感受认知世界的孩子来说，无疑是太抽象了！抽象的东西，对于孩子来说就不容易被认识，就难以知道为什么要去爱它的原因，因此就可能爱不起来。或者嘴上说爱，心里并不知道怎么去爱。
我们不如先引导孩子们去爱他们能够看到、能够感受到的具体的对象，比如他们的亲人、老师、同学，甚至他们身边的花草树木、小鸟小狗，让孩子们从珍爱生命开始学习爱。
我想，我们目前这种对孩子的道德教育的粗疏方式，与一个进了清华大学并且已经读到四年级的大学生可以在动物园里用硫酸去烧熊，一个进入教育学院已经两年不久就要为人师表去“传道授业解惑”的大学生为了自己的脸面就杀死同学之间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
教会孩子们“爱”，是一个点点滴滴、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工程！
美国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度，在这个国家里，“爱”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对孩子“爱”的教育，最初也不是通过宣讲《圣经》入手的。在美国，我注意到，老师会组织孩子们去观察蜂鸟。告诉孩子们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有许多奇异之处，它的翅膀每秒钟可以扇动50～75次，它每天要吃进相当于自己体重两倍的食物，它从头到脚都长着闪烁异彩的羽毛，头部有细如发丝、闪烁着金属光泽的丝状发羽，颈部有七彩鳞羽，腿上有闪光的旗羽，尾部有曲线优美的尾羽……
当孩子们通过望远镜，通过图片资料对蜂鸟发生了极大兴趣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孩子们，这样小小的生命是多么脆弱！为了让它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有食物，有住处，我们需要关照它们，于是，老师告诉孩子们，应该爱护野外的花草树木，因为这些野外的每一朵花都可能是蜂鸟的粮仓。当然老师也会告诉孩子们，人类活动已经对蜂鸟造成了威胁，于是就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附近的树上安放喂养蜂鸟的一种专用的喂食器。几天后，当孩子们看到向喂食器聚集而来的蜂鸟时，欢呼雀跃，这时老师会不失时机地告诉孩子们，就是因为你们放置的这些喂食器，让蜂鸟有了食物，它们可以更好地生存，可以繁衍后代，炎热的亚利桑那沙漠间也就会有更多的美丽的蜂鸟了。
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就是被这样的故事感动的，他们不仅去听，去看，而且参与其中。孩子最初的爱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的。
记得儿子10岁我刚刚把他带到美国的时候，他特别喜欢钓鱼。谁没有爱子之心啊，好，给他买渔具，再办理一个全年的钓鱼执照。每天傍晚，带他去湖边钓鱼。
可能是因为平日钓鱼的人太少，美国的鱼都特别傻，还没有生出对人类的戒备心。刚刚把鱼饵投入水中，鱼就开始咬钩，摇着线轮一收线，水中的鱼飞也似地追逐着鱼饵，如果把线收得快一些，鱼有时甚至会像飞镖一样蹿出水面。此时，儿子一边收线一边兴奋得大呼小叫不能自已。看着孩子在夕阳映照的湖边一站就是两小时，我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这么贪玩的孩子可怎么办？他是否知道他在美国要走的路有多漫长，多坎坷？
后来我回国工作了，儿子在美国上了中学，我知道他学习用功，于是想方设法督促他多去室外活动。一天，我从互联网上看到美国市场上正在出售一种新的名为“直升机”机动鱼饵，号称可以轻而易举地钓到更大更多的鱼。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儿子，让他去买一个。
儿子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那鱼可要倒霉了。”接着说：“我已经不钓鱼了。真要把动物杀光，人类在地球上也就成了幽灵。”
儿子养了一只小花猫，非常喜欢它。他这只猫的本事可谓了得！有一天竟然将一只小鸟给逮着了，这家伙并不急于把“俘虏”立即处死，而是不断地戏弄它，当儿子发现时，小鸟已是遍体鳞伤了。儿子赶紧将小鸟从猫口中救下，精心地为小鸟做了个窝，然后到互联网上查找有关小鸟种类、习性和喂养的知识，打电话向当地的兽医询问给小鸟治伤的方法，自己跑到药店去给小鸟买药。此时儿子已上大学，学习如此紧张，可是，他坚持护理着这只小鸟，几天后，小鸟的伤渐渐好了，儿子捧着它走进树林，看着它飞向远方。
我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接受了美国人普遍拥有的生态保护意识，我相信是美国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力量。他们成功地造就着信奉美国价值观念的人。
遭遇美国教育遭遇美国教育（11）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教育能教会我们的孩子面对一只翅膀受伤的小鸟，面对一颗被拦腰砍断的树木，感到震动而不是无动于衷吗？如果在我们对孩子的品德教育中没有设计这样的运行程序，我们就难以企望他们对人类的不幸有足够的敏感，有真切的同情，有肯于为他人、为社会作出奉献的心底的冲动和神圣的责任心。
我有一位同学在一所著名大学的新闻学院当老师，教授“采访写作”。她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在课堂上，她满腔热血地向学生们灌输着对社会负责对公众负责的职业新闻精神。有一次，她布置学生去了解下岗工人的状况，没想到一些学生公然拒绝这个作业，甚至毫不掩饰地对她说：“老师，我们对下岗工人没有兴趣。”
“为什么？”我的同学感到不可思议。
学生说：“他们不是社会的主流人群。”
我的同学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感慨地说：“没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没有忧国忧民的精神，怎么能当新闻记者！”
面对已经进入大学，在思维观念上已经基本成型的青年人，一个大学老师要花费什么样的气力才能改变他们？一个人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是在大学时代开始培养的吗？我们是否感觉到对孩子们幼年时期的道德教育存在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感觉到孩子们精神世界中已经存在的危机？
我时常在想，我们的孩子面对弱者，面对苦难者，面对需要帮助的人能够生出真切的同情吗？我们的孩子面对社会的苦难、民间的疾苦能够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吗？如果他们不能敏感地觉察别人的痛苦，不能觉察社会的苦难，那么还奢谈什么责任，什么奉献？让孩子们在课堂上去背诵和默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古训还有什么意义？
有一次我和《北京日报》的副总编辑郑京湘女士聊天，谈到现在的年轻记者的素质，郑京湘感慨地说：“专业技术上的差距还可以通过训练弥补，让人感到难以补救的，是记者职业需要的社会责任感。一个记者，本事大小暂先不说，如果对老百姓的疾苦没有切肤之痛就不好办了。甚至你告诉他了，他还是无动于衷，就说明一种职业品质的缺陷。如果一个年轻记者热衷的是一个事件一夜成名，这怎么能当好记者？我看，大学新闻系的学生应该去当志愿者，去养老院、去社会福利院，为弱势群体服务，为社会公众服务，强化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我心中暗感惊异，这位职业新闻人，面对中国青年道德修养状况的忧虑所寻求的出路，与美国教育青少年的方法竟然不谋而合。我相信，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之间有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我们的政治教育中，很长时间以来，对“同情心”一般是持批判态度的，我们会把它斥为“小资情调”，认为同情心这种东西与从根本上解放劳苦大众的宏图大志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我看过一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颇有些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作者弗兰尼斯基在分析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时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走出他的家庭背景而拥抱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伟大的同情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看了马克思早期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这类文章，才知道青年马克思对德国农民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怎样推动他百折不挠地去探求世间真理。
恩格斯原本是一个工厂主的儿子，然而他也没有承袭父业，同样成为共产主义学说的奠基人，追寻其原因，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稍微认真地看一下他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描述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悲惨生活景况的著作，我们就能确信这一判断。如果说外国的情况特殊，我们也可以想想我们的前辈，周恩来，邓小平，不也都是在旁人看来，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为穷苦人争天下的人吗？认真看几篇记述他们早期生活的文章，就能知道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怎样作用了他们的人生。
怎样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也一直是让美国人大为头痛之事。
1999年9月美国《新闻周刊》就“美国教育十大问题”展开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发现26％的美国人认为，青少年道德品质滑坡是美国教育的首要问题，这个比例远远高于其他九个问题，显然，即使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美国，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教育问题也被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
在美国，青少年暴力、吸毒、早孕、盗窃等现象普遍存在。据1999年美国“约瑟夫道德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全美有1/3的高中生曾携带枪支上学，打群架的中学生人数比十年前增加了一倍，校园内学生开枪射杀师生的暴力惨案有增无减，比1979年增加了一倍。1999年4月20日，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两名高中生开枪射击27名师生的悲惨事件给整个美国笼罩了阴云。
克林顿总统执政时期的美国教育部长赖利十分肯定地断言：“美国在21世纪的成功，取决于青少年良好的文化知识和道德水准。”
自1996年起，美国联邦政府每年拨款270万美元，资助全美数十所中小学校创立青少年“品质教育”的样板。美国教育部还专设“蓝带奖”，每年对为青少年品质教育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约二百六十多个单位）予以表彰、奖励。各州政府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与法规，要求所在地中小学试行“道德品质教育”课程，不少州政府还设立专项经费，培训政府官员、校长和家长，协助推进青少年“品质教育”实验活动。目前，约有二十多个州的立法机构颁布了有关法规，规定在基础教育阶段推行青少年“品质教育”课程。
为了推进对青少年的道德教育，近十多年来，美国各地建立起一些专门的组织和机构。“重视品质同盟会”和“品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