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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悲剧否定了这种养老模式。
我们晚年的幸福，除了我们自身的努力之外，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关爱。其实，社会化养老是一种更为先进、更为人道、也更为自主的养老模式。老一代人，用他们的青春为今天的社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后一代人动用社会资源，建立一整套科学而有效的老年保障体系，是一个社会快速发展与和谐运行的重要体现。为了让老年人安全幸福地度过他们的晚年，社会应该为老年人提供专门的医疗体系、娱乐体系、教育体系、住宿体系、生活用品供应体系、心理咨询体系……使老年这个弱势群体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
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走出悲剧的宿命。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6期）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1）
⊙胡传永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中相当多的人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自杀的青苇，被杀的韩桑，失踪的袁芹，疯掉的柏家芸……一个个都是那样的年轻！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乡下女孩要遭受如此厄运？
城市的高楼在不断耸立，经济在不断发展，然而一批农村少女的青春呢？一个庞大公民群体的自尊和一个民族的灵魂呢？同样是女性的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这篇含泪带血、充满悲愤与深情的真实描述，是否会唤起我们良知的一次苏醒抑或是心灵的一次震颤，从而使我们对这个如今已熟视无睹的群体投以应有的同情与关爱呢？
那天我和莽汉一道去青岛，早上起迟了，赶到合肥火车站时，上午9点的快列已经开走，只好等乘晚上8∶20的夜车了。将近10个小时空当，我们百无聊赖地在候车室和广场上两头徘徊。傍晚时分，广场上的人多了起来，我找了块干净的水泥凳坐下，打量着盘桓在周围的男男女女，看他们的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猜他们的身份身世何去何从。突然，一双手引起了我的注意。这双手先是轻轻地搭在一个坐离我不远的中年男人的肩上。这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个走南闯北的生意人。他看见这双手落下时，见惯不惊地抬头笑笑，然后便若无其事地抽起烟来。这双手便又慢慢地往下滑，滑到臂弯里，顿了顿，就无所顾忌地顺着男人肋下摸捏。这时男人开始和她讨价还价。然后这双手拎起男人的行李领着男人走开了。
是的，这是一双卖淫女的手。一会儿，又有一双农家女的手在广场的另一角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两个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拖着两架行李向我坐着的水泥凳走过来，她赶忙迎了上去。男青年坐下了，她站住了。
问：要不要去那边歇会儿？
答：不要。
问：二位去哪儿？
答：去哪儿关你甚事！
劝：很便宜的，床铺也干净……服务包你满意……
答：滚！
僵持了一会儿，这双手又如那双手一样也往一男青年的肩上搭，可这里还没挨上，男青年便一骨碌站起来，扬手打了她一个耳光，然后拉着他的伙伴拖着行李一起走开了。她抬起脸向四周瞟了瞟，我没来得及调过头去，和她的目光撞上了。她突然冲我吼道：“看什么你看！妈的×！惹你好笑啦！”吼完转过身去，顺手在自己脸上擦了一把，随后又装成系鞋带的样子，蹲下来，将本来系得好好的鞋带松开了又系上，松开了又系上……系鞋带的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两行泪珠个搭个地滴在这双颤抖不已的手上。
广场上的这两个乡下女孩，如何再能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了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的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带着这些困惑，我从青岛回来的第二天就去了乡下。谁知牵了藤子扯出瓜，走访的结果令我大吃一惊。一座座看似美丽的村庄已变得人烟稀少，许多农田遭到了荒芜，由于贫穷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农民们不得不背乡离井成群结队地涌进城市打工以寻求一条新的生路。城市向农民敞开的并不是两扇公正的大门，而是一口须弯了腰碰破头才能挤进去的小洞。在此过程中，农民们被打碎的不仅仅是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固守着的观念和习惯，同时还有他们最为看重的人格和自尊。而牺牲最大、付出最多、受伤最深的依旧是一直不得不作为弱者生存在男人社会里的乡下女人。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需要贱民（原谅我用了这个不恰当的词）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她们在历尽艰险后又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或自杀或他杀或失踪或伤残或堕落……
在一年多的采访调查中，我接触了无数双浸透了太阳和泥土颜色的手，并通过这些手，听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有关乡下打工妹的故事……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2）
这是一段来自官方的报道：我市农民外出打工始于80年代初，至今已有近20个年头。据此次调查统计，今年我市农民外出打工总人数达102万人。全市188个乡镇和1个办事处3 342个行政村几乎都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少则几十人，多则上千人，有的村青壮年劳动力全部外出，有的举家外出……全市目前耕地抛荒面积已达267万亩，占耕地总量的4％。我们在此次调查中发现，实际土地抛荒面积比调查统计的情况还要严重，如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37个农户，男女劳力全部在外打工，致使村民组仅有的107亩耕地全部抛荒……”这段文字摘自2000年12月13日《皖西日报》头版二条登载的一篇题为《对我市农民就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的调查报告，作者为六安市市委副书记。这篇调查报告运用了许多由统计部门提供的有关数据和通过官方渠道调查得来的一些事例，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全市农民外出打工的基本情况，这是我在报纸上所能读到的能用数据和事例说话的少数文章之一。然而，作者对于农民们为什么要外出打工，以及外出打工者的有关现状和许多问题，没能作到更深层次的调查和思考。他认为农民们之所以要离开土地外出打工完全是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他在这篇文章里写道：“打工成了我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和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并强调：“要继续组织劳务输出，进一步开辟区域外就业天地。”读到这篇文章之前，围绕农民打工特别是外出打工妹的有关问题，我已在乡下跑了一年多的时间了。遗憾的是，我所耳闻目睹亲身感受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
2001年正月初六，也就是在看到这篇文章一月后，我带着既是劳动力过剩为何土地又全部抛荒的疑问和准备重新认识加深理解的想法，去了裕安区城南镇樊龙桥村新桥村民组。那天，天下着小雨。下了车，我打着伞沿着新淠河的堤坝照直往前走。正月初六按说已在初春了，初春的田野应有葱黄绿的意味了。然而，堤坝下的田地里不是长满了荒草就是裸露着光脊的泥土，眼前的庄稼地一片萧条景象。三五一群的农民，背背驮驮的，已走在去打工的路上了。大年初六就丢下了家中的儿女，丢下了堂上的父母，也丢下了地里的庄稼，一走就是一年。一年后有的携了三百多个日日夜夜所挣来的血汗钱血泪钱回来了，有的却永远也回不来了，有的虽然回来了，灵魂和肉体却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残。
坝下出现了一溜农家，有新砌的小楼，也有破旧的茅舍，我挑了座屋前养有鸡鸭屋后辟有菜园的三间平房走了进去。“家里有人吗？”“有哇——您来了！请坐。”一位年轻漂亮的农家女，一手抱着个吃奶的孩子，一手端过板凳，用围裙在板凳上掸了掸灰便招呼道：“坐吧，我给您泡茶去。”“你该问问我是谁，来这里干什么。”“您是谁呢？城里人呗！大正月的，上门的都是客，孬问就见外了，坐吧坐吧。”“孩子他爸呢？”“在里屋收拾哩，明天我们就要去上海打工了……”
“带着个吃奶的孩子？”女人“嗯”了一声，是那种表示否定的“嗯”字音，然后低下头不吱声了。过一会儿她抬起头来，我看到她的眼圈儿红了。她吸了一下鼻子说：“她（指怀中的孩子）得丢在家里……才七个多月……可没办法，去年公公生病、死，借的钱上半年得还清……”
一杯茶没喝完，女人也没走开，我的身后突然围上了好几十个人。他们一阵嘀咕之后，一个年轻的男人站过来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市里派来了解情况的？是官还是记者？”
我赶忙否认他们的猜测，然而，我越是否认他们却越坚信不疑：“您肯定是上面派来的，要不然大正月的，天又下着雨，人生路不熟的您来我们乡下做甚？”说着，他们又相互商议起来：“……对了，这叫暗访，电视上放过的，搞暗访的记者大多都是好人，快把我们的事跟她讲讲，快讲讲，不讲就没机会了……”
我在替自己极力辩解的同时，也为这些善良无助的乡亲们感到难过。据他们反映，他们村民组的耕地有一小半都被镇政府卖给了城南中学，他们失却了部分土地，而摊在他们头上的各种费用却有增无减。他们从去年春上就开始上访，反映他们耕地被出卖负担过重的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让他们等候处理。年前，他们又群体出动去了区政府，信访办的人答应：等过了年派人去调查了解后再说。不曾想我这个不速之客让翘首盼望处理结果的农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我就是区政府派来“再说”的关键性人物。一双双焦灼的眼睛看着我，他们的手上还拿了一个个小本本，高低要我看看他们的“账”。
“这是收……看看，我都记上了，稻麦棉豆……鸡生蛋我也记上了，卖了几把香椿头我也记上了……这是支，看到了吧，好多项！我们也挨搞昏头了，哪些是该缴的，哪些是不该缴的……小计、合计在这呐，看到了吧，倒挂！包不住呀……”倒挂就是支大于收。问到他们为什么都要出去打工而让土地全部抛荒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还用问吗？这地还有甚种头？”
就在我快要结束采访时，一位大嫂突然挤过来一把拉住了我：“您给讲讲，我家菜花还能回来吗？还能回来吗？她甚时能回来呀！”说完坐地大哭，拉着我的手仍然没松。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搞得不知所措。幸亏那位漂亮的农家女过来解了我的围，她劝开了那位大嫂，然后告诉我：她的女儿菜花六年前去南方打工，开头几个月直朝家里写信还寄过钱，后来就没了音信，托人去找，哪里找得到！她想女儿想的，变得疯魔了，见到陌生人就乱打听。
从新桥回来，我又去了孙岗镇上郢村。这也是一个男女劳力全部外出打工田地全部抛荒的村庄。村支部书记韦立仁一见面就向我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李长发的老祖母死了，按当地风俗，抬棺材的人得有8个人才行，而这8个人又必须是年轻力壮的男人，上哪儿去找这8个男人呢？上郢、中郢、下郢都找遍了，才凑齐5个老弱病残的成年男人，剩下的3个只好让年龄在10岁多一点的小男孩顶了。如果说新桥由于耕地被卖确实存有劳动力过剩现象，农民们不得不外出打工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上郢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上郢村民组191人，人均16亩耕地，这么多的田亩，就目前农村的耕作方式和方法来说，劳动力不可能过剩。让田地全部抛荒的原因究竟何在呢？韦书记向我派了这么一笔细账：100斤稻子45元，亩产按800斤算360元，投入工时每天按8元钱算账，就得去掉160元，还有化肥种子等加一块又得去掉几十元，上郢地处江淮分水岭，易旱，打水钱又得去掉几十元，七折八扣的，平了。还有上缴怎么办？
走近打工妹乡土的诉说（3）
在我采访快要结束时，他还讲了这样一段令人痛心的话：“我马上也准备戆了（戆为六安土话，走的意思），这个书记我也当够了……我成天面对的都是和我贴着筋骨连着肉的左邻右舍们，我成天要干的呢……要啊，收啊，搜啊，夺啊……有的村为了催上缴，还成立了突击队、攻坚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