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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黑和塞尔维亚的祖母们将边喝下午茶边解决分歧，墨西哥和美国的祖母们将监督孩子的收养，欧洲的祖母们将就边界和货币问题达成一致，而亚洲的祖母们将分享折纸艺术的奥秘和健康饮食秘诀。
假如让祖母们来管理，这世界到了夜晚将更容易入睡，离乌托邦也更进一步。奇特伍德祖母永远不会支持大屠杀、第一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波斯湾战争。任何无愧于她那个称号的祖母都不会想到绑架人质、击落飞机和制造战争。她忙着照顾家务，服务社区，到晚上用故事和祈祷让每个人安然入睡。一个祖母的勇气正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美好生活中。
假如让祖母们来管理，这喧闹而疲惫的世界可以有许多改善。休厄尔妈妈总是这样问候我们：“我的拥抱在哪里？我的亲吻在哪里？”她挥手与我们道别时总是轻声说，“做个好梦”，“多保重”，“给我打电话”以及“我爱你”。请你想一想，这是结束任何谈判的一个不错的方式。
作者：希拉·S·赫德森
（Sheila S。 Hudson）
“好主意”公司创始人，自由撰稿人，演说家，妻子、母亲、祖母，文章收录在《上帝为男人精神提供的维生素C》、《使教育更上一层楼》、《Casas por Cristo：边境故事》和《人生游戏小手册》。她是《基督教标准》的专栏作家，并经常为《守望者》和《阿森斯杂志》投稿。
智慧点滴积累故事四：你有多聪明
你有多聪明
HOW ARE YOU SMART？
我一直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当其他十几岁的少年们陷入高中生活的时候，我却发现它沉闷无趣。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反叛少年；我只是发现上高中毫无意义。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我需要学习高等数学，我甚至连低等数学都没学好。我同许多成年人谈过，他们承认他们在高中学的东西有一半根本用不上，另一半被忘得一干二净。我痛恨大多数课，讨厌按长幼尊卑排序，鄙视在压力下顺从。 我的父母不得不同辅导员们谈了不止一次，他们的话都是相同的。“她在上数学课时看书，自然科学课逃课。她对什么都不专注。按她的考试成绩，她应该受到惩戒。但是她哪门课都不及格，除了心理学和创意写作之外。”
“我喜欢这些课，”我记得我嘟囔道。
“你不必喜欢这些课，你必须得去学。”
不，我不学，我想。好吧，……或许我是个反叛的孩子。
但是我有自己的目标，我的目标与学校无关。我的目标之一是，在我25岁之前读完我能够找到的每一本古典文学作品。我还想更多地了解马，得到助理护士执照以便能够照顾老年人，写一本关于俄勒冈东部自耕农场的书。我想学习写诗，并成为研究兴旺的20年代的专家。因此，在离十二年级结束还有6个月时，我退学了。
我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激动。我自由了！我可以自由地学习和钻研这世界所提供的一切。我想展开我的双翼，飞翔。
但是我的结局是，翅膀被碾碎。
“你永远也不会有出息的。”
“我太失望了。”
“我妈妈不希望我再同你出去玩。”
“我没想到你会中途退学。”
中途退学。退学等于失败。
几年来因为在学校常考不及格所导致的少得可怜的自尊心，在我离开学校的第一年就丧失殆尽。我使得人们以一纸文凭为标准来给我下定义。我知道他们都错了。我知道我比许多得到文凭的人教养更好，但是我厌倦争辩。
那年，我丢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我开始对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产生怀疑，并且由于这个原因，结果我又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决定。我与错误的人结了婚，搬到了错误的地方，干上了错误的工作。
到23岁时，我已穷途末路，无限悲伤。每次填写求职申请时在高中文凭一栏中标明“没有”时，我就胆怯畏缩——我知道人们会对我加以分类和归类。我用参加聚会和酒精来掩盖自卑，并放弃了寻找那个离开学校从头学起的无所畏惧的女孩的希望。
但是，我还是找到了。
我离开了我那酒鬼丈夫。我遇到了一个能发现在受惊吓的孩子背后潜藏着智慧女人的男人，并与他结了婚。
嫁给他是我几年里做出的第一个明智决定。我沿着这条道继续走下去，选择要了两个孩子。我现在走在上坡路上！我的信心与日俱增，当孩子们到了上学年龄的时候，我非常想在家里对他们进行教育。
记得那天深夜，我小声向丈夫说出我的渴望和怀疑。
“我很想，可是我应该这样做吗？”
“你应该这样做，”他也小声地回答。
“可是我行吗？”
“你行。”
结果，这成了我们能做出的最好决定，为了孩子和我自己。
我使我们小小的学校成为迷人的学习之地。他们学数数的时候，我仔细看着；他们学习阅读的时候，我充满喜悦。我们研究印第安人和边疆居民时，就动手做陶罐、缝（假的）浣熊帽子，并参观各个博物馆，见识边疆居民使用的武器。我们学生物学的时候，就去寻找海星、螃蟹和在蓄潮池里生长的奇异植物。我们在自己家的小池塘里养了蝌蚪，带着欣喜的心情观察它们如何长成完整的小青蛙。我们常常在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孩子们都能叫出图书管理员的名字了。这使我想到图书馆总是对我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我们现在是那家图书馆的义工，帮助登记图书，将它们放到书架上，还参与组织特别活动。
渐渐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不仅重新激发了对学习的热爱，而且还重新获得了自信，相信我能够学习和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在对孩子们的言传身教中，我希望把这同一份珍贵礼物赠予他们。我希望他们知道，不管一个人接受哪种学校教育，教育是你必须自己来做的事，而不是由别人来为你做的事。
有一次我们在公园里，我碰巧听到我的儿子与另一个男孩的对话。这个男孩问我的儿子在哪里上学。我的儿子回答说，他上家庭学校。
“我妈妈说，如果你没有高中文凭，你就做不成任何事，”这个男孩嘲笑他说。
“不，我能做成，”我的儿子纠正他。“看看我妈妈，她就没有高中文凭，可她可以做许多许多事。没有文凭并没有难倒她。”
我回想我所学到和做过的一切，我的孩子们是多么优秀和聪明，我选择的事业是多么成功。“是的，”我轻轻地说，“这没有难倒我。”
作者：特里·布朗
（Teri Brown）
是一名自由撰稿人和家庭学校发起人，她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居住、从事园艺，并通过家庭学校教育两个孩子。
智慧点滴积累故事五：寻找圣诞节
寻找圣诞节
FINDING CHRISTMAS
“妈妈，我打电话是要告诉你，今年圣诞节我不回家。”
我的心一震！这将是我们家35年里第一个没有团圆的圣诞节。我们怀孕的女儿预产期在12月29日，她想同丈夫在自己家过一个安安静静的节日。现在，我们的儿子又打来电话，说他所供职的航空公司最近给他晋了级，这使得他在客运繁忙的节日期间不能抽身。
对我们家来说，圣诞节非常重要。我们为圣诞节而生活。一年到头，我都在采购圣诞节礼物。感恩节一过，我就开始陆续烤制馅饼、小甜饼和面包，最后将它们涂上一层巧克力。圣诞节前夜，我们吃自助餐，并打开一份礼物，庆祝活动由此开始。圣诞节早上，我们打开余下的礼物，接着享用一顿家庭早餐。当天晚上，我们又开始庆祝节日，吃火鸡、玩棋盘游戏，期间不时传出朗朗笑声。
那个星期晚些时候，我和丈夫鲍勃情绪低落地商量着圣诞树、装饰品、小甜饼、馅饼、火鸡、自助餐和礼物的事。我们决定，今年我们将放弃节庆筹备，改在外面吃晚饭——这是我们自孩子出生以来的第一次。
鲍勃突然之间显老了。有时，他长叹一口气，眼睛盯着某个地方发愣。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我发现自己没有了往昔的过节热情。我心灰意懒，好像失去了亲爱的人。毕竟，人们都说，没有家庭的圣诞节就不能称其为圣诞节。杂志上描述家庭团聚的字字句句令我们窒息，电视上播放着相爱的人共度佳节的欢乐场面。但是今年，没有人来同我们一起过节。没有人。我们失去了圣诞节！
12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女儿打来电话问：“妈妈，你在干什么？你的冰箱里是不是塞满了好吃的东西？”
我伤心地告诉她我们的计划。
“我们出生之前，你和爸爸是怎么过节的？”她问道。
直到那时，我才回忆起从前的日子——当时我们新婚燕尔，没有什么钱，所住的地方离娘家2000多英里。突然，我一阵激动！为什么我们不能在没有孩子们的情况下过一个欢乐的节日呢？毕竟，我们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我还可以做糖果和小甜饼，然后邮寄给他们——给他们家的感觉。我知道，今年过节他们比我们更不容易。我在壁橱里翻找装小甜饼的罐头，原先自私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
鲍勃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用圣诞节彩灯勾勒出房子的轮廓。不久，肉桂和豆蔻的香味在我们的屋子里飘散。我们从院子里的松树上折下树枝，围在房子外面。
圣诞节前夜终于到了。我和鲍勃吃着自己准备的自助餐，然后打开了一份礼物，坐在炉火前，欣赏着宾·克罗斯比的圣诞歌曲唱片。
在午夜的弥撒活动上，年轻的牧师站在一品红和松枝簇拥下熠熠生辉的圣坛前，他的话令我心动。“不要畏惧，看那，我给每个人带来了无比喜悦的好消息……”
圣诞节早上，我们打开了礼物，并开始烹制火鸡。黄昏时分，我们手拉手穿过草地，在一片恬静的氛围中，看星星一颗颗点亮。五彩缤纷的灯光照亮了我们的小区，一阵阵柔和的微风拂过冷杉树，邻居家的壁炉中升起的轻烟带着给人慰藉的味道弥漫在天空。
我们没有失去圣诞节。它一直就在那里，在寂静的圣洁之夜等待着我们。 作者：洛伊丝·埃里西·普尔
（Lois Erisey Poole）
《围绕月亮的光环》一书的作者。她通过稿件辛迪加在全国各地发表作品。许多全国性出版物都刊登过她自由投稿的作品。她每周为《安蒂洛普新闻报》的一个专栏撰稿，并且是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一位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她还开了一门写作课，指导学生如何纪录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一：周年贺卡
周 年 贺 卡
THE ANNIVERSARY CARD
我听说感情笃深的夫妇可以发现对方在想什么。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梦想过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当我成了一个女人的时候，我在我所嫁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它。我们彼此心照不宣。他说出的是我要说的话。他给我打来电话时，我也正要给他拨电话。我们甚至在许多个晚上做相同的梦。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份特殊的礼物，我们对它珍爱有加。然而，随着我们结婚7周年的临近，我们的关系开始有了变化，我们觉得相互之间越来越有距离感。
有一个方面实实在在反映了这种距离感，那就是我们很少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我丈夫每天早上黎明之前离开家，在路上花一小时到他供职的公司，上完8个半小时的班，然后驱车一小时回家。我们在家门口匆匆吻别，因为我要赶去上全职的夜班。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受益于这种工作时间安排，但是我们的婚姻却因此蒙受损害。
我们每天通电话，但是对话变得像照本宣科和迫不得已。
“一路上开车情况还好吗？”我问。
“还行，像平常一样。”
“路上堵车吗？”
“不太堵。你的夜班怎么样？”
“很好，没有特别情况。晚上你想吃什么？”
“无所谓，随你的便。”
我们继续这样的闲聊，直到他的同事来找他，或者孩子们来找我。
我怀念我们过去常常进行的那种讨论。我们已经不再谈论新闻或政治——我惟一知道的时事是芝麻街每天的信。我们不讨论他的工作，因为老板听得见。我们也不评论书或电影，因为我上一次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