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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夏言升官晋爵，以示殊宠，并破格把他擢为侍读学士。此官虽不是太高，但得以时常面见皇上，属于高级秘书那种人。夏言为人仪表堂堂，口齿伶俐，进讲之时琅琅而言，一派道骨仙风，很让嘉靖帝欢喜。
从朝野两方面讲，张璁先前兴“大礼仪”搞事，得罪人无数，独霸朝局，与桂萼联手整治异已，又结下无数梁子，在许多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气势熏炎的“黑老大”。夏言扬眉剑出鞘，无知者无畏，敢于与当朝首辅叫板，大家都倾心于他独行侠般智斗张璁的勇气，根本没人去想这位夏爷要皇帝进行“天地分祀”其实也是拍马屁。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待张璁知晓了什么叫做“小不忍则乱大谋”，朝议清议已势如潮水，老哥们感觉到自己失去皇上眷顾，只得悻悻然辞去，退休回家。这是嘉靖十四年的事情。
张璁虽去职，并未惹嘉靖帝深恨，毕竟他是这位皇帝初入皇宫时最得力的依托者。嘉靖十四年，张璁患重病，皇帝还不时遣宦官到其家中送医送药，并赐皇帝自己平时服用的“仙丹”。又过三、四年，张璁终于病死于老家。嘉靖帝闻之震悼，认为这位臣子当初能“危（已）身奉上”，定其谥号为“文忠”，追赐太师。
张璁一去，按顺序阁臣翟銮升居首辅。夏言于转年入阁，以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身份参预机务。虽然排名在他前面的有崔銮和李时，可夏言如日中天，翟銮又是一个像皮图章加橡皮泥一样的官场“老好人”，因此，实际主持政务的非夏言莫属。
经过“大礼仪”、杨一清主政、张璁执政，再至夏言入阁，一系列的政治斗争，牵涉无数人员的利害关系，时而制衡，时而联动，派系和山头林立。当一个朝代趋至鼎盛后，政治中心内部肯定会因权力分配滋生门户党争，量变、质变，最终侵蚀王朝的机体。
夏言当了实际的首辅，他又是江西人（贵溪），同为老乡的严嵩自然感到了机会。在中国，同乡情谊是所有官场关系中最易结攀的条目之一，“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阎锡山的老乡“政治”，其实是两千多年中国政治的具体而微者。此时的严嵩，经过官场多年历练，读书人的散淡早已凝结成趋炎附势的势利和“臣妾意态间”的柔和。低眉顺目加上老乡之间交谈中的亲切乡音，使夏言这样一个从中下级官员直窜入阁的性格执拗之人一见倾心，刻意对严嵩加以提拔。不过要注意的是，不是老夏提拔小严，而是小夏提拔老严。严嵩从进士入科方面讲是夏方的“前辈”，比夏言早四科，入仕当然早得多。而且，从“成绩”方面讲，严嵩是那一届进士第五名，夏方的排名在他那一科一百多以后，如在“学历”方面比，夏言要差严嵩好多。但机遇不同，命运不同，严嵩入仕正值正德年间，一下子就耽误近十年。夏言出头就打“纸老虎”张璁，一下子深得帝眷，后浪新人，反居其上。
嘉靖七年，严嵩以礼部右侍郎的身份奉命祭告皇帝生父“兴献帝”在安陆的显陵，回奏时大称在当地看到的数项“吉瑞”之兆。好吉兆的嘉靖帝大喜，升其为南京礼部尚书。严嵩本人虽然不在政治中心，但他在新帝心目中的印象一直特别好。
由于欣赏严嵩对自己诚惶诚恐，恭顺有加，夏言便把这位老乡搞到北京荐拔为礼部尚书。听上去是部长级别的官员，其实当时也可有可无的角色，替夏言这个“国务总理”打杂而已。但“打杂”弄不好也出事。嘉靖十七年，严嵩差点惹火上身，激起皇帝的恼怒。这年夏天，嘉靖帝心血来潮，又想让自己生父兴献帝像正式皇帝一样称“宗”，把神位迁入太庙供奉。当然，过场还要做，他就把此事下礼部集议。此时的严嵩精神上还残留些书生正气，知道张璁先前“大礼仪”之举在朝野留下“媚君要宠”的骂名，但如果明白反对，肯定官帽不保。好歹在官场混了二十多年，严嵩想打马虎眼，上疏言事时模棱两可，与礼部官员议事时也推三阻四，想以“拖”字诀把事情搁置下来。
嘉靖帝眼里不揉沙子，大恼之余，勤奋创作，亲写《明堂或问》一文，遍示群臣，气急败坏地书面质询大臣们“为何朕爹不能入太庙？”
严嵩吓坏了。惶恐揪心地节骨眼，毕竟转舵快，他立即表明自己支持皇帝生父入太庙的立场，并详细考订古制，撰写入庙礼仪的每一个步骤和细节，从优从崇，使得“入庙礼”盛大而隆重，终于博取了嘉靖帝的欢心。
礼成后，严嵩获赐金币，深得皇帝眷宠。一不做，二不休，严嵩又上疏，建议“尊文皇帝称祖（朱棣），献皇帝（嘉靖生父）称宗”，皇帝采纳，朝廷下诏，尊太宗文皇帝朱棣为“成祖”，嘉靖生父献皇帝为“睿宗”，这个王爷生前只是王爷，沾了儿子与严嵩的光，死后得以进入太庙与明朝诸帝一起大吃冷猪肉。
此次以后，严嵩铁定心要以皇帝为指南针，知道所谓的“正直”是不能升官的累赘，“清议”如同凉风吹过后就无用处，惟有皇帝的眷念和呵护才是脚跟立稳朝堂的最佳保险。
嘉靖帝生父神主入太庙大礼后不久，严嵩上奏说天上出现“庆云”，认定是皇帝孝德感动上天。他奋笔疾书，呈上两篇马屁文章《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嘉靖览之甚悦，命人把两篇文章珍藏于史馆之中，并加严嵩太子少保。不久，严嵩从幸做陪臣参加各种礼仪，获得的赏赐数目已经与几个阁臣一模一样。所以，迎和嘉靖帝追崇其生父，也成为严嵩政治生涯中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
凡人，皆有酸葡萄心理。夏言见严嵩如此受宠，心中很不是滋味，开始对这位老乡疏忌起来。严嵩深知现在还不能与夏言闹翻，事之愈谨，每每置酒，邀夏言宴饮。夏言常不理不睬，有时答应去，严嵩宾客请柬都发齐了，众僚满堂，老夏又忽然推拖有事爽约；好不容易夏大爷亲临一次，“薄暮姑至，三勺一汤，宾主不交一言而去。”让严嵩丢尽了面子。严嵩恨得牙根痒痒，仍旧一脸诚敬，大事小事皆拿给夏方参决。一次，有紧急公文需待夏言批复，恰值这位夏爷有小病在家休养，严嵩屁颠颠亲自把文件送上门去。夏言心情不好，推辞不见。老严颤巍巍派随从在夏言内宅的院子里铺上席子，高捧公文，“跪而读之”。隔窗望见年近花甲的半老头子直腰跪在那为自己朗读文件，弄得夏言心中好不落忍，也觉自己过份了些。同时，他心中踏实下来，觉得自己荐擢的老乡确实一直把自己当恩人，从此不再特别存心刁难、整治他。
严嵩方面，上有帝宠，下有群僚请他办事，连宗藩王爷请恤乞封也要送大笔金宝予他，自然腰杆日硬。同时，他还有个极会走通关节、联络关系的儿子严世藩。小严一时间在府上收钱办事，捞得不亦乐乎。御史、言官们当然不会闲着，纷纷交章弹劾严氏父子纳贿等事。严嵩很会来事，每次为人办某事他都会事先在嘉靖帝前有意无意的透露，所以，皇帝认定诸事严嵩皆关白过，言臣捕风捉影而已，反而更信任老严办事得体，没有事情瞒着自己。实际上，当时的严嵩收钱胃口并不多，几千两银子而已。最“危险”的一次，是共和王死后，其庶子与嫡孙二人争袭王位。共和王庶子乃小老婆所生，暗中送严嵩三千两银子，老严就答应他袭爵。结果，共和王王妃认定嫡系的孙子当承袭，派人入北京大理寺击鼓喊冤。事情败露后，严嵩忙入见嘉靖帝，“坦白”了自己收受银两的事情。由于严嵩先前干事一直卖力，嘉靖帝很可怜这位能臣一脸惶恐的样子，对他说，“你安心做事好了，不要介意这件事”，明白表示原之不问。
当然，嘉靖皇帝对严嵩的眷宠，绝非仅仅是好印象或者严嵩能依顺已意办事麻利，最最关键之处在于：严嵩擅长撰写嘉靖帝醮祀时必用的“青词”，他是好道的皇帝须臾不可或缺的大能人！
现在的人，如果把“青词”是什么讲给他听，肯定不屑一顾甚至可笑：所谓青词，就是嘉靖帝在拜礼道教“上帝”时表达自己敬崇“心声”的表章，一般用朱笔恭写于青藤纸上，所以叫“青词”。皇帝本人恭读后，礼拜，然后把“青词”焚烧，以使这些谀谄道教天帝们的表忠心辞语上达天听。虽然“青词”纯属诞妄无聊的东西，但撰写这玩艺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那种类似汉赋骈体长文的功夫，不是一般只读经学文章的文人所能写出的。再者，嘉靖帝本人文化修养极高，又五迷三道地迷信道教，对“青词”要求非常高，绝对是既要有华丽的词藻做形式，也要有深刻的实在语言表达他自己的“心声”。每次醮祀，“青词”均是他一个字一个字拜礼时念出，可称是“字字珠玑”，所以，对大臣们来说，撰写几万字的军国大事建议书，反而不如绞尽脑汗写千把字“青词”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后世人一说严嵩多坏多谄媚，往往拿“青词”说事，讽刺他是“青词”宰相。殊不知，就连好称“清正”的夏言本人，起先也是因赞同“天地分祀”、以撰写青词才深得皇帝青睐，当初夏言没这一手，也没有日后入阁的可能。
说起嘉靖帝沉溺道教，还有好大一段可讲。入宫的第二年，嘉靖元年夏天开始，年方十六岁的小皇帝已经开始对寺观佛道等事感兴趣，但他当时的宗教观处于起步阶段，未能定型。转年，有暖殿太监崔文，他本人信道教，便引诱嘉靖帝参观各种道教仪式，声称信道可以长生不老。从此，嘉靖帝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多年的尊崇道教的路程。他先以乾清宫为“大本营”，不时在宫中建醮，日夜跪拜祈祷，并下令道士训练十数个小太监尽习道教诸仪式，赏赐无算。当时，首辅杨廷和就上疏规谏，不报。“大礼仪”稍稍告一段落后，自嘉靖五年（1526年）起，嘉靖招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入宫，封为“真人”，日夜大兴醮礼。当时的大学士杨一清，曾进言说皇帝不宜在宫内祀天，嘉靖帝稍稍收敛。杨一清致仕后，张璁依承上命，在钦安殿为皇帝建醮，祈祷早生皇子。夏言得进，也正是因为他受任为“醮坛监礼使”，大写“青词”，给嘉靖帝留下深刻印象。嘉靖十五年，宫内大兴隆寺发生火灾，御史以“天变”为由谏劝。为此，嘉靖帝竟然把火灾原因“嫁祸”于佛教僧人，令大兴隆寺僧人还俗，并把明成祖朱棣军师和尚姚广孝的神位从太庙配享中撤出。同时，他又加邵元节道号为“致一真人”，官为二品，岁给高俸，赐田三千亩，并派锦衣卫四十人供其差遣。这位邵元节其实是个气象学家，会观天气，常常假装祈祷得“雨”得“雪”，故为嘉靖帝所重。可巧的是，这一年年底皇帝真有儿子生出，一切又都归功于众人的“醮祀”，邵元节首当其功，官至一品，加授“礼部尚书”衔。崇道的同时，嘉靖帝大肆打击佛教，在皇宫禁城尽撤佛殿，并把宫内数代收藏的金银铜像尽数拆除熔毁，共重一万三千多斤。同时，又下令把“佛首佛牙”之类的“灵物”“舍利”一类的东西尽数从宫内撤毁。本来夏言建议把这些东西在京郊野外找地方一埋了事，嘉靖帝倒有“远见”，表示说：“朕观此类邪秽之物，有智者必避之不及，但小民愚昧，肯定会内心以此为奇异，偷挖出后找地方供奉以招诱百姓献财，不如在京内大道上烧毁，使百姓尽知！”可悲的是，毁佛方面嘉靖帝“唯物主义”得非常到位，结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对道教沉迷得不行，以一害易另一害，根本不是什么好事。
可能有人奇怪，怎么大凡皇帝崇道，必毁佛；皇帝崇佛，必毁道。道理很简单，尊道的皇帝身边一群道士“真人”，自然对自己的“传统”竞争对手大肆抨击；尊佛的皇帝，宫内必罗致不少“高僧”“大德”，肯定要“揭发”道教的荒妄。所以，佛道两家，多年来一直没有“和平共处”过。
嘉靖十八年，“真人”邵元节“升天”了，正在裕州巡幸的嘉靖帝闻之“大恸”，敕以官葬，丧仪如伯爵。这位能“呼风唤雨”的特异功能大家，怎么也逃不了一个“死”字。老邵死后，嘉靖帝又招方士陶仲文（又名陶典真）入宫，一心迷崇道教。
严嵩在一心一意讨好嘉靖帝的同时，时刻准备倾陷夏言。夏言有所察觉，就嘱托自己当言官的党羽上章弹劾严嵩。但是，当时的严嵩深为嘉靖帝所信任，御史、言官们越弹劾他，皇帝反而愈信任他，认定老严正是因为他不遗余力站在自己身边，这才惹来言官的攻击。
在喜欢严嵩的同时，夏言越来越让嘉靖帝不待见。这位帝君常在宫内西苑斋居，入值官员进见，皆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