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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絮语书屋絮语澧 人
学界新论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启 良
学界新论 澄清“小大之辨”，彰显庄学四境张远山
流年碎影 我参与修改样板戏《海港》始末张士敏
流年碎影 姚蓬子与徐恩曾在南京的特殊交往王炳毅
书屋品茗 林间隙地：希腊古史研究的另一种可能毕会成
书屋品茗 卫礼贤和他的“中国心灵”郑连根
书屋品茗 读《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饶 毅
人物春秋 钱玄同和他的家族邱 巍
人物春秋 在事功与著述之间张晶萍
人物春秋 梁启超怎样当父亲丁胜如
人物春秋 岁寒而后识乔木孙 曙
灯下随笔 帝王泪与太子泪（外一篇）鸣 弓
灯下随笔 江充其人李国权 张家清
灯下随笔 水绘无声碧血寒周光凡
灯下随笔 圆明园祭孙宪武
边走边看 “矫枉过正”所带来的遗憾雷池月
边走边看 医学墓地上的叙事之花李 明
说长论短 宗教化了的科学是科学吗？李启咏
史海钩沉 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的作者究竟是谁？张源潜
来稿摘登 文明发展的三阶段严小龙
来稿摘登 吝惜资料的孙揩第王子舟
封 二 牡丹亭·寻梦高马得 画 许宏泉 文
封 三 叙阳（沅江）萧沛苍 画
预 告 2006年第9期目录萧沛苍 画
预 告 《书屋》十年文献光盘
书 屋 絮 语
？ 澧 人
鲁迅去世后，并未把地球带走，倒是给地球增加了重负。本期《书屋》发表《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一文，为热闹的鲁迅研究又添一说。
我少时读鲁迅，基本上不得要领，直到现在才稍许有点感觉。鲁迅为人，有深通世故的一面，所以在虎狼丛中也不乏存身之术。但其心灵的质地仍是书生本色，观世阅人，往往出以真言，不吐不快。如果要编一本《鲁迅真言选》，那材料是可以信手拈来的，编者只会苦其多，而不会苦其少。
鲁迅不相信“王道”之说，认为在中国“其实是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正惟如此，鲁迅对儒学、儒生都极为反感。仔细揣摩，鲁迅的看法不无道理。历代儒生肩扛道德理想主义的大旗，死命地将政治伦理化，其结果是既败坏了政治，又损害了儒学的声誉，原本想“以道制势”，到头来却是“以势为道”；原本标榜为万世开太平，实际收获的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儒学一旦与政治结缘，就势必会成为愚民之术、干禄之具。大盗与乡愿相交相资，造成道德的虚假繁荣。明代李卓吾痛斥儒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儒生“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可谓掷地有声。
儒学本来有些价值，并非一无是处，但要真正对现代社会有所助益，首先应当守本分。当代“大儒”蒋庆先生在凤凰卫视宣讲儒学，不胜其托足无门之悲，让人觉得儒学心法真是前后呼应，有古今条畅之概。
鲁迅对中国社会、中国文人的缺点了然于胸。说到社会，他坦言在这历史甚长的古国，花样很多，情势复杂，“做人也特别难”，单是一些无聊事，就花去许多力气；谈及文人，他更是毫不客气，说中国文人投机心理很重，虽然可以慷慨激昂，但压迫一来，就逃跑一批，有的干脆就出卖消息去了，所以坚定的人实在少见。面对人心的糜烂，鲁迅怀郁如焚，经常被巨大的孤独感所包围。他一生以暴露“旧社会的坏处”为志业，说得上将愤怒进行到底了。
人们谈到鲁迅，会经常想起胡适。胡适也是一介书生，说过很多真话，尤其对人性的幽暗意识看得很透。但他不像鲁迅那么激切，恨不得对人世来一番彻底的荡涤。在胡适看来，多数人的眼界局限于世俗的幸福和欢喜，所求实际而又平庸，因此社会的进步需要依赖经验和常识，不可陈义太高。胡适为人谨肃，善于节制自己的情感，所以文学创作非其所长，我读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写的新诗，实在不敢恭维。
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并不以为然，起码此说无法涵盖鲁迅和胡适。人生的意气有多种，其中书生意气最为可贵，流氓意气最为可鄙。两者此消彼长，决定人间的兴衰荣枯。
中国古地图——
平 江 图
“平江”为苏州旧称，始建于春秋吴国。历史上数易其名，为吴县、吴郡、吴州等。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称苏州。因城西南有姑苏山，别称”姑苏”。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置平江府，故又称平江城。《平江图》即宋代之苏州城图。
该图未标明绘制、刻石时间及绘制人。据《吴县志·金石志》及王謇《宋平江城坊考》考载，似应为南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由郡守李寿明主持刻绘，刻工为吕梃、张允成、张允迪等人。因年久风化，图迹漫漶，郡人叶德辉、朱锡梁于民国六年（1917）督工对原碑深刻，”于碑有字画不令丝毫出入”。现存苏州市碑刻博物馆（文庙）。与南宋黄裳所绘、王致远主持刻石之《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合为该馆所藏天、地、人、城四大镇馆宋碑之宝，为中国现存刊幅最大且最为完整之古代碑刻城市地图，亦是世界地图史上的杰作。该图还有一件不早于1869年的原碑拓本传世，流逸海外，由甘博（William Gamble）于十九世纪捐赠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1903年，玉尔（Henry yule）出版之《马可波罗旅行记》译注本曾将该图简绘录入。
图碑高二百七十七厘米，宽一百四十二厘米；图幅纵一百九十七厘米，横一百三十六厘米。全图遵循宋代城市地图”城内折地，城外取容”之普遍原则绘制，城内基本比例约为二千分之一，南北向约为一千五百分之一，东西向约为二千一百分之一，东、西、南、北各部具体比例略有参差；城外部分未按比例。
该图采用平面和三维立体相结合的手法，刻绘了宋代平江城的平面轮廓和街巷布局，详绘城墙、城厢、城门、护城河及平江府、平江军、长洲县、吴县衙署和街坊、寺院、亭台楼塔、桥梁等人文景观、自然景观达六百四十余处，标注地名者六百一十五处。其中坊名六十五个；各级政府机构建筑二十八种八十处；桥梁多达三百零八座，仅有三座未标注名称；寺院宫观等宗教建筑八十一处；标注名称的山丘二十一座；齐、娄、葑、盘、闾五座城门均分别绘出了水、陆二门。驰名中外的苏州园林在图中也有显示，如沧浪亭图中称为”韩园”，另有“杨园”、”南园”等。尤其是水道密集，河网交错，计有运河、护城河、城河、湖、荡、江、塘、湾、池等多种水体，形象展示了唐代诗人咏苏州之”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白居易）、”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水桥多”（杜荀鹤）之江南水乡特征。
（万 方 文）
作为存在主义思想家的鲁迅
？ 启 良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鲁迅无疑是最为深刻的，影响亦无人可比。然而，如何理解这位思想人物则不是一件易事。在人们眼里，鲁迅只是一名“斗士”和启蒙大师，个性强，品格高尚，顶着黑色的闸门，同一切恶势力作斗争，文笔犀利泼辣甚至尖刻，深得青年的敬爱，但亦同时遭到一些文人的攻击和诋毁。特别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者笔下，鲁迅更是被概念化、脸谱化甚至工具化。实际上，鲁迅并非如此简单。
（一）
诚然，鲁迅于二十世纪中国之意义，首先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
早在辛亥革命前，他就写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这四篇文章都写于1907年，鲁迅时年二十六岁，犹如一道流星，骤然而作，亦骤然而息。从这四篇文章看，鲁迅已有相当的思想深度，比同时期许多活跃的思想人物一点也不逊色。二十六岁正当盛年，思想也是最为活跃的时候。而且从其文字看，是时的鲁迅为民族国家的担当意识亦非常强烈，并以尼采的“超人”为志。可是，这样的启蒙文字，他并没有继续写下来，并且一中断就是十余年。哪怕在《新青年》创刊之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同《东方杂志》就文化问题唇枪舌剑，鲁迅依然是置身事外。直到1918年，应《新青年》之约，他才又愤然而起，写了《我之节烈观》、《狂人日记》、《随感录》第三十三、三十五、三十八等文章，并且如他自己所言：“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
在时人和后人看来，鲁迅的这些文章极具战斗力，对旧文化的批判火力最猛，尤其是第一篇《狂人日记》，可谓重磅炸弹，对礼教的鞭挞无人能居其右。吴虞就认为：《狂人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可是鲁迅自己认为，他写这些文章只是“敷衍朋友们的嘱托”，属于“遵命文学”，并不是想参加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大合唱。下面这段《呐喊·自序》中的话，读来颇费思量：“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得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凭空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呐喊》中的作品，是1918年至1922年写成的，内中有《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阿Q正传》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实其他诸篇亦是有深意的，只是其意义不为人们认识到罢了。特别是将《呐喊》（其他诸如《彷徨》、《野草》等亦是如此）中的文字同上引的这段话联系起来，更会觉得意味深长。至少如下几点是明确的：第一，是时的鲁迅并非积极的文学或思想斗士，而是悲观消极的。第二，是时的写作并非为国家民族计，呐喊是为了排遣“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他自己还说过，那几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第三，他的《呐喊》是用了“曲笔”的，把不应该写的写上了，应该写的却没有写上，目的是不想将自认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五四以后，鲁迅的文字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自然也就被广大青年尊为思想导师。可是鲁迅自己从来不这样想，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这到那的道路。”
正惟如此，鲁迅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才显得较为复杂。一方面，在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他无疑是其中的一员健将，而且后来亦多次为新文化运动辩护；但另一方面，他的参与既非主动，亦无启发民众的意愿。他的心思在别处，思考的主题是坟墓和通往坟墓的道路，是造物主同生命的关系，同时也是如何使自己的悲凉与无望不至于给青年带来灵魂的伤害。诸多启蒙性的文字，只是他精神炼狱的副产品或曰载体，有的甚至完全是人们的误读。
（二）
其实，鲁迅是一位中国式的存在主义思想家。他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尼采，但也来源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也可以说，是孔子、庄子和尼采的三合一，造就了鲁迅这位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类”。
鲁迅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并非新的发现，不仅《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证据确凿，而且历来的研究者也是不否认的。但问题是，鲁迅受尼采之影响绝非仅仅限于早年，更非只是体现于《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文。五四前后，一直到二十年代中后期，鲁迅仍是尼采式的，他的许多名篇名作，都可看作尼采哲学的汉语言文学之表达。
老庄学说特别是庄子对鲁迅的影响也是较大的。这一点亦有学者认识到。但是此种影响之体现，并不在于他晚年写过有关老庄的文章，而是在于他的人生观和历史观，在于一系列作品中对人世间之悲苦的描写。
至于受孔孟儒学之影响，似乎说不过去，因为鲁迅对孔孟一套是深恶痛绝的，逃之犹恐不速，怎么可能受其影响呢？实际上，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