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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历史上对曹操这个评价似乎也适合转赠给袁世凯。在晚清与民初的历史上，要数最高政坛操盘的高手，除了慈禧太后，其次就是袁世凯了。袁世凯的确精于权谋（自称“谲术”），但既然心机深藏，唯权是尚，就难免会像《三国演义》第四回中的曹操那样——“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据说正因为如此，袁世凯死后竟然有人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暗含“忘（王）八无耻”的对联相攻讦。对于袁世凯因过分追逐个人权力而造成的人格缺失与道德失范，骆先生也有精彩的评判：“道德，是中国人评价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尽管近些年来，史学家不断讨论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但世人却只认一条：道德。袁世凯遗臭万年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所作所为，不符合中国人的道德观。”
袁世凯一生，最遭后世诟病者有三：一是说他在戊戌政变中向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告密，而用维新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卑鄙的翎顶；二是说他竟然答允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惜将国家利益拱手让人而换取日本对其称帝的支持；三是说他身为清朝重臣而背叛清朝当上民国大总统在先，旋又身为民国大总统而背叛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在后。这些惊心动魄的政治大动作，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书中通过对第一手史料的条分缕析，都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读。
长期以来，时人和后人、史籍和文学作品一致认为袁世凯的告密引发了戊戌政变，骆先生通过对《戊戌纪略》的分析，认为袁世凯的确告密了，但戊戌政变却不起于他的告密，袁世凯告密的作用是“加深了政变的激烈程度”，而且“袁对自己告密必将祸连光绪帝而十分惶恐，并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同时乞求荣禄设法保全光绪帝。这应该是当时袁世凯的实际心态的流露”。书中还详述了袁世凯主导“二十一条”谈判的过程，披露了若干袁氏手批条文及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答复，指出“不待国人称“二十一条”为国耻，称之为奇耻大辱的，就是袁世凯自己。内心可以概见他的挣扎与无奈”。至于袁氏称帝前后其周围人（亲人、朋友、部下）的态度、反映，称帝时的社会背景，骆先生均有详述，最后点出：“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是共和国以来，政治领袖们谋求建立新权威的第一次尝试。其民意的制造、运作的手段等等，都显得十分幼稚和粗糙，更缺乏哲理的驾驭，尤其是袁世凯在这个政治体制的变动中毫不掩饰的个人私欲的膨胀，所以，遭到全国上下各种政治力量的一致反对，不堪一击就败下阵来。”
本书将袁世凯回放到特定的近代中国历史背景下予以考量，并吸纳借鉴中国近代史学术界的大批相关成果，从对具体历史事件的考辨与实证出发，对社会上流行的某些关于袁世凯的野史稗乘、小说家言及民间传说，乃至众多史籍人云亦云和以讹传讹的很多说法，都予以逐条澄清，还原了袁世凯的本来历史面目，辩白了后人对袁世凯的一些历史误会，引领读者走进了耐人寻味的历史图阵，如关于他庚子辛丑之际继李鸿章之后擢升直隶总督是否“李氏遗折”之荐、“回籍养疴”择居彰德之本意、洹上蛰居期间究竟有无秘密“电台”之设、辛亥革命爆发后出山之“八大条件”等，骆先生都秉持“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的唯物史观，采录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详加推敲斟酌，帮助读者拨开迷雾而洞见历史真相。正如该书封面所言：“袁世凯其人，人们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说并不一定全是事实。”
骆先生有历史学家特有的理性，并未仅仅以道德伦理价值取向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而是不因人废言，不因人废事。袁世凯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但他毕竟也算是近代中国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思想相对开明的重要人物，他“的确有伟人的实力，也做了许多事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如果把“向西方学习”作为“先进中国人”的标准，那么，袁世凯在这方面的确有历历可数的重大作为：广泛延纳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新学精英并委以重任；采纳西法编练新军，并与徐世昌和段祺瑞等编就了迄今仍被军事学研究权威部门称为《中国兵书集成》压卷之作的两部兵书——《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训练操详晰图说》；领衔倡导并最终导致废除在中国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各级新式学堂教育；仿效西方建立巡警制度；开矿设厂办公司，大兴实业，发展经济，遭遣归隐之后尚有“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之名言，北京之有“自来水”亦自袁世凯倡导始……举凡种种，书中虽囿于篇幅，点到为止，然也证据确凿，注意让历史事实说话。
还原历史事实，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但是，还应在恢复历史本来场景的基础之上，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骆先生在选取扎实资料的基础上，以开明通达的史观为指归，对袁世凯以及与之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精细的品鉴点评，并凭借丰富的学养和洞明的学识，抒发了非同流俗的真知灼见，如：“人治的社会传统，让史学过分张扬了维护道义和喻世的作用，对反面的人物及其所为之事，大都往往仅从其道德品质去追索，甚至有意无意之中，为揭其丑而夸大其恶。在鬼化其面貌之同时，却又神化了其能量。袁世凯可谓典型一例。”又如，骆先生认为在晚清民初，“中国的命运历史大转折，个人前程的大洗牌，动员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精英投身到各派政治力量中来。在那么多社会精英中，袁世凯冒出头来，并为这些社会精英们所认可，绝不是权术所能解释的。这不仅是为袁世凯说好话，更是为了不亵渎那些为中国进步而奋斗的精英们”。这些真知灼见的确震撼人心，展示了历史学特有的魅力。
认知真实的历史是中外广大读者之所愿。近年来，揭示历史实相并能画龙点睛的文本读物大行其道，热销天下，盖由此也。历史决不应该仅仅是史学家们象牙塔内的青灯黄卷，它要让广大读者知晓，使他们成为历史的明白人，并对未来抱有理性的期许。
当然，对袁世凯本身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转型诸问题，决非这样一本史料与评点加起来总共仅二十八万字的书所能承担的。读者如对袁世凯研究有兴趣的话，除了有待骆宝善先生主编的《袁世凯全集》问世之外，还不妨看看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著《袁氏当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骆著长于以小见大之实证，如牖中望月，在考量推勘中点化真知；唐著长于由大聚小之傥论，似飞鹰鸟瞰，于放言纵论中挥洒汪洋宏识，二者虽各有千秋，但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不乏英雄所见略同之妙处。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袁世凯原著，骆宝善评点，28万字，定价：22．00元，岳麓书社2005年8月第1版）
钱玄同和他的家族
？ 邱 巍
1937年的8月底，北平已经沦陷一个月了。
身心疲惫的钱玄同困居旧京，在给老友周作人的信中写了下面一段话：
我近来颇想添一个俗不可耐的雅号，曰鲍山病叟。鲍山者确有此山，在湖州之南门外，实为先世六世祖发祥之地，历经五世祖、高祖、曾祖，皆宅居该山，以渔田耕稼为业，逮先祖始为士而离该山而至郡城。故鲍山中至今尚有一钱家浜，先世故墓皆在该浜之中。
写这封信的那一天，正是钱玄同五十岁的阴历生日，不过上帝赐予他的生命之钟却已进入倒计时。太史公曾说，人穷则返本。此时的钱玄同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抱久病之躯的他南望故乡，环顾左右，不由得想起了先世和家族。在与故乡、祖先和家族的沟通中，钱玄同在生命的最后时期寻找着心理的安宁与情感的慰藉。
大半个世纪以来，钱玄同一直被当作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标志性符号，是向传统作断裂式告别的代表人物。类似的给历史人物贴标签的方法，虽有一针见血的痛快，却也难免以偏概全的毛病。实际上，传统与现实从来不可能一刀两断，所有的告别者都正身在传统之中，而这正是历史的当事人踌躇，后来的观察者隔膜的地方。新文化诸子当中，钱玄同的家世最显。不过由于他当年的决绝姿态，使得家族这样的传统背景在他身上的印记，反倒最易让人忽视。
钱家的兴起始于钱玄同的伯父钱振伦，他是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大学士翁心存的女婿、翁同龢的姐夫。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则是同治十年（1871年）的进士。同一科中名人众多，瞿鸿、劳乃宣、张佩纶的名字在晚清都是掷地有声，后来因“科场案”落狱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也出自同榜。不过，与其兄长类似，钱振常中进士后，十年京曹一直未得升迁。光绪八年（1882年）他辞官南归，先后辗转浙江、江苏的几个书院，以教书为业。学生之中，最有名的要算在绍兴龙门书院时的蔡元培。钱振常早年丧妻，南归后娶了一个侧室，谁想却老来得子。1887年钱玄同出生，这一年钱振常已六十二岁了。老来得子对于父亲来说或可以娱乐晚景，而对钱玄同来说他必须从父亲那里接受家族的两样礼物：一是并不怎么强健的身体；二是严格的家庭传统教育。
人的身体既是健康和快乐的源泉，同时也是疾病与紧张的温床。受之父母的身体实际上对人的性情与发展影响颇大。钱玄同从小体弱，且不爱运动，经常生病。在日本留学时，长兄钱恂带领一家人郊游，裹着小脚的四十多岁的长嫂单士厘愉快地体验着登山的乐趣，二十岁的钱玄同却躺在旅馆的榻榻米上发寒热。他的长子钱秉雄后来回忆父亲说：
他年轻时，晨起常用冷水低头冲颈部后端，常服西药“拍拉托”来治疗神经衰弱……他四十几岁走路就要用手杖了，他怕路上果皮等滑脚，所以走路得很小心。他没有跑跳的习惯……游山玩水的事就更谈不到了。
今天我们如果细细清理钱玄同的日记，可以整理出一本厚厚的他的个人病史资料。从早年留日时期的失眠、多汗、发寒热到晚年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神经衰弱、视网膜炎，钱玄同的肉体常要忍受各种病痛的骚扰与折磨。特别是1935年以后，用“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这种套话来形容钱玄同，倒是非常恰当的。易烦躁、易激动、情绪化，钱玄同的性格当中的不少因素都和受之于父母的身体有直接关系。
关于自己的身体和早年教育，钱玄同曾和自己的儿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小的时候，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三岁时就站在书架旁读父亲写的一条条《尔雅》，到晚上，常常是读到两腿僵直不能走路，只好由仆人抱回到睡房里去。并且说自己身体不好，就是当初这样念书站坏的。相同的故事，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当年也从老师那里多次听过。不过，若以为这就是钱玄同幼年生活以及父子关系的全部，则忽略了一个人思想的变化对早年记忆修正的可能。严格的家教是事实，但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则可能因时而异。类似的场景在钱玄同1910年写的自编年谱中也曾数次提及，但感情色彩却正好相反，那时候钱玄同说的是自己至今尚能在读书和学问上有一点积累，实“庭训之力也”。他感慨的是“由今思之，不肖放荡数年，至今日犹能稍归正路，何莫非幼时先子义方之教耶”。
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父亲一样，钱振常对老来之子实际上是爱之深才责之切的。钱玄同原名师黄，字德潜。对这一名和字，连周作人到晚年时也不得索解。钱氏自撰年谱的发现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其中，钱玄同说：“因先子晚年处境多逆，欲使勉为诗人。黄，黄庭坚也；德潜，沈德潜也。”不过，钱玄同的解释也不全对，在这一问题上更有发言权的应是父亲，实际上钱振常当年已给出了另一层答案。他在给缪荃荪的信中说：“稚子师黄，小名德潜，取山谷嘲小德诗意，不知将来能著《潜夫论》否。”山谷即黄庭坚，小德为黄庭坚庶出的儿子。黄庭坚《嘲小德》原诗为：“中年举儿子，漫种老生涯。学语啭春鸟，涂窗行暮鸦。欲嗔王母惜，稍慧女兄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在诗中山谷借用同样是庶出的《潜夫论》著者东汉的王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