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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十世纪初期，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留学欧美和日本的知识分子逐渐取得了主流话语权，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与世界潮流的格格不入，有些人直接提出，要打倒和铲除旧文化，首先就要向它的重要载体——文言文痛下杀手。《新青年》杂志是这场文化革命运动的思想库和司令部。为了扩大宣传的影响，钱玄同和刘半农还自导自演了一幕双簧剧，钱氏以王敬轩的假名发文向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新青年》发难，刘氏则以答王敬轩为题痛斥为文言文张目者的误国误民。一时沸沸扬扬，十分热闹。——这有点类似时下自我炒作的广告手法，因为密切关系着时代的风云际会，其社会意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当时在中国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于共和肇建之际，挟社会改革的风云，来势十分迅猛，其中尤以白话文在与文言文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最为耀眼，占据了几千年主流地位的文言，竟然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抗，不过几年工夫就全面溃败。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统一小学教材，其低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便已是清一色的白话文天下了（其后一年多，中、高年级教材也悉数以白话文为主体）。从此，“人之初，性本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子曰：‘学而时习之……’”等退出了大众启蒙教育的课堂，取而代之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游戏真有趣”。不可小看了这个“来来来”，它标志着此后九十年间我国语文教育新阶段、新体制的开始。白话文在教育阵地所取得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传统文化在不断败退中所受到的最为沉重的一击。教育这一条传送带的断裂，宣告了现实生活和传统观念的分道扬镳，两者从此渐行渐远，再也无从弥合。
在白话文的胜利中最功不可没的人当首推胡适。他从1915年起就大力鼓吹白话文，并且身体力行，创作白话诗，还推出了一本颇有影响的《尝试集》。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被公认为白话文挑战文言文主流地位的檄文和动员令。中国的白话文诗文创作（新文学）也由此才真正揭开了序幕。新旧两军对垒，战事却并无跌宕起伏，高潮很快到来，胜负大局已定。鲁迅在1925年便发出“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慨叹，不过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虽然产生了分化，白话文的胜利却已是无可动摇。由于胡适是领军人物，当年经受的反对、攻击和嘲弄确实不少。被旧式人物如林纾在小说里丑化、矮化并送上一顿暴打，倒还是情理中事，令人尴尬的是对抗最烈、纠缠最久者却是自己的同窗好友梅光迪和稍后留美的胡先骕和吴宓。梅光迪从1915年起就反对胡适的主张，尽管胡适的《尝试集》里有些诗是以他为缘起的（如《两只蝴蝶》等），但他不仅不领情，反而对《尝试集》大加批评和嘲讽。1921年，以上述三人为核心创办了《学衡》杂志，一直办到1933年，自始至终和白话文对着干。《学衡》只发文言文章，专挑白话诗文的毛病，《尝试集》和《文学改良刍议》自然不免成为靶子。好在主持编务的胡先骕是个自然科学家，于文艺也是不甚了了，以致他审发的文稿常有水平线以下者，招致嘲骂，加之“形势比人强”，文言文大势已去，《学衡》又如何能成得了气候，最后无疾而终，反而衬托了胡适的成就。
《尝试集》当然算不得什么好诗，胡适也不是做诗人的材料；《文学改良刍议》是革命的宣言而非学术的精品，其间颇多缺乏论据的武断之词（周泽雄先生有专文论及）。然而，以胡适的聪明，焉能不知道自己的诗才有限、《尝试集》算不得伟大杰出？焉能不知道《文学改良刍议》立论操之过切、有些地方未必言之成理？但他是坚持“不悔少作”的，因为他的诗文承担的历史责任并非创艺术精品，而是开一代风气，是社会改造的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他认为，文学革命的舆论或实践，纵然有些过度，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十年之后，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也许正反映了在改造社会宏大事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他们持有相近似的激进主义立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毛泽东才会在1918年～1920年间若干次登门拜访胡适，回到湖南主办《湘江评论》期间，也曾多次与胡适通信。虽然毛比胡小不到三岁，但由于当时两人社会地位的悬殊（也可以换个说法——“闻道有先后”），毛对胡是执弟子礼的，而且双方颇为相得。唐德刚回忆说，胡适晚年常说“毛泽东是我的学生”，又说“共产党领袖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这些都从某方面反映出胡适内心的感情色彩。毛泽东不承认自己是胡适的学生，这倒并不是因为胡适在学业上或政治倾向上不配，主要原因是毛从来不把在北大旁听当作自己的学历，而且北大带给他的是多少有些屈辱的记忆，数十年后，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从这番话里，耿耿于旧事的心态依稀可辨。但是，毛泽东对胡适即使在大批判的高潮里也从未恶语相加，而只是表示过，如果他（胡适）回来的话，“北京图书馆馆长”是要给他干的。
白话文的胜利虽然已成定局，但“矫枉必须过正”的逻辑还在“宜将剩勇追穷寇”。1933年，鲁迅和施蛰存两位为了要不要读中国书（传统古籍）的问题展开的争论就是一个例子。对当时鲁迅所持的“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观点，显然不能以通常的逻辑去判断——鲁迅难道不知道《庄子》和《文选》的价值，但“不过正就不能够矫枉”，对旧文化先彻底打倒了再说，这是革命者的激进主义情怀。在经历了对旧文化的连番追剿之后，青少年的语文教育的效果，面貌大为改观，除了有家学渊源背景者外，大多数中学毕业生于传统古籍已是所知甚少，一代接一代，几十年过去，每况愈下，就像沈宁先生在文章里所说的：“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我）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比我更年轻的人……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政治斗争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文言文又经受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溃败。我们这一辈人入学是“来来来，来上学”启的蒙，十二年过去，高三的课本里竟然是刘绍棠的小说之类。除了一大堆缠夹不清的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之类，真不知道语文课里究竟学了些什么东西！至于儒家经典，根本闻所未闻，即使拿在手里，也是如对天书，不知所云。而学生中能写一篇清通的白话文者为数也很少。旧时代的士人，“十年寒窗”，天资高的，往往便能考个举人、甚至进士，两相比较，两种语文教学的效率不言而喻。当然，现代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但也不能以此来开脱语文教育的失败。1956年，中学汉语和文学分家，新的文学课本里，文言文占压倒优势，第一册第一篇就选了《诗经》里的若干篇章，教师和学生对这套教材的反应都比较积极，可惜使用了不过一年，紧随在“反右”之后，教育改革开始了，其间发生的荒唐事此处无须赘述，不仅这套教材被废，所有“资产阶级权威”编著的旧教材全遭取缔。大学生里的积极分子自己动手编大学教材，这些在“反右”和“拔白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家伙，能编出什么样的东西可想而知。又过了两年，政治形势越来越紧，语文教育也日益萎缩，到了“文革”开始，不仅文言文被打倒了，白话文也一块儿玩完，只剩下一种高调八股，几句陈词，不尽反复：吹嘘自己，则无非“五洲四海，风雷激荡”、“莺歌燕舞，形势喜人”；斥责敌人则只有“是可忍孰不可忍”、“狼子野心，何其毒也”。全民族的语文知识进入了有史以来水准最低的时期。
拨乱反正确实带来了一个向文化回归的新局面，但是，沦为垃圾的文言却并未就此交上好运。由于长期的封闭，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情况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声开放，各种新鲜玩意蜂拥而至，“恶补”之不暇，谁还顾得上去拾掇大家都不甚了然而且久违了的传统文化？何况不少人认为“浩劫”的产生本就离不开封建主义所提供的土壤，反封建任重道远，而任何对文言文的提倡当然都是与这一历史任务相抵触的。此后，世界一体化呼声渐高，“与国际接轨”成为风尚，语言和文字上的混乱日见加剧，种种不知所云的音译字报刊上屡屡可见，甚至将外文直接引入，以满足部分崇洋媚外的心理需求。在这方面，青少年是被误导的一群，不任其咎，然而，他们的师长前辈受教育的背景比他们还不如，难道能够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要解决这个真可谓“积重难返”的问题，恐怕还必须回到问题的起点去，检讨一下当年“矫枉必须过正”的文学革命观点。
常见一些仕途尚称顺利的官员（老中青都有）喜欢通过关系或权力在报刊上发表旧体诗词，其中懂得格律的固然也有，多数却是文意欠通不说，甚至连平仄都还没有弄清楚，令读者一边读着一边难受。难受归难受，讥笑我却不敢，因为有自知之明，虽然知道点平仄对仗以及“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什么的，离登堂入室还差得很远。我的难受其实就是为了他们连这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要不也不会编成集子，广为散发。可悲？选记得读大学的时候写学年论文，凡选择中国古代史做题目的，首先要通过一个测试，即将古籍中的一段话用标点断句。这个法子检验对古文的阅读能力还真是十分简便，系主任罗孟韦先生（顺便说一句，最近谢泳君在文章里说罗孟韦是中山大学教授，恐怕弄错了）亲自选出了大约十个人，确认为合格，我也忝列其中。虽然后来我畏难而重选了世界史的题目，但能够通过罗先生的检测，还是很有些荣耀感的。我又何以能阅读古文略强于一般同学？现在回想起来，大约就是因为高小两年遇到了一位秀才出身的国文老师，他用的由他自己选编的教材，一色是古诗文。我当时并不感兴趣，但被动接受下来的东西却令自己终生受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脑子里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有关他的记忆，唯一稍微完整的
医学墓地上的叙事之花
？ 李 明
世事无常。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见证了一系列的死亡。好端端的，上帝死了，哲学死了，现代建筑死了……而且死得有板有眼，死得斩钉截铁。它们死就死吧，只要有医学活着，就不必害怕——医学是生存的底线。可是最恐怖的消息来了：医学也死了。末学刚刚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文章把中医死了的消息抖出，就听说西医也死了。
宣布这个消息的人叫劳伦斯·弗斯（Laurence Foss），他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叫《现代医学的终结》（The End of Modern Medicine）。其书出版于2002年，如果以出版时间作为西医死亡之标志的话，西医比中医还早死四年。按照作者的说法，现代医学诞生于1816年，以听诊器的发明为标志，算起来享年一百八十六岁。虽然我在《医学与哲学》上发表文章的时候并未看到此书，但是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中医本来就是西医注视的产物——“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照理就应该稍微晚一点死亡。目前学界对医学特别是中医的关注热情非常高涨——最后的救命稻草形将失去，因而恐惧与奋争的心态并存实属自然。
自从上世纪初“中医”在“西医”这个他者的注视下从中国医学传统中走出，与西医之间的抗争就不曾间断。最初“中医”一词只有在传教士办的医学刊物上才能见到。这个词的提出本身就是为了表明中国医学与西医的差别。后来“中医”逐渐自己认同了这种差别的存在，却又不甘心，一定要否认或者变相地否认这种差别，业内人士长期为中医辩护，说中医不比西医差，说中医同样科学，因为那些“中医”在骨子里还是认为西医高明的。殊不知这种辩护本身恰恰强化了两者的差别，结果“中医”的研究慢慢偏离了医学传统的干道，在西医的注视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