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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知这种辩护本身恰恰强化了两者的差别，结果“中医”的研究慢慢偏离了医学传统的干道，在西医的注视下异化了，成了不折不扣的怪胎。学习中医的人不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成了中医的掘墓人、中医与西医的实践越来越相似、中医的术语逐渐西医化等等，这些现象已经司空见惯。在处理两种医学的关系上，国人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汇通”、“结合”和“学习”上，而我的见解却是“汇而不通，结而不合，学而不习。”
有人说中国的医疗系统独具特色，因为世界上只有中国官方承认两种医学，且规定两种医学地位平等。其实中国又何尝不希望有统一的医学。可是历史证明了医学的统一十分困难。余云岫想通过废止“旧医”达到统一，结果群起而攻之，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当时的中西医力量悬殊非常大，毕竟当时全中国的西医数量不过千余人，而中医药从业人员至少一百万人，而且全国推行西医根本不现实。而西医既已得到科学文化的认可，近现代的中国对它自然也是趋之若鹜，欲罢不能。恐怕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取两者之长，形成一种新医学，所以“中西医汇通”、“中西医结合”、“中医西相互学习”的声音最得人心。可是前文提到，中医的诞生本身就肩负着与西医不同的使命，现在要趋同，那就是威胁两种医学的存在，叫它如何“汇通”、“结合”、“学习”？换句话说，两种医学都有一种“自以为是”的真理观，即认为真理只有一个，结果只能你死我活。如果不从这个根本上入手，中医和西医的关系根本不可能有出路。好在随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渐深，终于开始撼动医学的真理观——医学是最贴近人的信仰的，因为它与性命攸关，所以也最顽固，除非有十分地把握，医学的根本信仰绝对不变。当初现代医学观刚刚兴起的时候同样困难重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甚至出现医学的怀疑论，认为医学根本不能治病，人生病之后就裸体接受太阳浴，名曰“自然疗法”。现代医学的困境逼迫人们去反思其真理观本身，自然也需要一个困难的历程。但是，毕竟这种探索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效。
西医对自身反思的结果就是对他者的逐渐开放。在2002年，美国全国范围的调查表明有百分之三十的美国成人采用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CAM）的治疗手段。且另一项研究表明，在美国，学历越高的人选择补充医学和替代医学的倾向性越强。比较而言，中国的中医学研究反而更加坚持所谓“科学的”真理观。换句话说，中医在反思自己的深度上比西方落后。中医被近代传教士灌输了一套理念，当初传教士们也认为是出自好意，但现在西方人发现自己错了，在努力去改正，而中医却仍然坚信那套错误的理念，像自虐狂一样不肯把紧箍咒取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末学扼腕叹息之后不得不说中医死了。但是中医的死亡并非坏事，因为只有这种因西医而生的中医死了，才可能架构真正的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
面向世界的中国医学应该具备三个特征：第一，她要有自信；第二，她能包容别人；第三，她不断超越自己。
医学的自信来自民族信仰。中国本土的信仰没有断，也不可能断。尽管现代国人经历了五四与文革的洗礼，我们的骨子里仍然流淌着几千年华夏文明的血液。毕竟，这些思潮的波动时间太短——不到一百年的动荡怎么能撼动五千年历史的波澜！无论年轻人如何表现得另类和反叛，恐怕他们都不会允许你去挖他们的祖坟。他们耳濡目染的，哪怕支离破碎的神话传统，早已把那种生生不息的文化信息深深地埋在他们心底。中国传统的医学正是从这些神话传统中得来。美国著名思想家罗洛·梅说：“神话给这个没有意义的世界赋予意义。神话是一种叙事的模式，她使得我们的存在具有价值。”中国传统医学的可信性早已在“神农尝百草”、“黄帝岐伯谈”等古老叙事中得到验证，不需要再去用粗糙的现代试验重复。每一个用所谓现代手段去“不真诚地”“证明”中医传统的学者都应该扪心自问，这种研究是必需的吗？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在经历着精神的磨难，他知道自己的研究是不需要的，可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这么做。在此，末学斗胆宣言，国医的自信不一定要建立在西医的注视之下，不一定要披上科学的外衣。叙事研究早已雄辩地说明，科学也是神话，而且是蹩脚的神话——至少它完全没有办法处理人心与人身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曾经在一封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你可能觉得我们的理论（心理学）看起来像神话……可是哪一种科学最后不都和我们一样？你们今天的物理学不也是神话吗？”秉承了神话血脉的叙事医学，将来很可能是能够包容现代医学与本土医学，同时又不伤害各自尊严的医学形式。目前西方的医学界已经觉醒，开始探索叙事医学的道路。中医学没有理由去为一个死去的科学医学偶像守灵。
包容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承认别人的存在，但老死不相往来；另一种是相互欣赏，共同促进。前一种包容实际上是一种容忍，一种没有办法消灭对方时候的权宜之计。面向世界的中国叙事医学不能采取前一种包容的态度。现代医学的确有很多不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借助现代医学，即所谓科学的医学，人类在健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不足就把成绩一笔勾销。《剑桥医学史》的作者罗伊·波特记录了抗生素的使用给人类带来的福祉，他认为这是后现代医学的开端，窃以为这是他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误会，但无论如何，磺胺类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人们战胜疾病的能力。当今各种高科技在医学上的运用也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好处。尽管抗生素的滥用导致股骨头坏死及其他副作用，高科技的高昂费用让人反思医学的目的等等，但它们的效用本身不可抹煞。叙事医学要做的不是去反对任何一种医学，而是去成就所有的医学。成人之美是叙事医学的宗旨。要让各种各样的医学叙事都有自己的空间，让人们的可选叙事（alternative story）越来越多，让人们在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更有力量、更有意义、更有尊严——而不是相反。
叙事的意思就是讲故事。故事就像流淌的小河，源源不断。正因为如此，叙事医学的精神如同《周易》生生不息——“生生之谓易”。 叙事医学的生命力来自它永不僵死的世界观。医学不应该是必然，而应该是可能。信奉必然的医学必定会成为权威，成为权威的医学就很难再顾及人的尊严。当一个人浑身插着管子，完全靠机械的力量维系的时候，现代医学所关心的是治疗过程是否符合它的理论和规程。“人的尊严”在它的视野中很淡很淡。但信奉可能的叙事医学则不然，“执手相望，娓娓道来”，各种因素都可能成为左右一个人的健康的根源。亚马逊河上一只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纽约就爆发了一场风暴——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很可能有。叙事医学就是在对不确定性的尊重中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把人的健康和生命引向新的篇章。
有人说“医者艺也，医者意也，医者易也”。在实践的层面，医学应该可以做事，可以积极协助人面对疾病和死亡；在理论的层面，医学应该可以容纳无限的可能，若有若无，若恍若惚，恍恍惚惚，其中有真；在元理论的层面，医学不是别的，就是华夏文明一以贯之的易道精神。在拙文《西医——中医挥之不去的他者》中我曾经说：“在它（中医）被埋葬的地方‘中国传统医学智慧’将重放光芒”。现在我要说这种医学智慧便是“叙事医学”。可以说，两种医学争斗了近两百年，起初斗志昂扬，继而两败俱伤，继而垂垂老矣——寿终正寝。如今，在医学的墓地上正有一种新生的力量慢慢发芽、成长，开出了一朵朵稚嫩的小花。她们究竟能长多大，究竟能不能结果，尚待业医者、好学者去呵护、去栽培……
宗教化了的科学是科学吗？
？ 李启咏
（一）
科学是干什么的？科学是求真的。科学追求主观认识和客观事实的一致，一致的程度越高，说明越科学。
科学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任何现成的结论只能接近客观事物，但都不能穷尽本领域的所有客观事实。为此，需要不断地对知识进行积累、质疑、辨伪、创新。
为了避免片面性和错误，就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人的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仅有实践还不够，因为有的理论可以通过实践来检验，有的理论则不容易通过实践来检验，或者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的实践才能检验。例如，讨论“人是如何产生的”、“宇宙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问题，就无法还原事实进行重复验证。为了减少片面性，就需要集思广益，充分尊重不同探讨者的思想，发挥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认识接近于客观事实。
有人说，好了，科学的作用这么大，我不信仰宗教，我信仰科学。那么，科学自身是不是可以成为一种信仰呢？不能！其一，科学追求主客观的一致，它本身并不具有任何善恶评价的功能。科学是客观的、冷静的。信仰科学的人，其内心容易趋向于冷酷。其二，信仰科学不外乎信仰“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但是，任何“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都具有相对性、局限性，而不是绝对的，当这种“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有问题的时候，信仰科学常常变成信仰谬误。因此，崇尚科学这种提法不错，但是把科学当成信仰和宗教肯定是有问题的。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看，人们的信仰常常十分顽固地作用在科学领域，阻碍科学的进步和认识的提高。例如，当科学家最初发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也不是上帝造出来的时候，就与当时的宗教教义发生了冲突，引起了宗教的恐慌。提出“日心说”、质疑“上帝造人说”的科学家作为异端受到了迫害。反过来，一般人认为达尔文的学说比较科学，比较有道理，但是，如果把达尔文的观点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科学来信仰，把别的观点当成禁止传播的异端，那又错了，达尔文的学说实际上又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宗教。
2001年，中国一批反“伪科学”的人士曾经搞了个“十大伪科学代表作”评选，把一位博士写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一书列在其中，并要求有关部门禁止出版。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把达尔文的认识当成了宗教来膜拜，看起来是在维护科学，实际上把自己当成了“达尔文教”的教徒。反“伪科学”的人士或许不知道，达尔文的学说同样也是一种科学假设和科学猜想，而未必就是绝对的客观事实。有兴趣的探索者提出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也是一种猜想和假设，这种思想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不能认为达尔文的观点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任何科学和结论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都是可以质疑的、可以反对的，是允许人们对着它“胡思乱想”的，否则科学就不能前进。一切可贵的质疑和探索都应该受到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反科学”问题。
科学无疑具有重大作用。但是，科学本身不是一种宗教，也不是一种信仰。如果科学或者某种“科学结论”成为一种宗教，或者一种信仰，那么，科学前进的脚步又会被束缚住了。科学一旦成了宗教，科学创新就会被严重窒息；科学一旦成了信仰，旧有的“科学知识”就会变成顽固的偏见，科学就会演化为迷信。
上述问题，在近年来一些“反伪科学”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的学者称之为“科学神教”。一些“反伪科学”行为的实质是打着科学旗号的宗教，挂的是科学的羊头，卖的是宗教的狗肉，也可以称之为“极端科学主义”。“科学神教”和别的宗教外在表现形式不一样，因为它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具有很强的蒙蔽性（这和极“左”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害人一样）。从个别“反伪科学”人士在网上大量发布的藐视中国司法、丑化中华文化、诋毁宗教信仰、肆意谩骂他人的文章看，“反伪”活动还有明显的邪教化趋势。
日本科技史学者汤浅1962年研究了1501年到1950年世界范围的科学成果后提出，在这四百多年间，世界科技中心发生了五次大转移，即从意大利（1540年～1610年）、英国（1660年～1730年）、法国（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