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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下午，校歌委员会第一次开会，“接受了罗的词，但未通过曲”〔1〕。至于“罗的词”是什么内容，日记未提。下次开会在11月24日下午，经过讨论，决定先把已接受的歌词报告常委会。朱自清这天的日记记着：下午在冯家开校歌委员会。校歌之词如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贞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倭虏复神京，还燕碣。〔2〕
歌词作者是谁，日记未提，联系上次开会“接受了罗的词”，可以断定是罗庸无疑。附带说一句，《三松堂自序》未提这篇日记，是忽略还是掩盖，不得而知。
常委会对这首歌词没有表态。“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个校歌样子”。这是冯友兰在1968年7月5日所写的“交代材料”（见《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中透露的一点消息。《满江红》是词，还用了些典故，如“一成”“三户”，不加注释还不易理解。西南联大一贯传承新文化，又不缺少新诗人，为什么不写一首新诗作为校歌，像当时的抗战救亡歌曲那样？选作为校歌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告奋勇写出如下的一首富于时代精神的白话诗：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收复失掉的家乡。
校歌委员会有了可供选择的两首歌词，可惜都没有曲谱。委员之一的朱自清想起清华研究院毕业生、正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任教的张清常。他能谱曲，曾与朱先生愉快地合作过，于是就把这两首歌词一起寄去浙大。张清常也乐于为母校效力。他收到两首歌词，反复吟诵、比较，再三考虑，认为罗词上阕悲愤，下阕雄壮，是一首好词，适合于作校歌，就把它谱成男女声四部合唱曲，用五线谱和简谱各抄一份，及时寄回昆明，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简谱那份还记下：“廿七年十二月于广西宜山。”
张清常只给罗词谱了曲，冯词的曲谱还得另外找人来完成，这大概花去不少时间。最后总算由马约翰和沈有鼎两位教授分别为冯词谱了曲。马谱用的圆舞曲的形式，四分之三拍子，沈谱是四分之二拍子的进行曲。校歌委员会把这三支待选的校歌油印出来，组织专人练唱。1939年6月14日下午，在南区一间刚建成的大教室（还没课桌椅的空屋）里举行扩大的校歌委员会，除校歌委员外，列席的尚有为冯词谱曲的马约翰、沈有鼎，另外，还邀请了一位音乐造诣颇深的外文系教授杨业治先生。此外还有一些演唱这三首校歌的学生。朱自清日记是这么写的：“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接受冯的歌词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由马、杨、沈负责修正。”〔3〕值得注意的是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冯的歌词”，是与马谱联系着的。在这次会上，杨业治看了三份校歌（读谱？雪后，“立即主张采用罗庸词、张清常曲的《满江红》为校歌。《满江红》词的意境与岳飞的《满江红》有很多相似处，它受到了岳词的启发。历史环境的相似，悲愤激昂的情绪相似，甚至个别处遣词亦相似。歌词与曲调非常吻合。前半阕的悲怆沉着，后半阕的高昂兴奋，表达了我们百年来的积愤和今日雪耻图强的决心。这即是我们那时的情怀”〔4〕。他记不起校歌演唱的情景，只是读了三首歌词和曲谱后作出的结论，这次校歌委员会没有讨论，只对马谱提出了须修正的意见，还请三人负责进行。实际上，一支乐曲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让三个人来修正不过是句空话，是“否定”的婉转说法。两个星期后的6月30日下午，校歌委员会开会专门讨论张清常谱的曲子，最后通过了罗词张曲的《满江红》作为西南联大校歌。朱自清日记记着：“三个委员同意张的曲子，他们认为曲调比歌词更重要。冯的歌词早为大家所接受。”〔5〕最后一句再次提到“冯的歌词”，似与上文语气不相连贯，说“早为大家所接受”，也与实际情况不合（半个月前才接受，说不上“早已”）。这次讨论并通过的张清常的曲谱，他谱的是罗庸所作的《满江红》，而这一歌词是半年前（1938年10月30日）就已接受，并上报给常委会的。因此，这里的“冯”字当是“罗”字之误。日记原是写给本人看的，个别笔误实属难免，只须参考相关资料，很易订正。冯先生抓住这句话来证明他是《满江红》的作者，是经不起推敲的。纵观前引的四则朱自清日记，谁是联大校歌的作者，读者自可作出回答。
6月30日的校歌委员会上通过了罗词张曲的《满江红》作为联大校歌，立即上报常委会，由主席冯友兰具函，委员五人签名。7月11日第112次常委会作出决议：依照校歌委员会所拟校歌通过。15日，向学校各部门咨照校歌通过事。最后审定公布的歌词有一处改动：“倭虏”改为“仇寇”。19日，备文向教育部呈报，同时撤销包括校歌委员会在内的已完成任务的六个专门委员会。
冯友兰的歌词既然在6月30日的会上落选了，他就以《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为题，在７月７日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文字略有改动：“西山”改为“碧鸡”，“滇水”改为“滇海”，“的”全改为“底”，保持他的文字风格。
再说在广西的张清常，当他得知自己的作品终获通过，自然无比兴奋和激动。他也看到了给冯词谱曲的马、沈的作品。他年少气盛，觉得马、沈没有谱好，自己倒可一试。他给冯词谱成一首男高音独唱曲，穿插在他另外创作的一首题为《敬献西南联合大学》的组曲里。这首组曲包括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同唱校歌”（罗庸作《满江红》）；第三乐章是男高音独唱曲，是他称作“勉词”的白话诗（冯友兰作），他认为这诗大多是祈使或命令语句，作为老师对学生的勖勉之词，还是挺合适的，所以称为“勉词”。由于当时他还在浙大，不知道该诗发表时有所修改，采用的歌词仍是保存在他手头的初稿。“组曲”于7月底完成，寄到昆明时，校歌委员会已不存在。辗转传到冯友兰手中已是10月中旬，冯看到后就以个人名义具函常委会汇报此事，同时把曲谱附呈。梅贻琦常委阅后，在原函上批：“文书组函张先生致谢。乐谱留存。”这已是11月1日。
1940年秋，张清常应聘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他一到学校，发现当时印发的校歌歌谱略有差错，亲自动手订正，重新铅印分发。新生入学时，他亲自给他们教唱。他还挑选一批爱好唱歌的学生组成校歌合唱队，练唱他作的那首《敬献西南联合大学》的组曲，后来在1941年11月1日联大举行第一次校庆活动时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梅贻琦常委说，他还没有见过哪个学校的校歌是以这样庄严、优美的形式来演唱的。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联大完成战时联合办学的历史使命，行将结束，三校也准备复员，只因平津校舍尚待接收与修复，加上交通工具紧张，复员工作一时无法进行，学校决定在昆明续办一年。1946年春，张清常在那首“组曲”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创作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除了原有的罗作“校歌词”和冯作“勉词”外，他还特地请冯友兰作“引”（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又从冯友兰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铭辞》中摘录一些，与校歌下半阕配合，称作“凯歌词”（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欠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他组织联大附中的学生合唱队练唱，于1946年5月4日联大举行结业典礼时演出。这一歌谱（每一部分歌词都分别注明作者）流传颇广，1967年3月1日台湾新竹版《清华校友通讯》第19期上重新刊载的那份《联大进行曲歌词》，就是一位校友自美返台度假时带去的。联大档案里自然也保存着这一珍贵资料。1986年冬张清常写的回忆文章《忆联大的音乐活动——兼忆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6〕可以参看。
西南联大校歌诞生的不寻常的经历告诉我们：罗庸作的《满江红》（张清常曲）是西南联大校歌。冯友兰也写了一首白话诗，没有选上，就以《拟……校歌》为题发表的，张清常也为它谱过曲，称“勉词”，收入“组曲”和“进行曲”里。几十年以后，冯先生忘记了自己写过并发表的那首《拟……校歌》，错把《满江红》当作自己的作品，又因他坚信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失去，一再宣称自己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的作者，他不仅在《自传》、《三松堂自序》中谈到，还写成“条幅”“册页”传出，很多人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为他作传的也好，为他撰年谱的也好，都轻易地采用了他的说法，实际上都受了蒙蔽。如果查一查有关档案，一切都会明白。历史是客观存在，无法被某一个人所改变的，大师也不例外。
注释：
〔1〕〔2〕见《朱自清全集》卷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57、560～561页。
〔3〕〔5〕《朱自清全集》卷10，第31、34页。
〔4〕杨业治：《从南岳到蒙自——抗战初期的片断回忆》，收入《西南联大在蒙自》，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2页。
〔6〕收入《笳吹弦诵情弥情》，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356页。
文明发展的三阶段
？ 严小龙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时空观，以及在这种时空观下形成的新的综合研究方法。他指出，这种“新的综合方法”，就是“要像一个通晓数门知识的通才，而不是某项问题的专家那样地去思考问题”。同时他把其原因归结为：是第三次文明时空观的冲击，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变化。
托夫勒认为，在许多工业化以前的社会中，人们崇尚时间循环说，普遍把时间看作是循环的。“从玛雅人到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时间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历史是无止境的重演，生命也许就是通过新的肉身的再世来生”。在空间上，第一次浪潮（农业文明），产生了一种守田定居的“狭隘的空间”，取代了过去那种“空间广阔”的游牧迁徙生活。总之，在这种时空观下，人们是用一种综合、整体、神秘的眼光打量着周围的世界。
工业文明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前工业文明的时空观。在时间方面，“不仅把时间划分得非常精确和标准，而且把时间置于一条直线上，一头可以无限地回溯到过去，一头可以无限地延伸到将来”。简言之，工业文明把时间直线化了。在空间方面，工业化“再一次建立了‘空间广阔’的文明”。一方面，“时间的直线化，也有它空间的对称物”，易言之，时间直线观，要求有新的空间形式与之相适应，如直线的铁路、航线、城市规划和建筑物的型式等；另一方面，这种生活空间的扩展，实际上也是工业文明空间形式直线化产生的前提。因此，可以说，对时空认知的直线化，是伴随工业文明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同时也是将“思维直线化”内化到人们心灵深处的哲学基础。
然而，这种固定的“直线文化或思维模式”现在已遇到第三次浪潮的严重挑战。因为在新的信息文明面前，没有一种事物是不变的，明天的设想，不一定就是今天的延伸。由此，托夫勒指出，工业文明的直线思维观“着重提高我们把问题分解成各个部分的能力，而对把各个部分重新综合的能力，却很少予以鼓励。多数人从受教育起，就善于分析，而不善于综合”。因此，“今天，我相信我们已处在一个新的综合时代的边缘。在所有的知识领域里，从严谨的自然科学到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我们将看到广泛思考和全面理论的恢复，看到重新将各个部分再度综合起来”。显然，这是信息文明使我们思维方式再一次综合化了。
这样，一条文明的发展轨迹也逐渐清晰呈现在我们面前：前工业文明＇时间循环说，空间广阔化（前农业文明）、空间狭隘化（农业文明），思维神秘化、整体化＇；工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