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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欤？周、鲁非舟、车欤？今祈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杂篇·天运》）可见攻击庄子反对人类文化和社会进步，是受郭象误导的莫须有罪名。庄子不可能幻想“混沌”复活，更不可能主张开历史倒车退回“造化初境”。
庄子认为，“混沌死”后的人类在远离“造化初境”之后，其“文化”包括顺道文化与悖道文化两部分。对顺道文化必须予以哲学建构，而对悖道文化必须予以哲学解构。
庄子建构顺道文化、解构悖道文化采用同一思想范式，即庄学四境的基本公式：
无×→小×→大×→至×／无×
“无×”表示“造化初境”，“小×”表示“文化小境”（含顺道、悖道），“大×”表示“文化大境”（含顺道、悖道），“至×／无×”表示“文化至境”。
“文化至境”的“至×／无×”表达式，创始于老聃，如“至誉无誉”（《老子》三十九章）。然而“内七篇”从未出现这一表达式的标准形式，原因之一是“支离其言”，原因之二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杂篇·天下》）。如果每论及一项文化名相都用标准式，《庄子》就不可能成为语言极品，而会像《老子》那样变成一堆“格言玻璃球”（卡夫卡语）。“外杂篇”倒有一例标准式表述：“至乐无乐。”这仅有的一例标准式，正是与《老子》的“至誉无誉”以引语的方式同时出现：“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外篇·至乐》）
“至×／无×”是一切道家箴言的终极表达式。称为“终极表达式”，因为这一表达式正是“吊诡”的。庄子灵活运用终极表达式时，有时省略前件，有时省略后件，若不理解庄学四境，就无法理解在庄子笔下，终极表达式的省略式与非省略式完全等价，也难以认识庄学对老学的解构性扬弃和全方位突破，从而无法理解全部庄学。
处于“文化小境”、“文化大境”的人类文化，不可能纯粹悖道，必有其历史合理性（包括儒、墨百家之学）；更不可能纯粹合道，必有其历史局限性（包括道家之学乃至庄学），因此庄学四境把建构顺道文化、解构悖道文化予以合论。
所谓顺道而行，就是以“道枢”（《内篇·齐物论》）为圆心的旋转式上升。当人类文化顺道而行完成一个圆周时，“文化至境”就在更高层次上抵达“造化初境”的上方——从“道极”视点俯视，“文化至境”就与“造化初境”重叠，实现文化与造化同功。这就是以庄学为源泉，贯彻一切中国艺术的普遍通则：尽去雕饰，无斧凿痕；“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计成《园冶》）。古典诗话、古典画论中，同类语无穷无尽。“文化至境”是对“造化初境”的超越性复归。超越性复归决非面向过去的历史倒退，而是面向未来的永恒“复归”。“文化至境”既非“返于始”，也非“至于终”，而是庄子下语精确、不可移易的“返复终始”（《内篇·大宗师》）。
正因为深知业经“文化”的人类永不可能简单退回“造化初境”，为了强调“文化至境”是对“造化初境”的超越性复归，庄子在表述“文化至境”时，通常省略“至×／无×”之前件“至×”，而仅仅表述为后件“无×”。“内七篇”的“无×”从不意味着“造化初境”，永远意味着“文化至境”。
庄子对“文化至境”的正式命名，就是《逍遥游》结尾的“无何有之乡”。“无何有”三字千古无解，其实就是“至×无×”，如“至知无知”、“至乐无乐”等等。“造化初境”是“无”之境，“文化小境”、“文化大境”是“有”之境；“文化至境”的前件“至×”也是“有”之境，但“文化至境”的后件“无×”，却是从“有”之境向“无”之境的超越性返回和复归，于是成为“无何有”。
由于“造化初境”与省略前件的“文化至境”名相全同，而庄子（包括老聃等其他道家思想家）又不断强调对“造化初境”的“返回”、“复归”，因此许多未窥庄学四境者不明白“返回”、“复归”的超越性，误以为庄子主张从“文化小境”、“文化大境”简单退回“造化初境”。这一相当程度上源于郭注义理的根本性误解，导致郭象版《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形态及其特质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尽管这一不良影响丝毫不足以抵消《庄子》对中国文化的形态及其特质更为深广的良好影响。
由此可见，庄学四境也可以简化为“无→有（含小、大）→致无”三境。《杂篇·天下》开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郭象误将“有为”连读）意思是说：道家之外的诸子百家，无论处在“小境”或“大境”（均属“有”之境），都想把本门学说抬高到“不可加”的至高之境。然而至高之境不可能是“有”之境，只可能是“致无”之境。
除了“道”，“道”所生“万物”皆属“德”——得之于“道”，“道”分施其部分于天地万物。人类是“道”所生“万物”之一，因此一切形而下层面的文化现象和形而上层面的文化名相均属“德”。顺道文化是真“德”，悖道文化是伪“德”。但无论真“德”、伪“德”，都不能抬高为“道”。“致无”之境也不可能与“道”等同，而是无限趋近于“道”。
一切文化纷争，无不是在“有”之境中争“大”论“小”。争“大”论“小”原本有其合理性，即不执成心、不计私利地客观探讨谁相对更近于道，谁相对更具真理性，一旦发现己有所非，便无条件服从真理，哪怕有损一己私利。若争“大”论“小”时固执成心，乃至欲谋私利，把所据真“德”、伪“德”抬高为“道”，把相对真理夸大为绝对真理，就是对“道”的背叛和亵渎，就是“遁天之刑”（《内篇·养生主》）的“天之戮民”。儒、墨百家皆囿于人间俗见，而又各执门派成心，“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内篇·齐物论》），最后儒家借助专制庙堂之力剿灭了墨家、名家、杨朱之学——而《庄子》凭着“支离其言”幸免毒手。
“无”之境与“致无”之境的区别是：“无”之境没有文化反思和哲学内涵，“致无”之境有文化反思和哲学内涵。“无”之境不自觉地合于“道”，“致无”之境自觉地合于“道”。
“无”之境与“有”之境的区别是：“无”之境没有文化反思能力，同时也不可能反对文化反思。“有”之境有文化反思能力，然而常常反对文化反思；或者不反对与其无关的文化反思，但反对与其有关的文化反思，甚至借助世俗权力扼杀与其有关的哲学批判。任何思想争鸣、学术争鸣、文化争鸣，借助世俗权力一方必定更为悖道，永无例外。
科学是“道”被人类知性认知而且得到实证的普适部分，是“文明”的核心。哲学是“道”被民族悟性认知而且得到认同的独特部分，是“文化”的灵魂。形而下层面的文化现象，其“小大之辨”的正确答案，必定合乎普适科学。形而上层面的文化名相，其“小大之辨”的正确答案，必定合乎作为民族文化灵魂的独特哲学。
只有合乎独特哲学之思想范式的文化形态，才会在受历史条件限制的文化竞争中脱颖而出，积淀成民族文化的特质。因此一个民族选择怎样的独特哲学，按照怎样的独特思想范式建构其文化，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形态、特质和标高。幸运的是，古典中国的江湖顺道文化选择的是庄子哲学及其思想范式。然而不幸的是，古典中国的庙堂悖道文化选择的是儒家哲学及其思想范式。由于儒家哲学得到专制庙堂力挺，庄子哲学在与其长期博弈中，表面上始终处于下风，尽管实际情形正好相反。
顺道文化必定合乎已知科学，但又必然超出已知科学，其超出已知科学的部分，未必能得到同一时代的已知科学支持，但必然能得到未来时代业已发展了的科学之支持。引导“文化”的独特哲学，就这样与引导“文明”的普适科学携起手来。哲学悟性与科学知性，由此成为人类理性的双轮，“以神为马”（《内篇·大宗师》）地驶向造化与文化同功的通衢大“道”——但永远不可能抵达终点，因为“无极之外，复有无极”。未来如来。未来已来之后，复有无尽未来。
建构、解构并举的庄学四境，在作为文化源头的轴心时代，一举完成了古典中国之顺道文化的建构范式。其强大的建构功能，使后轴心时代的中国文化在形态及其特质方面，呈现出迥异于其他民族的奇妙品质。两千余年来，古典中国之顺道文化的建构与创获，无不与《庄子》息息相关。然而庄学四境的强大解构功能，对后轴心时代中国悖道文化的实际解构作用，却因郭象的曲解妄注而被极度削弱，以致对古典中国之悖道文化的解构时至今日尚未彻底完成。而重新认识不朽的《庄子》，必将有助于彻底解构悖道文化，使中国文化再次大放异彩。
五、专制天敌，正解招杀
尽管庄学四境有强大的建构、解构功能，但庄学异于中外一切哲学的伟大之处，是其终极解构特质。因此庄学建构的一切，包括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也被庄子用庄学四境予以终极解构。因为一切文化名相，充其量是无限趋近于“道”的“德”，“内七篇”所及一切文化名相，以及儒、墨百家所及一切文化名相，包括一切人类语言，都不可能终极表达“道”之究极，因此庄子亲撰的“内七篇”不仅是对悖道文化的彻底解构，也是在对顺道文化予以建构之后的超越性解构。“内七篇”立足于仅有相对之“是”的“德”（天地万物、人间一切），仰望作为绝对之“是”的“道”（宇宙总规律，已知科学仅为其部分）。庄子像任何人一样，不可能一语道破“道”是什么，“内七篇”是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宗师庄子对“道”美妙无比、登峰造极的一曲颂歌。
理解庄学四境的最大益处，就是培养对“道”即客观真理永无止境的开放心态和无条件敬意。任何伟大文明和高级文化都离不开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无条件敬意。正是凭借轴心时代的不朽《庄子》对客观真理的开放心态和无条件敬意，后轴心时代的古典中国在上有专制庙堂、下无逻辑利器的双重不利条件下，依然在近代以前抵达了文明与文化的双重高峰，创造了全球文化视野内独一无二的中华奇迹。
被专制庙堂钦定为官学的儒家学说，是支撑庙堂中国之政治形态成为超稳定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十三经”成了庙堂中国的政治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一半的基本谜底，业已为诸多国人了解，也已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部分了解。
与儒家意识形态彻底对立的庄子哲学，是支撑江湖中国之文化形态发展出奇迹般中华特质的主要原因，因此《庄子》成了江湖中国的文化圣经。——这是中国之谜之另一半的基本谜底，远未为国人了解，更未被迷惑于“东方神秘主义”的异邦人士充分了解。
郭象以来儒生治庄，字词训诂不无所得，篇章义理殊无可取。常常字面显义未解，句读章句也未通，遑论字面显义、句读章句背后的精深奥义。以郭象义理为依据的现有一切《庄子》外文译本，不可能不谬以千里。
然而郭象及其追随者对《庄子》的曲解妄注只是庄学奥义沉埋千古的表层原因。历史之父司马迁与一代文豪苏东坡判断《庄子》实质的分歧，无可辩驳地证明：庄学作为专制庙堂及其意识形态的终极天敌，才是其奥义沉埋千古的深层原因和根本原因。《庄子》传世两千余年，儒家士林能够提交以及专制庙堂乐意接受的只能是错误答卷，洞悉庄学奥义者对此只能沉默。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认为庄子“诋訾孔子之徒”的司马迁，硬被苏轼斥为“知庄子之粗者”。“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世上竟有此等奇事：越敬佩你就越斥骂你？越援助你就越排挤你？苏轼论证其诡辩的荒谬逻辑是：“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指《杂篇·天下》）论天下道术，自墨翟、禽滑厘、彭蒙、慎到、田骈、关尹、老聃之徒，以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庄子祠堂记》）
不屑齿及，竟然是“尊之至”！那么《天下》未曾齿及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