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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组织以寺庙为单位，一个寺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组织内部，有严谨的结构，但是走出寺庙，佛教并没有一个把寺庙联合起来的横向的机构。因此，纵使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寺庙，但是他们互不关联，而且没有等级之分，别管寺庙大小，方丈都是一样的级别，少林寺的方丈是方丈，法源寺的方丈也是方丈，彼此平等。平等当然有平等的好处，但也导致佛教难以形成势力，因为谁也号令不了谁。
而天主教则是一个类似世俗政权的金字塔结构：塔尖是教皇，下面有红衣大主教，和大主教，在下面有主教和神父，可谓等级森严、结构严密。垂直体系便于整合势力。这就和过去一些大的帮会一样，要成气候，一定要有等级，否则就是一盘散沙。
宗教势力对世俗政权的影响很难衡量其利弊。回过头看，当初西方教廷势力过大时，也一度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比如，教廷烧死科学家哥白尼就是明显的一个坏例子。但是，从更长远看，宗教势力介入世俗政权也要一分为二，它也和世界上任何事务一样，有一弊就总有一利。这一利就是，宗教势力也可以成为社会稳定甚至民主发展的一种力量，这一力量来自于其对王道的制衡作用。
总体而言，今天西方的民主进程快于东方。这绝非只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功劳。如果论思潮，中国早在孟子时代就有“民贵思想”甚至“民本思想”（孟子早就提过“民为贵，君为轻”。当然，孟子的民贵思想的出发点是“君”，这是后话。），但仅有思想远远不够。我认为，西方的民主先进一些，实在与宗教势力分去一部分王权，从而产生某种制衡力不无关系。
仔细分析，东西方的王道其实有很大差异。中国的王道至高无上，不仅讲究“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绝对服从，而且中国的王道是“天授”，皇帝是天子，是“奉天承运”。而西方的王道就则是纯世俗的，没有上帝给它撑腰。因为上帝只给教会撑腰，如果说西方也有“天子”，那也应该是教皇而不是国王。这样，东西方的王道就有了“天壤之别”，一个是天子，一个是人君。
“出身”差异导致利益和权力也大不同。在中国，王权拥有一切。姓赵的当了皇帝，天下就姓赵，所有东西名义上都是他的。而西方不行，你虽然是君，但也是人，和贵族甚至百姓没有本质区别。加上旁边还有和你平起平坐的教廷势力，这就使得王不得不和贵族和教会展开博弈。几百年的博弈下来，产生了影响到后世政权的“圣经”——《大宪章》，这一“圣经”规定了国王与贵族彼此的权力和义务，大大削弱了王的权力。
这个把王道加上了紧箍咒的《大宪章》其实是后来西方民主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这个东西，西方之后的民主进程只靠几个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论，绝对不可能走的这样快、这样彻底。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宗教制约王道，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进步。
没有制约的王道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显现出积极的一面，比如在生产力比较低时期，集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资源，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高度集权使中国在长达近1000年的时间内领先于西方。
但是，别忘了“特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王必须是明王而不能是昏君。因为，没有制约的体制导致在体制内部没有办法产生自我修复的力量，要改朝换代，只有靠来自外部的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皇帝别管多么昏庸、多么残暴，永远不会在本朝代内，像英国的查理王、法国的路易十六一样，被推上断头台。除掉夏桀，只能靠商汤，同样除掉商纣王王也只能靠文王和周公。
因此，中国为除掉暴君所付出的社会总成本就比之西方大得多。所以，明君们殚精竭虑积累起来的财富，就在一代代王朝更迭的革命里毁于一旦。周而复始的打破重来的发展模式的结果正如艾丰先生说的，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奋斗了几千年，换来的还是一穷二白。2007。4。12
覃贤茂点评：
池田大作在《社会与宗教》一书中谈道，在古代，政治与宗教在任何情况下都紧密的联系着，这种联系一方面带来了有益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很大的癖病，此处可与萧然兄的这篇文章互作印证。
基于佛教本身的义理，佛教与其它的宗教，对于世俗与权力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区别。作为佛教信仰者的池田大作，也是倾向于反对佛教与世俗权力过于紧密的结合。
在纯粹的宗教的意义上，超越国家的政治和权威，而获取和证明自身的价值，通过个体内省的修悟，明心见性，甚至成佛，我以为这是佛教比其它宗教更为纯粹和超越的地方。
第四章 尘缘 几种让人拍案叫绝的观点
艾丰老师所讲的竹竿论其实是强调社会的秩序，没有秩序，大家谁也通不过“城门”。他的智慧在于，在常人所不注意或习以为常的的地方能发现独到的东西，从而把竹竿和社会秩序对接。（提要）
学问大家多长寿，动辄活过九十多。但是分析智者长寿的原因可是五花八门。我听到的最奇怪，也是让我最震惊的一种分析是所谓“占便宜论”。
这是一位长辈的观点，他在十几年前对我谈起为什么智者长寿的原因时说：“那是因为这些人脑子好用，别人算计不过他们，所以每次他们都能占到便宜。因为占了便宜，所以回想起来的都是快乐，自然心情舒畅，故长寿。相反，笨人和人交往当中，由于算计不过来，所以总吃亏，回想起来就郁闷，越想越窝囊，结果窝囊出病，故长寿不了。
告诉我这个秘密的长者后来得了严重的心脏病。我估摸，得出如此奇怪的结论也许是他一生人生经验的总结，他可能属于算计不过别人而总感到窝囊的人。不过，他知道普通人的窝囊，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由于不是智者，他恐怕只能用愚人之心去度智者之腹。
还有一个让我振聋发聩的观点是中午才听来的。讲此宏论的是艾丰老师。
艾老师前一天去清华讲课，讲了思维八论，当中谈到竹竿论。我们都知道一个预言，一个人扛一根竹竿过城门，横着过不去，竖着也过不去。正在犯愁，旁边一位告诉它顺着不就过去了吗？这个预言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分析过为什么横竖过不去而顺着就过去了？
我们被问愣住了。艾丰老师说，无论横竖，你都想把一根竹竿不分先后，一起过去。而顺过来的关键是让一根竹竿从头到尾，分部分、分先后地过去。
艾丰老师所讲的竹竿论其实是强调社会的秩序，没有秩序，大家谁也通不过“城门”。他的智慧在于，在常人所不注意或习以为常的的地方能发现独到的东西，从而把竹竿和社会秩序对接。
还有一种观点来自球场。我的一位朋友是高尔夫高手，他的成绩一直稳定上升，这在业余选手中非常罕见。他告诉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关键在于用脑袋打球。
“一般打球的人总是记住自己打的最得意的那些杆，而我则总是记住打坏的那些杆。其实，“得意之作”是小概率事件，正因为小概率，所以才得意。在选择球杆时，这种人就按照自己最得意的那几杆去比照，比如5号铁杆曾经打出过200码，于是就按照这一极限去选择。其实用5号铁打200码恐怕只有20％的成功概率，所以失误自然难免。而我在选择杆时，因为总是记得打的不成功的例子，所以留很大余地，会选择成功概率最大的杆，因此失误的概率就少。这就是我成绩稳定的奥秘。”
不熟悉高尔夫的人可能听得云里雾里。其实说白了就是用大概率去处理问题，而千万别总想用小概率去撞大运。大运有可能撞到，但多数时候会落空。我这位朋友打球的经验其实也不失为人生的经验。
在我们周围，很多人都有独到的观点，或精辟或谬误，但只要细心分析，对我们都不无益处。2007…06…05
评论：
我觉得还是不计较得失，心地善良宽厚的人长寿，而且生活质量也比较高。（一星半点）
好一个“用大概率处理事情”，当今炒股热，股民们应该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会得到启迪，以投机心理炒股就等于用小的概率去碰大运，成功的概率太小，被套牢的大多是这些人，而树立价值投资理念，是用大概率处理事情，成功的机率不言而喻。（过客）
长寿的原因也分性格吧！像我这样的人应该会长寿……记性不好，还比较开朗！主要是比较苯，已经知道不如别人了，那就这样吧。不努力的中国小女生。天天来这里学知识真的好开心，比看一些哲学和心理书好多了，谢谢萧然老师！（静）
覃贤茂点评：
多次听萧然兄谈到他的恩师艾丰老师，我自然也是对艾丰老师是倾心不已，倾羡有加。
此处，萧然兄转述艾丰老师的妙论。
所谓思维八论中的竹竿论，把一段我们都熟知扛竹竿过城门的耳熟能详的寓言，翻空出奇，另出高议，确实令我们耳目一新。
萧然兄引申艾风老师所讲的竹竿论，是强调社会的执序，这让我想起了数学中的一门学科，叫作统筹论。
统筹论是采用数学的方法，科学地安排时间、空间和人、财、物，使事物取得最佳的效果和效率。
我所就职的是一家电子公司，生产中也经常需要用到类似统筹论的原理来解决问题，其实也是能够一知半解。
然而艾丰老师，能以小见大，从平常的事物和大家熟知的故事中，引申出如此精辟独到的观点来，这种修为，决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妇人之仁与富人之仁及其利天下
一旦我们的社会，富人越来越多，富人之仁越来越普遍，可谓社会、民族之幸。因为，先哲早说过，同样的道德水准下，穷，充其量能做到独善其身，只有富了，才有本钱做到利天下。（提要）
在中国，妇人与富人的形象一贯不佳。在传统的市井文化，甚至包括主流文化中，妇人与小人、富人与不仁往往被划上了等号。
妇人好不容易与仁并列了一回，还连累了仁，好端端一个词被带上明显的贬意。最早以妇人亵渎仁的是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因为看到士卒受伤而流泪，被韩信在刘邦面前讥为“妇人之仁”。当然，若仅此，别说别人，就是死对头刘邦也会为项羽叫冤，韩信之所以得出此结论在于项羽的“小气”，不懂得及时论功行赏。
其实，妇人之仁的弊在于因小失大，但这其实并非妇人之专利。须眉犯此糊涂者比比皆是。故“妇人之仁”实在应改为“霸王之仁”。
如果说妇人之仁多少还有心慈的一面可取，那么为富不仁就让人彻头彻尾地痛恨了几千年。翻翻中国正史、野史，富人之恶劣形象比之妇人有过之无不及。大概除了陶朱公范蠡等少数富人没被鞭挞过，其余几乎无不被鞭得体无完肤，几乎与盗寇同伍。
轻妇与仇富可以说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条主线。但几千年后，轻妇似有改善，特别是在市井文化中，自妇女顶了半边天后，大有乾坤倒转之势。但仇富却了无改观。
妇人与富人地位的分野自身因素是最大因果。比如，妇人的命运改观，除了毛泽东的“半边天”说外，自己的争气也是原因。比如女子在体育上的骄人战绩就让须眉汗颜。而富人似乎少有这样的平反资本。
在一般人眼里，中国的富人除了住豪宅、开宝马让人眼馋外，就是包二奶、养小秘，甚至赌博、吸毒、嫖妓等恶行让人不耻。过去，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以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全世界富人都如此，于是认为“都是金钱惹的祸”，富人的人性是被“肮脏的铜板”熏没了。可门窗打开后，人们发现，天下富人并非全部如此。相反，不少富人不仅乐善好施，而且不乏社会责任感。比如世界首富的比尔盖茨，生前就立嘱，归西后几乎是全部财富捐给慈善机构救助穷人。就连形象欠佳的金融巨鳄索罗兹，捐给非洲灾民、捐给俄罗斯监狱用于给犯人治病的钱就数亿美元，而且私人生活堪称简朴。对比下来，不少中国富人之吝啬、生活之荒唐便昭然若揭。的确，中国这个家那个家都不少，唯独缺少慈善家。别说大慈大悲，就是妇人之仁都少。据说乞丐们都有体会，越是开豪车的人越不愿施舍。
为富不仁重要一个原因是缺乏一个阶层的健康的文化。一位英国回来的学者说：英国教育之最大目的是把人培养成绅士。一个英国父亲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