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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个处跟别的处不一样，这个设备处相当一 个公司，是局里的第二大处，直接管着下边好多厂子。“文革”前因为下边厂子太多，管不 过来，就筹建一个总厂，厂里边的党关系还没打公司转下去，搞起“四清”就不能动了， “文革”一来完全瘫痪，许多杂乱无章的行政事就摊在我们处。等我回来时，处里边群龙无 首，处长叫下边厂子揪去批斗，连一个管事的干部也被拖拉机厂揪走了。处里头没人，属我 岁数大点，文化水平高点，局长就叫我暂时管管处里的事。反正那阵子没入有心顾什么业务 了，有的怕丢乌纱帽，有的想当头，要不也轮不上叫我抓业务。我作为一般干部接下这个大 破摊子，整天抓东抓西，拆东墙补西墙呗。这会儿，各个单位都闹着成立“造反队”，好像 没有组织人就没保障。我们局里各个处也都闹起来。唯独我们设备处没动，因为处长不在， 主要干部又揪去了。可目标就集中我身上，闹着叫我出头。我一来胆小，怕事；二来，我说 了，出身不给劲，先渗着，能不干就别干。一动不如一静。
根据《十六条》，巴黎公社式选举“革命委员会”，非常荣幸，荣幸嘛呢，我们局成立 “革命委员会”要选四个成员，一个正主任，三个副主任；原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上了正 主任，我被选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当不上，咱这出身哪行？这就非常荣幸了。 革委会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烧呀斗呀都是他们三个同志操持。这三个同志出身好，算红 卫兵。可他们工作素质不行，就光搞运动。我领着十几个干部干业务。说适话，我心里觉得 这一次来势凶猛，早在工厂搞“四清”时就觉出来，可并不了解毛主席说的大权旁落，是要 把刘少奇这些人搞掉，还没认识到这么高。只觉得五七年大鸣大放，不过是诱敌深入。六二 年听到陈毅的报告，更明白这里边有深浅，接受历史教训嘛。再说出身不好，折腾不好就折 腾自己了，我这叫明哲保身。我就闷头干实事，可光搞业务不搞运动也不成，人家说你不忠 于毛主席，咱就接待红卫兵小将。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一拨一拨，有的客 气，有的穷横，不管他们嘛样，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席子弄稻草帘子，叫他们住；给他们 买绒衣棉帽；他们白吃自拿，就往帐上记，反正上边有精神，支援小将们。管这种事儿，苦 大累，那些小祖宗那么好侍候呀。我们设备处三番五次挪，绘他们腾住处，没窝儿了，最后 只好搬到局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里办公。这时别的处都成立“造反队”，唯独我们没成 立，这样就像我们不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无形中就有压力了。我 想个办法，天天下午坚持两个钟头学习，念文件，念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学语录，唱语录 歌，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风言风语就来了，说我们设备处是“逍遥处”。 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 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干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 “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 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 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 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 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 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 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 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 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 “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 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 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殊 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 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 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 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 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 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 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 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 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 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 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 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 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 常恼火，投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于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 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 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 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 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 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 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 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 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 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 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 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 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 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 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 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 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 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 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 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 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 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 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 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 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 “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 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 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 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 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情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 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 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 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 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情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情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 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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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一个老红卫兵的自白1966年20岁 男 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 《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 八。三一见到毛主席— 北京 作家协会批斗田汉— 大串联 —拥军派抢劫弹药库— 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 修教路线的典型— 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 “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 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 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 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 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潮的预演，上山 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 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 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 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 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 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 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 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 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 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 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