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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往后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挂在一起。再说，我坐车回去时，同车还有 别人呢，我还在厂医务室敷的药。我写了这些证人，都给他们甩了，我问，他们不回答。”
这人说：“你拿张纸，把事情的全过程如实写清楚，每一段时间里有谁能给你作证，全 写在上边，最后再写一句‘永远以此为证’。写完之后别交给军代表，就交给监狱值班的。 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规矩都得登记入档。这不就行了？记住，如果你真没这事，千万 别乱说，否则，一害别人，二害自己。共产党有个规矩，不管当时怎么样，多少年后总得复 查。这一点你必须相信。”
还是人家干这个的，有这方面经验。多亏他这话，真救了我。后来一个偶然机会，我得 知这份材料真的进了我的档案。大概就因为这份材料最后没能把我处死。宣判书上说我“在 证据确凿面前，态度极端狡猾，拒不认罪。”可能就指这材料说的。
判我刑时，并没公开宣判，而是在狱里“蔫判”。判我无期徒刑，终生监禁，打前监挪 到后监执行判决。打那以后，虽然我还不认罪，却认头了。没有的事也能判无期徒刑，咱嘛 也不信了。不相信国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觉得从此，一条血淋淋的尸体扒在我 身上，死粘着我。扯掉一层皮，也拉不下这尸体。监狱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再顶也没用了， 我也没有出来的一天了，一辈子活夜里边也死在里边，这就得换个活法儿，我好打球，玩 吧；我有能力，帮狱里做点事情。他们也没必要再饿我了，我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跟死亡 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着死”，到了底儿了，有嘛放不开？可我没忘了一件事，每隔一 段时间，准写一份申诉书递上去，申诉自己无罪，可每次申诉准驳回。他们不怕我写，我也 不怕他们驳回。监狱认为，法院不是白吃干饭的，不能没根据随便判人，可是监狱的任务就 一个：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顶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们干脆不理我这 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别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满十年时，“文革”完了，我心气儿变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愿望，可我接连碰到 两次打击，心气又低下来。
头件事，当时中央对判处长刑的犯人有所考虑。八0年给我改判为再坐十二年牢，《改 判书》上说我“认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讽刺！我打进来那天就没服过，硬说我 “认罪伏法”。他们当初判我，现在改判我，都不根据事实，怎么弄我都有理。我看没嘛戏 了。可是我接着又写份申诉书递上去，咱不申诉，就落个真的“认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0年三月我的申诉材料再次被驳回，原话是：
“你的申诉材料收悉，经本院复查，根据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实，处理得当，对你的申 诉，予以驳回。”
我的心又凉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来，那时候我坐在您面前，将近六 十岁了，另一副模样儿了！
可更稀奇的事还在后边。这次驳回没过多久，我忽然被宣布“无罪释放”。我讲这变化 ——
十月里一天，法院忽然来两个人找我，说要复查我的脚伤。就是当年在六0九事件中我 的脚被扎破的伤口，问我还有没有痕迹。
我说：“男人都有脚气，总脱皮，又过了十一年，哪能还有。”
他们非要看，我脱下鞋给他们看，真的没有了。我又想，他们不会凭白无故验我脚，我 的死案便透进了一线光明。我马上说：“你们对脚伤挺有兴趣，我提点旁证行吗？我还有这 只脚当时穿的袜子，上边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们很惊讶，说：“十多年，当时的袜子你还留着？”
我说，这袜子原先撂在家，后来家里送来穿。一次打完球，狱里有个坏小子跟我捣乱， 把我一只鞋连袜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这只。单只袜子没法穿，便塞在包里，留着缝东西时 拆线用。
他俩像发现嘛宝贝似的，叫我快拿来，我拿来一穿，弹力袜给脚一撑，那个破洞明显在 受伤的位置。他俩马上把位置画下来，拿走袜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证明我脚确实受过 伤，后边打死人就没我的事了，我有点激动，说：“问个问题行吗？”
“你说。”
“我奇怪了，我曾经提到过一个证人，就是武斗那天我从推土机救下来的那个司机，挺 大的个子，当时他满头满脸血，记不清嘛模样。是我把他带回厂，叫医务室的厂医绘他上的 药。他当时面临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当深，不会不记着我。为嘛这证人一直没出 现？”
法院这两人说：“昨天我们见到他了，他说他不记得你了。”
我说：“不可能。”
他们说：“你设身处地想想，当时他什么处境？他和你不一样，他是俘虏，心里恐慌， 又绘打懵了，还不知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怎么可能记住你？告诉你，他的话对你有利的， 只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当时给弄上一辆车，送到一个单位的医务室上过药。”
我想，也对。又问道：“我回厂时同车还有一个到我们组织来串连来的学生呢！”
他们笑了，说：“不是一个，是两个。你说的那个现在新疆，我们去过了，他已经给你 出证了。”
我再问：“我们厂还有一大帮人能给我作证，他们都死了？”
他们说：“你将来回去问问，他们当初都是怎么说的吧。像你这种文化大革命案… ”
我突然截住他的话，火了，说：“你打住！”
他们很奇怪，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别说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资本家，肃 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谁对谁？两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 死处打，为嘛？情杀？仇杀？谋杀？虽然六0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这人究竟死了。为 嘛？你问那真正的凶手，我料他准说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来，别看他伟大，叫他说， 他也说不清！”
他俩没话可答，只说：“你要保重身体，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 ”就走了。
一听这话，我心里有根，案要翻了。因为那时很多文革期间被屈打入狱的，蹲在牢里早 绝望了，一旦宣布无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脏猛烈地蹦蹦一跳，瘫了。大起大落，忽 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监狱就出过很多这类事儿，后来人家有经验了，事先暗示你一下， 垫个底儿，好缓冲一下。
果然，没过几天，我被叫到前监。法院来人，我们厂里也来人。法官说：“全体起 立。”还对我说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后宣布一张《裁定书》。原文 是：
“× 因打人致死一案，经× 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决无期 徒刑。经判定，× 打人致死，无实据，不能认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脸。屋于外边围着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后，都喊起来：“有戏！”
法官对我说：“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发工资一律补发。因为国家目前财 政困难，你的级别暂时还不能提，以后看机会再解决吧。记着，回单位不准找领导算账，账 要记在‘四人帮’身上。这次为复查你的事，你们单位领导帮了很大忙。有什么思想解不开 的，可以直接找我们法院来谈，好吧！”
随后，叫我去后监拿东西，跟厂里人回厂，厂里派车接我来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 破烂烂东西全分给大伙。这就走出凭白无故关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监狱。滋味？没嘛滋味，我 控制住自己，咱是汉子，没罪。进来是叫他们硬弄进来的，出来是咱自己两条腿定出去的。
回厂后，那帮弟兄跟我一见，我模样大变，当初挺神气的小伙子，如今这副吊死鬼似的 德性，他们都忏悔了，挺尴尬。我说：
“算了，我当初没跑出来，要是跑出来，你们都别想活，现在咱恩恩怨怨全结了。”
往后再一细说，真不能怪他们。
原来把我关进监狱那天，也把他们全都弄去，使出各种招儿逼他们。监狱里人上刑时鸡 哇喊叫的声音，吓得他们心里发毛。军代表还把他们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里人 跟他们哭，闹着让他们跟我划清界线。他们就顺秤爬了，人家怎么引就怎么说，最后编成那 个弥天大谎才放了他们。可如果他们顶着，结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们厂的厂医那姑娘真不错，她当时给我治的脚伤，坚持给我出证。单位领导就把她调 出医务室，在厂里调来调去，挤得她远离高飞，调到北京林业部。法院最后复查我的问题 时，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张当年为我出的证，说：“当时我妈妈对我说，那小 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里，你得说实话。我照实写了这张证词，可放在我这里十 年了，为嘛他们不要呢… ”我几次想找到她，当面谢她，不是谢她这个人，是谢她这颗良 心。那时碰到这种事，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后来听说她去澳门了。
我那贴身护卫是个倒霉蛋。军代表审他时，允他了，只要照他们编的那套说，保证不判 他。可宣判我时，连他一块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俩前后被押出来，他 大骂：“妈的，说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没那回事儿。”
押他的警察说：“住嘴，你早干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样无缘无故坐了十一年监狱，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来 的。
据说他被关进监狱以后，他父亲曾经设法从医院找到那个死者的死亡报告，并打听到死 者没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开棺验尸，验验死者头骨是否是用消防钩打开的，可当时不受 理。“四人帮”完蛋后，××纺织厂清查文革问题时，又把这事情折腾出来，说六0九死的 那人，是我们本厂对立面用小口径步枪打死的，凶手在我们厂，电车公司那两个人是冤的。 但很长时间一直按着这事没动，他们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儿。
后来又听说，早在抓我之前，这个厂已经搞出眉目，但突然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 来。我总琢磨这事，觉得是个阴谋，小阴谋外边还套着一个很大的阴谋。却又不肯信，如果 真是个阴谋，咱不就纯粹成了牺牲品？
我至死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牺牲品。不然，咱这辈子不就更没劲了吗？
＊＊＊任何人都是牺牲品——这就是那个奇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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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忏悔录
1966年19岁 女B市某歌舞团演员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我给他写了一封居然没有称呼的狠巴巴的信——他在 北大荒用放大镜在画报的剧照上寻找我——六一年爸爸饿死——他的遗言像一条鞭子——每 次谢幕都是给爸爸鞠躬——他肯定听见我的忏悔了
哎，作家，我问你一个问题：人为什么不能重活一次？这是谁定的？人如果真的能重新 活上一遍，准能活得没有失误，活得聪明而真实，活得不留下任何遗憾，但为什么偏偏你只 能活一次悔恨重重，无从弥补，愈活愈沉重，最后不是死了叫人埋进黄土，而是沉重的心把 自己压到土里边去。我多想重活呀，哎，这是不是唯心主义者的自寻烦恼。不，不！如果你 欠活人的债，可以想办法去偿还，但如果你欠的是一个死人的呢？那就注定无法挽回，一辈 子带着愧疚，如同手里攥一笔无处偿还的债，背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天天走下去。你作 家的天职不是抚慰人心头的创痛吗？你说人碰上这种苦恼该怎么解脱？嘿，作家也没辙了 吧。有人说，因为人生是一次性的，所以注定人是悲剧性的，你说对吗？既然悲剧是天定 的，命定的，那只有认了；认了就是忍了，忍到死去那天思恩怨怨全都了结，是吧……我是 不是开头就把话说糊涂了，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存心叫您摸不着头脑，自然不是！我也不知 道现在心里边为什么又乱起来，其实早在八宝山那次我就平静多了。八宝山那次？对，那是 给我可怜的色爸开追悼会。
我爸爸被打成右派时我十三岁。正在舞蹈学校上培训班。这培训班是国家一流的，目标 是培养舞蹈尖子。我有舞蹈天赋，是。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对爸爸能有多少理解？我哪里知道他在抗日期间，曾在党领导的一支 抗日演剧队——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积极宣传抗日，更不知道湘桂大撤退后，爸爸他们千 辛�